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在家等我,晚回五分钟,他就朝着学校的方向找过来了。我时时想忘记我是一个病人,可是每个人小心翼翼的笑容,又总是让我心碎。没有人再说我的风言风语,没有人让我去出黑板报,该我值日了,可地早已不知被谁扫好。我还当班长,可所有的事不用我安排不用我叮嘱,他们已全部做好。我像一个客人。我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里,可是却像被放进一只玻璃瓶中,我看到他们又笑又闹,阳光晒在他们挂满汗珠的脸上。隔着一层冰冷,我的心缩成一团。他们向我招手,他们朝着我笑,可我却走不过去。
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了那么多的偏方。用几块青砖,支起一个陶罐,用细火煎着苦苦的药。父亲跪在地上,用嘴吹着火,一跳一跳的火光里,烟熏在他的脸上。
宏雅的微笑(5)
没有等到又一次考试,我昏迷过去。醒来的时候,我又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眼前凑着许多人的脸。身体轻飘飘的,死亡对我,也许就像一下飞走了吧。痛苦却甩给了所有的亲人。现在,他们小心翼翼地牵住一根细细的线,拉着我留在这世间。家,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电冰箱、洗衣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化作了一点一滴的液体,从吊瓶里滴进了我的身体。这能维持多久呢?可我又不能让父亲、母亲和排在他们身后的所有的家人失望。然而奶奶已经等不及了,就在我第二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她走了。我知道我劝不住奶奶,奶奶念叨过好多次,她固执地认为是她总是不死,夺了孙女儿的阳寿。到这一步,这个家已经身陷绝地,没有了退路。活下去,成了我的责任。
我开心地笑,从这个病房串门到另一个病房。我看书,我和病友们聊天。每个月一次化疗,每次七天,这七天对我是一场难捱的恶梦。这七天,什么也不能吃,一吃就吐,甚至不吃也吐,最后吐的是苦水。我想,还是死了拉倒吧。但还是捱过来了。每次在最不行的时候,我好像就听到学校里叮叮当当的铃声。他们都已经上初三了,他们正坐在课堂里,他们快乐地哄堂大笑,笑声震得窗户上的玻璃“嗡嗡”地响。我睁开眼,父亲一只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垂着,把自己的帽子捏成一团,头上已经没有一根黑发。化疗之后,我饱饱地吃,笑嘻嘻地告诉父母:“其实化疗并没什么,像晕了一次车”。
对面的病房,住着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孩和我得了同样的病。他个子很高,长得很帅。从第一次见着他,他就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头发已经掉光了。那天我站到我的病房门口,他妈妈扶他坐了起来吃饭,他也向我看来,目光里仿佛有些笑意,接着便低下头来吃饭。我一直看着他吃完饭缓缓地躺下,他躺下时很费力,这让我想到他刚才的笑意有点凄凉。我转过身,抱着被子坐到床上。他的父亲和伯父几次让我去陪他说说话。我没有去。我从来没有主动去跟男生说过话。我没有想到,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慢慢建立友谊。
那是一个夏夜,走廊里忽然响起氧气瓶的拖拉声、杂沓的脚步声。一阵喧闹之后,就是死一般的沉寂。后半夜,我一直清醒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只有远远的零星的几声咳嗽。我睁着两眼,窗外黑漆漆的。
第二天早上8点多,我站在病房门口。太平间的穿着蓝色衣服的人走了过来。他的母亲已经给他换上了新衣服,胸口放了一束鲜花。他爸爸把他抱到小推车上,蓝衣人给他盖上白布,缓缓地推车远去。他的父母跟在车后,脸上没有表情。
我没有和他说过话,我的同龄的本该同病相怜的病友。
接二连三地看到死亡,男女老少都有。两年间我长得很快,可能就是过早了解死亡的原故。死亡是我的催化剂。死亡是我的追逐者。我要快快跑,不小心就会被死神攫取,在奔跑中我成熟了,因为成熟我更多对生的眷念,对死的恐惧。命运会给我多少天呢?在这些天里的某一个晚上,我能不能作为一个主持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呢?那是我十年来的梦想。
我真的上电视了。但不是我梦想的方式。我接受过一些善良人们的好意,我在舞台上向他们鞠躬,表达我内心的感激。这是慈善组织举办的一个大型晚会。我站到舞台上,不是因为我的出色,而是因为我遭人怜悯。我懂得感激,我又觉得羞愧。我无法一一回报,但如果我还有时间,我愿我能够给需要的人带来生的希望。
