“我的幸福，往往来自于我所遭遇的不幸。”
在电影《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的开篇，小个子主人公捷克人简·迪特如是说。被监禁了近15年，简·迪特遭遇大赦获释，站在监狱的大门口，跌宕起伏的人生在他的回忆中次第铺开。
1968年8月20日深夜，数十万备有现代化武装的苏联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军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从此，漫漫长夜降临到这个欧洲小国。
《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便是捷克最著名的文坛巨匠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在这段漆黑长夜中写下的传世之作。2006年，在打了十多年漫长的官司之后，捷克导演伊利·曼佐终于如愿以偿将其搬上银幕，影片甫一问世，旋即轰动世界，此时，赫拉巴尔已谢世10年。
出生于1914年的赫拉巴尔，其人生可谓跌宕起伏。他年轻时曾就读于法学院，不久，因德国入侵、纳粹关闭了捷克所有高等学府而辍学，直到战争结束才修完所有课程，获得博士学位。然而，他却没有按部就班地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而是从仓库管理员、铁路工、炼钢工、打包工、推销员、剧院布景、龙套演员做起，“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正是这丰富的人生体验，赫拉巴尔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和看似随意的斐然文采。赫拉巴尔49岁时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可谓大器晚成，此后却频频获奖，迅速被世界文坛接纳。捷克斯洛伐克沦陷后，举凡不肯对占领公开表示支持的作家，均遭到新上台的权力当局的严厉制裁，赫拉巴尔是其中之一。
政治上的被抽离、文学上的被边缘，让赫拉巴尔倍感悲凉，他甚至萌发轻生的念头。幸运的是，妻子在布拉格远郊的林中空地置办了一所简陋的木屋，正是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赫拉巴尔找到了心灵的归所。萨特斯卡小镇蓝星酒店的小个子老板讲述自己从前在饭店当学徒的故事让赫拉巴尔深受启发，他灵感如泉涌，只用了18天的时间，就一气呵成了这部仅仅5个篇章、13万字的旷世之作《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难得的是，此后再未做一字一句地修改。
我们不难想象，赫拉巴尔如何在强烈的夏日阳光下带着满腔的激愤完成了这部著作。“烈日晒得打字机曾多次一分钟内就卡壳一次。我没法直视强光照射下那页耀眼的白纸，也没能将打出来的稿子检查一遍，只是在强光下机械地打着字。阳光使我眼花缭乱，只能看见闪亮的打字机轮廓。铁皮屋顶经过几个小时的照射，热得使已经打上字的纸张卷成了筒。”直到二十年后的1989年，这部作品才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作为“三部中篇小说”中的一部正式出版。在小说的“作者说明”中，赫拉巴尔感慨万端地写道。
在狂热的创作中，赫拉巴尔曾经希望有一天，能够有时间和勇气仔细琢磨，把这部稿子改得完美一些，然而，没有，46年过去了，作品以其天然的质朴保持着其无可褫夺的魅力。
“请注意，我现在要给诸位讲些什么。我一来到金色布拉格旅馆，我们老板便揪着我的左耳朵说：‘你是当学徒的，记住！你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老板又揪着我的右耳朵说：‘可你还要记着，你必须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听见了！’……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工作。”赫拉巴尔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了。在伊利·曼佐的影片中，这段饶有趣味的文字仅仅作为一个镜头一闪而过。赫拉巴尔由时间推进的讲述，在伊利·曼佐的镜头下变成了简·迪特人生的两个阶段的平行叙事，一个是他作为富有开创精神的年轻人，事业进取逐渐成熟的阶段；另外一个则是他年老体衰出狱后回归本真，追求内心的宁静的阶段。两重叙事的交叠轮回，让影片在冲淡平和的表象下更具有波澜壮阔的史诗气质。
个头矮小、涉世甚浅的简·迪特是一个身无分文的餐厅服务员，然而尽管身份低微，他却一直抱有两个梦想：一是有朝一日成为挥金如土的百万富翁，一是能够拥有自己的酒店，成就一番事业。在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里，他竭力拼搏、跋涉、攀登，以求熬到“侍候过英国国王”的那位餐厅领班的位置，命运之神不断青睐，他凭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技巧，他很快就在自己的事业阶梯上节节高升……在动荡的社会变迁中一步一步走向了成功的巅峰，最后自己成了布拉格最豪华酒店的老板，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二战终于结束了，迪特的妻子丽萨带着从被驱逐的犹太人家里掠夺的稀有邮票返回布拉格，他们借助这些邮票发了财，一次意外的失火却让丽萨死于非命，简·迪特有了用自己名字命名的“迪特大饭店”。然而，好日子不长，迪特因为串通德国人而被捷克共产主义新政权判刑，所有财产被没收且锒铛入狱。近15年的狱中生涯转瞬即逝，昔日朝气蓬勃的迪特走出监狱，满头华发，孑然一身，回顾一生，过去的一切宛若一个华丽而恍惚的梦。
