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我的选择，既基于个人的偏爱，也源于对应哥哥对自我成就的肯定，舞台上的媚眼与探戈、水影里的凝神注视、嘴角的*和不屑，甚至是歇斯底里的狂呼、红着眼丝的自毁，无论如何是*雨散吹不去的！
在这漫长而艰辛的写作过程中，首先要感谢两个后荣迷时期的歌迷组织“哥哥香港网站”及 Red Mission的仗义帮忙，他们慷慨赠予的*集、图文书、剪报资料、网上留言，甚至海外发行的影碟“特别版”，让我霍然惊觉“歌迷组织”原来才是“明星研究”第一个重要的“数据库”，他们收集、储存、分档、评议的能耐持续数十年，而且往往夹着许多个人的年代记忆与时代风貌，成为论说的基本材料。此外，他们的热诚、投入、真挚与无私，也让我讶然感悟，原来人世间有一种感情是可以超越现实的功用价值、生命的血缘关系，甚至死亡的界线。当然，“歌迷文化”也有它的排他性，对偶像的倾注与崇敬容不下第三者，当中会有争持、固执、沉溺、迷乱，但唯其如此，才是人性真情的流露！我庆幸有机会参与其中，以一个“戏迷学者”的身份共同建立与“张国荣”的关系，是的，是“戏迷学者”（fan scholar），这是卢伟力给我的戏称，既与任姐的“戏迷情人”遥相呼应，也生动具体地说出了我个人的耽溺，于是便欣然接受了。在西方的论述里，总认为“戏迷”不适宜当“学者”，因为他 /她的情绪感性会破坏了学术研究所需的理智，而“学者”也不适宜担演“戏迷”，因为这样会妨碍论述对象的客观性 ；然而，我从来都不相信客观与主观、情感与理智等二元对立的公式，人的智慧、思想和情愫真的可以如此决绝地区分吗？况且，我也从来不觉得学术研究或学院规范有什么值得高蹈的姿势，那些框架、那些空间也不过是尘世间的寄身而已！因此，我将我的“张国荣研究”当作诗歌看待，在理论的建构中渗入个人诗化的观照、抒情的感应，因为研究的对象是“人”，便也不能用“非人性”、“非人格化”的笔触来对待吧？！或许会有人因而不喜欢，但这没有什么打紧，他们可以另有选择，套用张国荣的歌：“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如果写和被写的都被命为“异端”，那么他和她是不必强求的，因为世界虽然细小，但总有容纳和照耀彼此的国度！
最后还要感谢小思，自二○○五年四月开始写作这本书，她一直忧虑我的健康和精神状况，见面时的耳提面命，节日里的书柬留情，都让我在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日子感受蓝天白云的召唤，她说书写来“情根太深，一旦铸就，不能自拔，不过，如果这是命定，那也无奈”。也许小思是敏锐的，我在进行“危险的写作”，是在追寻张国荣的身影中铸炼自我，在层层剥褪的人格分裂里体验另外一个或另外一些生命——跟“死亡本能”的理论纠缠时，曾感应一些黑影在摇曳、一些声音在旋荡；在与哥哥对影互照的刹那，便仿佛明白艺术最孤独也最唯美的险境，使人狂喜也苦不堪言；在男男或女女的异色景观内，体悟人间色相终究是空，你你我我的四面环照，依旧敌不过岁月的寂灭！写作如同生死，人与书也无可避免的历劫几番，曾经因为情绪的狂暴而中途废弃，也因为不知名的病痛被迫躺在医院的睡床上，文字与意念散成碎片——这样的卷动，会带来无法回头的沉坠，但人世总要这样的走一趟，否则便白过了，我不过是像哥哥那样，忠于自己相信的理念而已！如今书稿已成，没有蜡炬成灰，却以一颗一颗墨黑的字体记印留痕……
后记：四月的蝴蝶
四月的蝴蝶
如果“死亡”是一个“蜕变”的仪式，我会用“蝴蝶”作为张国荣的死亡标记，那不单是因为来自《梁祝》的“化蝶”典故，在现代的诠释里带有酷异的身影，同时也为了蝴蝶斑斓的彩翅、层层剥褪生命的演化，符合了张曾在舞台上、镜头下的千面形态。张生前死后留下的最后歌曲，都与蝴蝶有关，林夕填词的《蝶变》诉说人面的多变与人心的善变，犹如蝴蝶从毛虫而来，令人捉摸不定也无从窥探表里的矛盾或一致；而周礼茂填词的《红蝴蝶》，却写生命瞬间的绚丽如蝴蝶短暂停驻，精致、柔美，但脆弱而且不堪一击！张国荣与蝴蝶，共有的贵族气质，在童话的原型里，象征任情率性、傲慢自我和浮游不定，而“死亡”或“化蝶”，或许灰飞烟灭，但光影里的声情仍能为张的倒影造像，回溯他生前死后的音乐、电影与图像，恍若再巡回 00 年 月的死亡仪式——四月是残酷的季节——英国诗人艾略特（T。 S。 Eliot）说的 ，当雨水混和泥土腐朽的气味，蝴蝶又再翻飞的日子……
难记兴亡事