又到了春天,我不知道哪一片绿叶会属于我。
大年初六,我到宏雅家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红棉衣,像一束火苗燃烧在冬日的阳光里,生动鲜活。这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机与时刻觊觎着的死亡的阴冷,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刺得人心里发痛。
在偏僻简陋的小镇上,她快乐地走着,不时用甜甜的嗓音和街上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打着招呼。在一个胖胖的孩子面前,她停下来,抱起孩子,把吻印在孩子红红的脸蛋上。这个女孩和所有幸福的美丽女孩没什么两样。一样的爱笑,一样的爱美,我看到她的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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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雅的微笑(6)
告别出来,她父亲和我站在巷子口说着话,帽子拿在手上,一头银白的头发,腰微微有些弓。宏雅站在巷子另一端的自家门口,远远地望着我们。阳光从巷子口斜斜地照下来,照在她的脸上。看到我在看她,她又甜甜地笑起来,朝我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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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上(1)
三轮车不见了。妈妈狠心地打我,我哭着。好多人围着看。
妈妈心疼我,可她还是打我。我哭着,不是因为被打疼了,而是害怕。没了三轮车,就收不起来破烂了。妈妈也哭,一边哭,一边打我。
“民工潮”是上世纪末直到今天中国大地上涌动着的独特景观。在南京,外来打工者就有一百万人。对外来打工者而言,现实的困窘,他们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未来的希望,则是他们在一个城市逗留的理由,对许多身为父母的民工而言,希望不仅在于自己的未来,更在于孩子的未来。
而在城市边缘贫困的生活境况中成长的孩子,磨难教给他们的知识使他们远离都市孩子的通病:懒散、自私、挥霍等,他们的许多品质,让我们有理由认为:未来的他们完全能够成为我们城市的骄傲。
5月24日,建邺区。河南村民工子弟学校。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晨晨。晨晨爱笑,开朗、活泼——也害羞。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所想了解的,晨晨都说了。晨晨骑车回家。在学校门口——河南大街上,晨晨跟我挥手说再见。河南大街是一条满是灰尘的狭窄小道,小道旁的这所学校只是两排破旧的老屋,从幼儿园到初三,有数百名孩子在这里学习和生活,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父母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
晨晨家住在清凉门大街旁的一间阴暗的小屋。我见到李晨晨的父亲李明华时,这位中年汉子正在拾掇门前蒸包子的蒸笼。李明华憨憨地笑着。他49岁,1969年12月从南京白下区大光路181号随父母下放到江苏灌云县穆圩公社。1977年到灌云饭店当了一名厨师,1992年下岗。下岗后就来了南京,踩三轮。他在灌云没有房子,也没有田地,现在的他,一家三口租住在南京清凉门大街大庄102号,一间16平方米的小屋。他说,我下放30年,一把年纪,户口无所谓了,可是这户口害了晨晨。
让我们回到1999年。1999年的9月。
晨晨11岁。
9月1日,9月2日,9月3日。
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爸爸喊我我不理他,妈妈喊我,我也不理她。
爸爸说让我到南京来上学的,现在,又说上不起。如果在灌云,我应该读四年级了。
我坐在门口看别的小孩背着书包上学、放学。
妈妈说,跟我收破烂去。我只好跟她去。我不能天天在门口坐着。
妈妈说,借读费交不起,算啦。她在前面踩着三轮车,我跟在后面,挨家挨户地,收旧报纸、酒瓶。我能帮她称,帮她算钱。
爸爸什么话也不说,天天一早就出去踩三轮车,送货。
天黑了,我坐在门口等爸爸,可是爸爸喊我,我又不答应。
爸爸问我:“还是想上学?”