年老的简·迪特心如死灰，年轻的简·迪特梦想张扬。借助着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年届七十高龄的伊利·曼佐将赫拉巴尔的故事处理得举重若轻。伊利·曼佐曾改编过六部赫拉巴尔的作品，其中包括曾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严密监视的列车》和柏林金熊奖的《失翼灵雀》，事实证明，在改编赫拉巴尔作品方面，他确实是无可撼动的不二人选。
伊利·曼佐用影像的方式，完美地保持着赫拉巴尔用文字营造出来的截然对立的情绪氛围——紧张与松弛、夸张与谨慎、严肃与戏谑、冷峻与狂热、幻想与实际、平和与波澜——并使得影片的主题在不同关键词之间自由切换。他用几个具有喻象性的概念——镜子、道路、金钱——来表达主题的无限丰富和无穷可能，在简·迪特滔滔不绝、近似泛滥的叙事海面之下，潜伏着深不可测的审判和放逐。影片的名字是“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看过影片才知道，简·迪特的一生跟英国国王了无干系，这句话其实取自简·迪特问饭店领班何以精通各种待客之道，每一次，领班总是回答说，“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在影片中，简·迪特因个头的矮小而自卑，所以他常常用一些意想不到的技巧“垫高”自己，赢得满足。他喜欢出其不意地将硬币抛撒在地上，暗中窥视人们疯狂拾捡的失态；他经历过众多女人：天堂艳露的雅露卡什、宁静旅馆的女佣凡达、巴黎饭店的尤琳卡，还有德国教师丽莎。每每与女伴沉醉于温柔之乡之时，简·迪特总会用花哨的饰品在女伴的胴体上摆出奇妙的图案，并借助一面镜子，让女伴打量其中妙不可言的自己，“对于女人，我懂得爱情和床上的游戏，从我在她们的肚皮上铺满鲜花开始。”在影片的结尾，简·迪特将数面镜子摆放在空旷的房间里，镜子中闪回着简·迪特的青春片段，镜子在这里完满地完成了影片的主题阐释，大大小小的碎片、重重叠叠的影像、虚虚实实的映射，其实恰是一个小个子在大时代中的分裂和挣扎，是捷克甚至是欧洲半个世纪动荡的写照。
简·迪特喜欢在啤酒杯背后，观察形形色色被扭曲的人形。这些扭曲的人形何尝不是捷克人的写照？他们持杯在手，身体里有着与生俱来的快乐细胞，却又有难以排遣的历史隐痛，他们有着夸张的喜怒哀乐，也有着痛彻骨髓的腥风血雨，伊利·曼佐用漫无边际的诙谐道出了捷克的悲恸与凄凉，这是他的才气和力量，也是他不动声色的残忍，恰恰是在这样的残忍中，一个民族的苦难与坚强不动声色地凸现出来。
赫拉巴尔对中国传统文化痴迷不已，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恰是如此，东方哲学的沉着与空灵常出现于他的作品之中，这也反映在这部影片里。“人，总是在意外中，方能成为真正的人，在崩溃、出轨、失序的时候。”影片的结尾，简·迪特说，这几乎是赫拉巴尔颠沛流离的一生的写照。1996年，赫拉巴尔从一家医院的五楼坠落身亡，自杀还是他杀？至此依然是个谜。在他的笔下，简·迪特出狱后，被放逐到捷德边境森林，修一条永远也修不完的公路，在这里，简·迪特却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了意味深长的安排：残骸顺着河水从南北两个国家各自流走，最终在大西洋汇合，从而完成人生的圆满。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诚哉斯言！
关照人性，并不是简单揭黑
作者：解宏乾 字数：3114
王跃文，自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国画》出版以来，便不断引发话题和关注。1999年《国画》出版后三个月内重印五次，此后被禁十年。随后，他相继出版的《梅次故事》《朝夕之间》等一系列描写当代官场的作品，纷纷被禁。但这些却并没有妨碍读者对他的追捧，据说《国画》仅盗版销售已超过500万册。王跃文被冠以“当代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称号，虽然他本人并不喜欢被读者和媒体贴上这样的标签。当代文学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福民甚至评价说：“王跃文之于官场小说，就相当于金庸之于武侠小说、琼瑶之于言情小说、二月河之于帝王小说。”这句判断颇见分量。
不久前，一篇名为《王岐山脸谱》的报道中，一个细节吸引了外界关注：2007年底，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即将上调中央，在向同僚们告别时，他推荐了两本书，其中之一便是当年出版的王跃文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无意踏入官场
