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泳翊被迫离开王宫，但是他非常忧心朝鲜的未来，一旦朝鲜与俄国缔结协定，就变成俄国的附属国了。思前想后，如果要事前阻止这件事，似乎只有借用大清国的力量，于是，闵泳翊下定决心去找袁世凯，告诉他这个秘密。
袁世凯得知这个惊人的秘密，大为愤怒，立刻向国内的李鸿章紧急报告：
“朝鲜国王偷偷的给俄国公使递送了国书，要求成为俄国的保护国。这种秘密协定一旦得逞，朝鲜势必会被俄国夺走，而我们就会被赶出这块土地。所以，请应尽速出动军队，动用武力让他们无法缔结秘密协定。发生这种事件，完全是由于朝鲜国王昏昧，全赖王后闵氏发号施令，所以，应该趁着这个机会除掉昏君，拥立大院君的长孙李骏勇为王，让大院君掌管一切政事，这样做方为上策。”
袁世凯紧急向国内致电之后，立刻叫来领议政沈舜泽与外务大臣书吏徐相宇，质问他们：
“听说贵国国王送国书给俄国，要求成为保护国，这是真的吗？”
“这个……我不知道。”
“领议政大人连这么重大的国事都不知道，这像话吗？”
“王上做的事，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做臣子的不知道国王的所做所为，实在不成体统。但是，请你转告朝鲜国王，贵国如果想要和俄国联手，我大清就会动员军队，废王废后，国王可以换成别人来做！你们清楚了么？”
外务大臣徐相宇大为恐慌，哀怨的向袁世凯说：
“所有的事都由我来负责处理，请不要提废位的事。”
“既然如此，我就不再提了，你要负责好好处理。”
这件事情闹大了，稍出差错，在朝鲜的土地上就会爆发中俄战争。责任重大，徐相宇担当不起，慌忙入宫，向高宗与闵妃禀报袁世凯的话。
只要提到废王、废后，就触到了闵妃的痛处，闵妃吓出一身冷汗。袁世凯带兵打入王宫，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样的话，连接受俄国保护的时间都没有了。一夕之间就被赶出王后的位子，与俄国订定秘密协定还有什么用？闵妃一时感情用事，完全无视大清国的存在，欲与俄国联手，现在也开始后悔了。
终于，闵妃嗫嚅地问道：
“这件事情况有这么糟糕？”
“启禀娘娘，袁世凯原本就是个个性极端的人，要是被激怒，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这才是令人担心的。”
闵妃陷入沉默之中，突然开口说：
“不管用什么方法，先灭掉眼前的火再说。而今之计，必须迎合袁世凯的胃口。爱卿现在就去找袁世凯，跟他说王上送给俄国公使的国书，是奸臣伪造的。”
“臣惶恐。这个国书分明是王上拟定的国书，怎么可能会是假的呢？”
“这只是谎称而已，以现在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了，不是吗？”
“纵使谎称如此，袁世凯会接受这样的说法么？”
“不管是怎样的谎话，袁世凯一定会接受的。徐大人不必多言，现在就去找袁世凯，传达本宫的话。”
外务大臣徐相宇满头雾水望着闵妃，闵妃微笑着说道：
“说国书是假的，袁世凯一定不会相信的。但是，如果我们坚持国书是假的，就表明已经放弃与俄国缔结秘约的意思，袁世凯会明白的。你听懂本宫的话了吧？”
明成皇后13（5）
“是娘娘，臣现在才听明白。臣立刻去找袁世凯，传达娘娘的话。”
徐相宇对闵妃的手腕非常感叹，立即向袁世凯转达了闵妃的话。袁世凯听完哈哈大笑：
“原来是这样的啊，竟然有人敢伪造国书，国王和王后可要当心啊！既然是一场误会，就不必计较了吧。”
正如闵妃所料，袁世凯明知这种理由荒谬得很，也假装相信了。
徐相宇回来报告之后，闵妃又授意：
“你现在去找俄国公使韦伯，跟他说这个国书是奸臣伪造的。就把责任推给递送国书的蔡玄植身上吧，以将他处斩作为交代。”
这种做法虽然恶毒，但却是非常谨慎的策略。徐相宇虽有些尴尬，也只有去找俄国公使韦伯，转达王后的意思。
但是韦伯公使对徐相宇的话一笑置之：
“国书是假的？这是什么话？国书上清清楚楚盖着朝鲜国王的玉玺，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这是奸臣们偷出玉玺自行盖印，偷玉玺的蔡玄植已经缉捕归案了。”
韦伯将头摇成波浪鼓：
“不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相信这国书是假的。定是大清国的袁世凯追究起这件事，所以你们不得不演这一场戏。但是，我已将这件事详详细细的向我国报告，我们会对大清国和你们的阴谋追究到底的！”