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我收到台北一个决绝的电邮，简短的几行话语深刻锋利，狠狠割断了隔空维系多年的感情丝线，然后我收拾行装飞往台北，准备出席辅仁大学电视电影系的应聘面试。月日的黄昏，我在台北金马奖的办公室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商议年底的颁奖典礼怎样邀请张国荣出任嘉宾，然后朋友的手提电话响起，是一把女性的声音，告之张在香港跳楼自杀身亡，听罢我们一起嘻哈大笑，说不要玩了，大家正兴高采烈商议找他过来参展呢！可是握着话筒的朋友脸色越来越深沉，我们不等她说完便放下饭盒冲进有电视的房间，当文华酒店门外的救护车、警察和记者群出现于画面时，我们知道事态严重，只是仍有人不甘心，一面说这是“愚人节”的玩笑或网上发放的短片，一面不停地拨电话、发短讯，期求找出真相，或真相的另一种可能或不可能性。回到酒店，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香港报馆的朋友，只简单地问了一句话，对方也只简单地答了一个“是”，我便放下话筒，上床睡觉了。
四月二日的清晨，站在镜前，扭开水龙头，热水和热泪的蒸气弥漫整个房间，我推开十四楼的窗户，潮湿的风使空气更加凝结，我把半个身子攀出窗外，没有车声、人声，畏高的我只听见啪啪作响的心跳。这时候，电话的铃声响起，是辅仁大学打来确定面试时间的，于是我便洗了脸、换了衣服出门去了。面试的过程很顺利，但我记不起自己说了些什么，也忘记到底是怎样回到香港的，只知道原来“创伤”是可以延宕的！后来辅仁大学寄来“聘书”，正式委任我的教职，但我拒绝了，除了道歉，我无法说出原因！
当某种“创伤”突如其来的袭击，人总会启动自我保护的机制将它压在意识的底层，使它不被认知，但这样的遏制，维持的时间不会太长，一旦破土而出，反震的力道足以摧墙裂壁、决堤淹岸——二○○三年的四月开始，我经历了连续百多天的失眠日子，每个晚上躺在床上有一种空空洞洞的黑在摇晃，当清晨六时白色的光微微漏入，我便安然入睡，再在八时醒来，但在白天我的精神很好，而且头脑清醒，因为我很清楚，必须保存这个躯体，“创伤”才不会离我而去！是的，张国荣的死，联结SARS的泪痕混合歌迷挥手送别的烟雨凄迷，当灵车转身、送行者哭倒跪地的刹那，这个城市的天空仿佛陷落；然而，张国荣的死也联系个人的际遇，在学院长时期的东飘西泊、在感情在线的迂回迷走，最后竟以一个“死亡”的姿态凝定一切的结局，于是，张的死成为个人生命的裂缝，经历年月的风沙而依旧清晰可辨。弗洛伊德说过有一种情绪叫做“悲伤的*”，指悲剧的力量是要让人懂得享受痛苦的经验，并且从中提炼和净化自我（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克里斯特娃也说这是一种“抑郁的愉悦”（melancholy jouissance），说抑郁的人拒绝自医或求医，因为这样才可以沉溺于哀痛的狂喜之中（BlackSun；0）。无论是“悲伤的*”还是“抑郁的愉悦”，都不过说出了人性与生俱来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生存的意志中有死亡的本能，忧伤的情结里有自虐的狂欢与躁动，而且唯独是这些相反拉扯却又彼此相连的力量，才能成就艺术最高的层次，纵使这个至美的境界是短暂的、一瞬即逝的，如同张国荣的生命。
花月总留痕
在上海的朋友毛尖写道：张国荣的结局“似乎不能更完美了。我们会慢慢老去，变得跟《胭脂扣》里的十二少那样可耻又不堪，而他，则加入了天使的行列，完全地从时间中获得赦免。其实，应该说，很多年前，他就开始免疫于时间了，除了变得越来越凄迷，越来越美丽（ ）。”弗洛伊德也说短暂的东西都是美好的，因为它在生命最璀璨的时刻给永久保留下来，我们看不见秋去冬来的凋萎，所以便成了永恒；又说我们哀悼短暂而美好的东西，如生命，是因为我们感觉并且无法克服那带来庞大的失落（ On Transience ； ）。说得真好，张国荣的青春明艳，免疫于时间的磨损，因此，他在镜头里永远那么“*”地招手，然后再撇脱，转身离去，如同《阿飞正传》最后的一组镜头，走在葱绿的丛林里，永远青嫩苦涩的生命个体，背着镜头，将紧随和凝视他的人抛诸脑后，任由仍在凡尘里的众生千方百计猜度他远走的心意！于是我们哀悼，哀悼那逝去的失落，直到自己在秋去冬来之中凋萎。
“哀悼”（ mourning）也是一种仪典（ ritual），不单是俗世里的繁文缛节，同时也是心灵内的洗涤和救赎，唯有“哀悼”才可抵消“失去”的空落，才可填补那已不存在的个体感觉，而“写作”，本身也是这样的一种哀悼和仪典，既让死者借文字还魂瑰丽的生命，又可治疗生者周而复始、无尽无底的哀念，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是生者和死者最亲密契合的时刻，生命仿佛游过死亡的领域而获得二度重生，这是死者给予生者存活下去的能量！于是，“写作张国荣”变成一趟摆脱“*”（ haunting）的仪典，将自我的死亡本能交回死者的手上，让他替我完成，让我为他存照立档！