王跃文虽然以“官场小说”成名，但他的家庭教育却是主张远离官场、远离政治。和很多20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一样，王跃文的童年时期正赶上“文革”。他的父亲年轻时是个国家干部，24岁的时候，父亲在反右运动中给领导提意见，被打为“右派”，给家庭带来的灾难持续了21年。为此，王跃文兄弟五人都不能正常上学，姐姐和哥哥不能考大学，不能参军。“只要逢上政治运动，父亲必定上台挨批斗。批斗一个‘右派’不需要理由，罪状随时可以归纳几条出来。那时候，只要听到生产队和大队吹口哨召集开会，我胸口就怦怦跳。”王跃文回忆道，“我是在受冷落、受歧视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从小对世界充满恐惧，从小就慌张而怯弱地打量着这个世界。我知道自己将在乡村终老，死后埋进村子对面一座叫太平垴的山里。”
因为父亲的遭遇，王跃文从小就不想同政治有任何关系。他年轻时候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老师。但没想到，他从怀化师专毕业时，县政府正要招一个应届毕业生做文秘工作，在教育局查阅到他的档案时，觉得他的文字功底不错，就被选中了，“我从县政府调到市政府，又从市政府调到省政府，都是因为自己能写几笔官样文章。”
王跃文对《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说：“后来我参加工作，母亲叮嘱我要‘紧闭口，慢开言’，希望我以父亲的经历为前车之鉴，引以为戒，说话、做事能谨慎一些。但我没有做到，反而比我父亲更过分。我父亲只是写了一张大字报，我却写了几百万字。”其实，王跃文早在能够从容对付机关材料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了。1988年8月8日，《湖南日报》文学副刊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一篇题为《书房小记》的散文。此后便一发不可收，他又接连发表了很多中短篇小说，题材就来源于他所身处的“官场”，“当时还没有所谓‘官场小说’的说法。同事们看了我的小说，都很赞赏，县里领导也很欣赏。我从县政府机关调到市政府机关、省政府机关，同我的文名似乎有些关系。”1998年，王跃文获得湖南省青年文学奖。
《国画》一夜成名
1999年《国画》出版，首印五万册，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三个月内加印至十多万册，一时轰动中国文坛。小说以主人公朱怀镜的宦海沉浮为线索，揭开了官场的游戏规则，体现了权力对人性的挤压。在机关工作了17年的王跃文，看到了太多场中人性的异化与挣扎。在小说里剖析的这种官场亚文化，不曾被专家研究过，但却是千百年来真正左右中国官场的实用理念，一种无法堂而皇之却让官人们奉如圭臬的无聊文化。
王跃文说：“我原单位很多同事都看过我的小说。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也有的拿白纸把封面包起来，像小学生包新课本一样，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看，遇着来人了，借站起来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抽屉关上了。”但他并没有想到，《国画》的出版会引发风波，他也因此改变了一直延续近二十年的人生轨迹。2000年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改革的动向和政策是对不太适合岗位的、文凭低的、年龄大的、工作能力不行的人实行分流。当时36岁的王跃文，被列入到了年龄大被分流的对象。
但对此，王跃文却表示：“我不后悔，我很庆幸。” 那时的他对官场没有兴趣了，“我曾经也有功业抱负，心想只要好好干，总会在职务升迁上有所回报。我设想自己可以做个好官，多干点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最后放弃了这个念头。要做官，很多时候功夫在诗外。我不想委屈自己。只能说因为《国画》这部作品我真正意义上弃政从文了。”
在他看来，之所以《国画》能够一夜成名，且引发官场小说热直至今天，主要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国家特有的“官本位”文化，民间对“官”，也就是对权力的崇拜与窥视。他告诉《国家人文历史》：“我想在官场中观照的是人性，而不是简单地揭露所谓黑幕。我并没有刻意将朱怀镜写成一个清官或贪官、好官或庸官。”
以古喻今，剖析官场智慧
自《国画》出版后，王跃文的每本书都很畅销。这也让他颇为“焦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矫情，而是文坛上的确有人说太畅销的书上不了台面。”2004年，王跃文在一次去晋南阳城的旅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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