虽然俄国公使韦伯的态度强硬，俄国当时的确希望加强对朝鲜的影响，以对抗英国占据巨文岛所形成的局势。但是，要俄国考虑道要派兵“保护”朝鲜，就必然会促使中国与英国结成反对俄国的同盟，俄国政府绝不会选择这条与中英两国作战的危险的道路。从俄国利益考虑，俄国政府倒属意于争取清政府的谅解和协助，促使英国自巨文岛撤退。事实正是如此，当中国官员向俄国外交部询问密函一事时，俄国外交部即表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并且同意日后如韦伯将朝鲜请求保护的密函送来，即作废纸。
在国内，由于袁世凯的诘问和恫吓，闵妃不得不以密函系小人伪造为托辞，并申明密函作废，在形式逮捕了“策划者”
赵尊斗、金加进、金学愚、金让默等四人，以国书伪造罪名，处以流放。
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不难看出袁世凯对朝鲜宫廷的骄横，无怪乎当时其被西方文人称为“拥有实权的下级”。袁世凯在朝鲜的作为，不但执行了清政府对朝鲜的积极控制政策，而且遇到事情往往断然措置，把对朝鲜的干涉更向前推进一步。
在巨文岛事件之后，和朝鲜订有通商条约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等，纷纷要求朝鲜政府派遣公使。这些国家在朝鲜都有常驻使臣，而朝鲜只往日本派设了公使。美国人丹尼和墨理贤不断鼓动闵氏政府—这两个人本是李鸿章推荐给朝鲜代替穆麟德的，原意是希望他们在朝鲜替中国效劳，但他们的态度却正好相反，执行有利于美日侵略的政策，致力于促使朝鲜结托欧美，摆脱中国的羁绊—遂决定向西洋各国派遣使臣。首先任命朴正扬为驻美公使，李完勇为参事官，出使美国。
由于派使之前没有和中国预商，大清国随即下谕通知袁世凯，指明朝鲜派使西国，必须先行请示，等待批准后才能成行。袁世凯奉旨，严厉地责备朝鲜政府，在宫廷之中，对高宗大声抗议：
“贵国是大清国的属国，贵国要派使臣到外国去的话，应该要先得到我的许可。但是贵国置若罔闻，不经许可就擅派使臣遣美，这真的是对我大清国的大大不敬！”
高宗听了袁世凯的话，心中害怕。但是袁世凯的暴行传开之后，遭到了驻朝外国使臣们的一致非难，美国人丹尼尤其愤慨，在拜见高宗时提出谏言：
“派遣公使到外国，这是被国际公法承认的，如果连袁世凯这样一个官员都可以左右，就太荒谬了。”
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闵氏政府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大清国怕洋人，我国派使联络洋人，大清国便会怕我。如此一来，闵妃和高宗表面上同袁世凯虚与委蛇，实际上派使行动仍在进行。
这件事也让大清国十分恼火，觉得“上国”的尊严受损，袁世凯自然不断加以阻挠，后来派遣到美国的使臣返国，袁世凯又蛮横的胁迫闵氏政府严惩。僵持了一段时间。朝鲜方面拗不过袁世凯的固执，只有将该使臣免职，但后来又复起用，派使赴欧洲在袁世凯的干预下也始终未能实现。
袁世凯不但干涉朝鲜外交，而对朝鲜电讯、关税行政和贷款各方面也全力控制，俨然一位监国大臣。
在电讯方面，为了控制朝鲜局势，朝鲜的任何消息能迅速传到清国，大清国与日本展开了争夺朝鲜电讯权利的争斗。斗争的结果是大清国胜利，日本政府惨败。作为清政府的代表者，袁世凯把持朝鲜的电政及用人，独断专横，逐渐引起闵氏政府不满，几次要求线路换由朝鲜人管理，袁世凯都以违反合同规定而加以拒绝。
在朝鲜对外贷款及关税行政方面，袁世凯一点也不放松，凡事必定干预。屡次阻止朝鲜政府借外债的活动，由大清国向朝鲜借贷，以此保持海关行政权，巩固中朝宗藩关系。袁世凯把持着朝鲜海关，控制了朝鲜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
袁世凯对朝鲜内政的干预面面俱到，更在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尽早把闵妃赶下王后的位子，将政权移转给亲清的大院君。在成功阻止了闵妃和俄国的联系之后，袁世凯派了一员心腹部下，向大院君传达了自己的意思。
明成皇后13（6）
但是，大院君并没有认可袁世凯的提议。此时的大院君对重新执政依然野心炽炽，看着诸闵将国家败坏，他心急如焚。但是大院君很清醒，在闵妃的经营下，闵氏家族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此时他还没有信心打败诸闵。同时，由于自己的心腹在他刚刚归国之际，遭到了彻底的清洗，他只有依靠袁世凯才能重出政治舞台，而这一点，正是大院君最不愿意做的。
袁世凯在朝鲜的所为使得朝鲜百姓对其怨声不小，日本也对袁世凯的横行霸道感到不满