蝴蝶远走，灯火熄灭，年年仍有它的四月，但今年的春暖花开不会是去年或前年的春暖花开，而张国荣的声情形貌，只会倒映于季节丰茂的喧闹里，让一些人忘记，又让一些人记起：
若这地方必须将爱伤害
抹杀内心的色彩
让我就此消失这晚风雨内
可再生在某梦幻年代
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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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宗书评：等一等那些伤会自由
等一等那些伤会自由：读洛枫的《张国荣：禁色的蝴蝶》
by 张耀宗
我至今仍不敢妄自揣测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张国荣的离开是以另一种方式，那么他的人生是否还会是一段传奇。这个问题大概永远是无解。对于许多“哥迷”来说，面对张国荣在文华酒店纵身一跃所留下的巨大的沉默和空白，任何提问也只能是无解，也永远只能是指向黑暗的虚无。在洛枫这本《张国荣：禁色的蝴蝶》里，我们看到了面对那个巨大的空白时一种别样的姿态。张国荣的人生是一场绚丽的烟火，但是在其中也留下了种种令人不安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对于张国荣的声影世界还远远缺乏理性的提问。洛枫第一次把张国荣作为学院研究的对象放置了在我们面前。
对于张国荣的记忆已经有了一些习惯性的情感模式，但难得的是，洛枫在书里多数时候她让自己最为直接的感情隐匿到文字的背后。她的思路大概如此：“我以他的后期风格作为这本书的切入点——第一章‘男身女相 ？雌雄同体’借用‘性别操演’的观念，讨论张的‘易服’如何带动酷儿的 camp样感性；第二章‘怪你过分美丽’以‘身体政治’的理论架构，分析张特殊的异质性相；第三章‘照花前后镜’采取神话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索张的‘水仙子’形貌；第四章‘生命的魔咒’却通过精神分析、抑郁症的学说，展现张演艺生命最后阶段的死亡意识。这四个章节洋洋洒洒的，都集中于张国荣淋漓尽致的美学形构，而最后两个章节则转向社会学与问卷调查的方法，阐释张国荣作为一个先锋的艺术家、充满争议的公众人物，如何被接收、评议，甚至攻击，当中又反映了怎么样的社会形态；第五章‘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写出张生前死后在报刊上的‘媒介论述，看他如何彰显香港传媒文化的黑白偏见；第六章‘这些年来的迷与思谱’出他‘歌迷文化’的盛世图像，并从而归纳他终极的艺术成就。”洛枫并没有说通过运用各种后现代理论来提升作为偶像的张国荣的意义，而是经由这样的一种路线使张国荣和他的各种语境的关系第一次清晰起来。洛枫的精彩之处也正在于此：和纯粹的私人的纪念不同，她是在种种关系的网络里面将张国荣自己的个性与他所处于的社会语境、媒体运作、流行文化之间的互动互生的特点表达了出来。
虽然洛枫说她自己是以“戏迷学者”的身份来写作的，也就是说这样双重的身份使她超越了单纯的“哥迷”身份或者单纯的学者身份的局限，但是我在整本书里面仍然不时感到洛枫触摸到了一个界限——对于张国荣的世界的把握，只是在可能的限度以内完成。同时，我也感觉到她在“哥迷”与“学者”身份之间的不平衡。这是因为作为“哥迷”，其身份本身就已经决定她必将张国荣的人生预设为一首光华灿烂的诗。在这里面，关于张国荣本身的异质的声音没有能够参与进讨论，是他本来就没有值得反省的东西存在还是洛枫有意地回避呢？洛枫对于写作深度的探索是不是在某些地方止步了呢？我想，不是。洛枫把张国荣的声音和影像作为他人生最为直接的表达，而她对于张国荣更为隐秘的感情的深渊保持了缄默。大概是因为洛枫懂得，除此以外，我们能够说清楚的已经很少。在这里，洛枫的选择——讲哪些又不讲那些，的确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洛枫最终是把作为一位普通“哥迷”的情感释放在后记里面。情生文，文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