，正在寻找反击的机会。现在如果冒冒失失的依靠袁世凯重出政坛的话，不是踩在沙堆向上爬么？于是，大院君离开了云岘宫，到麻浦别墅的雅素亭消闲，每天看书作画，在看似悠闲的生活中，等待再起的机会。
面对大清国想要通过袁世凯全面控制朝鲜的意图，对朝鲜比任何国家都有野心的日本，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对此，日本任命右翼强硬派首脑大石正己为公使出使朝鲜，事事与袁世凯采取对抗的立场，清日两国在已经处于正面冲突的局面下了。
袁世凯在朝鲜的种种作为，都以加强中朝宗藩关系为主，逐步走向积极干涉的道路，其结果不可避免的造成朝鲜的离心倾向。由于袁世凯作派骄横专断，盛气凌人，对宫廷之中也不尊敬，在内外事务方面，比较重要事务没有事先得到他的允许，政府就很难实行，已俨然成为朝鲜的“太上皇”。他的所作所为更加刺激了朝鲜人民的民族情绪，使闵氏政府倾向外国之心更甚。
碍于时局，闵妃等人在袁世凯的高压下不得不虚与委蛇，但内心对这个“太上皇”
却越来越憎恶，想要摆脱中国独立自主的愿望日增月长。袁世凯虽知朝鲜有离心的倾向，但总相信凭他的权谋智术足以控制朝鲜。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时，袁世凯凄凉的从朝鲜撤退，他才发现，他在朝鲜种下了多深的仇怨。
明成皇后14（1）
闵妃一派为清政府事事干涉所苦，对袁世凯的不满早露端倪。他与大院君勾结，想剥夺闵妃实权的阴谋已是昭然若揭，使闵妃陷入深深的忧虑当中。为了保护自己，她只有以强化闵氏家族来建立自己的势力架构。所以，不论大小官职，闵妃一律任命给闵氏家族。
列举闵氏家族“泳”字辈的几个人来看，闵泳骏、闵泳达、闵泳焕、闵泳韶、闵泳国、闵泳植、闵泳祥、闵泳伟、闵泳哲、闵泳基、闵泳敦、闵泳州、闵泳宇、闵泳恕等，全都被
授以判书或是参判或是监司以上的职位。“泳”字辈的上一辈“镐”字辈与下一辈“植”字辈的闵氏家族，被任用者更是人数众多，其中闵泳骏、闵泳达、闵泳焕、闵泳韶等成为闵氏权势的“四大巨头”，当时百姓用“一骏二达三焕四韶”形容国家朝廷大臣。
生为闵氏家族的成员，大体说来他们都带着飞黄腾达的共同征兆。而这些人一旦被国家任用，每个人不仅靠卖官鬻爵疯狂敛财，还在全国各地设立典圆局，任意制造钱币，忙着中饱私囊。
朝鲜人民在外患交迫、内政腐败的状况下，长期地过看痛苦的生活，诸闵官员不顾国家利益，只忙于享受荣华富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人民的敲诈压迫，愈来愈残暴。
值此混乱之际，在咸镜道地方发生了一件事，大大的刺激了日本人。咸镜监司赵秉植在自己所管辖的地方宣布了一种新的法令，叫作“防谷令”。
原来日本商人在朝鲜收购粮食，通常是在庄稼收获以前，给朝鲜农民附有条件的贷款。契约规定，在收获后，农民应以收获全部或一部卖给日本商人。日本商人利用这种收购方式，一方面进行高利贷剥削，一方面又保证了在荒年也能从朝鲜输出大宗粮食。这种野蛮的掠夺，驱使农民走向贫穷和饥饿的深渊。
1889年，由于朝鲜有许多郡连年发生灾荒歉收，农民们坚决反对日本商人自朝鲜输出粮食，迫使咸镜监司赵秉植下达所谓“防谷令”，不准卖任何农作物给日本人。
对于监司来说，担负着养活老百姓的责任，颁布这样的法令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要从朝鲜输入米谷养活百姓的日本来说，“防谷令”是个噩耗。日本商人也受到了打击，便催促日本政府出面向朝解抗议并要求赔偿。
闵氏政府最后解除了“防谷令”但不允赔偿，这件事拖延3年没有解决，后来日本任命大石为办理公使，积极向朝鲜政府交涉而仍然毫无结果。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遂致电李鸿章要求协助，电文中语气强硬：目前索赔不允，请袁世凯规劝朝鲜政府对我国赔本免息，否则我国将和朝鲜撤使绝交。后经袁世凯从中调解，以朝鲜政府向日本赔款11万两了结。
事件虽然按照日本人的意愿结束了，但是禁粮案在日本议会中引起不满朝鲜的激烈言论，日本政坛酝酿着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的氛围。
受饥荒所苦的百姓们对政府不当的措制感到愤慨，民乱就像燎原之火般，在全国各地开始爆发。南起庆尚道昌宁，北至咸镜道德原，一发不可收拾。然而，其中，江原道铁原与锦城地方，良民甚至攻击官厅，掠夺国家的财产。在平安道地方的成川与江界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