我点点头,眼泪掉下来。
爸爸用手压压他三轮车的轮胎,擦擦灰,整整车厢。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9月就要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提上学的事。
洪武路天桥边有一块工地,妈妈把三轮车停在空地上,上楼去收啤酒瓶,让我看车。
妈妈老不下来。几个跟我差不多大的,放学回来的孩子在马路对面,我凑过去,去看他们玩。我天天跟妈妈收破烂,没有朋友。
妈妈从楼上下来,喊我。
三轮车不见了。妈妈狠心地打我,我哭着。好多人围着看。
妈妈心疼我,可她还是打我。我哭着,不是因为被打疼了,而是害怕。没了三轮车,就收不起来破烂了。妈妈也哭,一边哭,一边打我。
没人听懂她在说什么。
市容队员分开围观的人,带我们去了队长的办公室。队长说:“不哭,不哭。”队长给了我们一辆旧的、无人认领的三轮车。
我不跟妈妈去了,我跟着爸爸。爸爸是一家电器商场的送货员。他踩着三轮车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上坡的时候,还可以推一把。爸爸送货,我跟着他去玩。
。。
城市边上(2)
9月已经完完全全地过去了。
爸爸送货到上新河的河南村,我跟着他。我们路过一座学校,上面写着“民工子弟学校”。送完货没有回家,爸爸带我过去。校长说,一学期的学费是440元。
我高兴了。问爸爸我能不能来,我想440元爸爸肯定是会有的。爸爸也高兴,说能来能来。我说,明天能不能来?爸爸说,能来。
我坐在爸爸的三轮车上回家,爸爸把车子踩得飞快。我哼哼呀呀地唱着,爸爸问我唱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爸爸呵呵地笑着。才一会儿,就到家了。
我找书包,找笔,找本子。其实都挂在我的床头。我的床在半空中。因为房子太小了,放一张爸爸妈妈的床,再放一张吃饭的桌子,就没有地方了,所以我的床只能靠墙吊着,吊在桌子上方的半空中。
爸爸没吃晚饭就出去了。我没有等他回来,我说我明天还要上学呢,妈妈,我就早点睡了。妈妈说早点睡吧。妈妈没有像往常一样忙忙碌碌,她总有忙不完的家务,她靠着床怔怔地坐着,我迷迷糊糊,一会儿,就睡了。
爸爸没有送货,一早就用三轮车带我去了学校。
爸爸去缴费,我缩在他的后面。
爸爸说,先缴240块,还有200块,要过些日子……也不会太长。
校长不说话,我从爸爸的后面伸出脑袋,紧张地盯着她的脸看。
校长翻着我的材料——“优秀学生”、“三好学生”、“中考一等奖”……“钱晚一点就晚一点,不要紧,不要紧。”
我去了四年级的教室。
因为来晚了,我没有书,天天拿本子抄课文。这个我不怕。只是,过去在灌云学的课本跟这里不一样,而且,一个多月没来,拉下很多的功课。我拼命赶。
我12岁了,我已经长大。妈妈已经不收破烂,改做卖菜的生意,她让我跟她一起去菜场拿菜。
菜场在下关的白云亭。每天夜里3点就出发了。冬天的3点夜很黑,摸索着起来,迷迷糊糊就蹬着三轮车出去了。我踩,妈妈坐在车上。
菜场已经全是人。妈妈眼睛近视,菜上的虫眼啦、烂叶子啦,她什么也看不清,这全要靠我。回去的时候,车子就装满了菜秧、土豆、萝卜、冬瓜,冬瓜最重了。一车有300斤。我踩,妈妈跟在后面,上坡的时候,帮我推。而这个时候,爸爸也已经踩了他的三轮车,帮商场提货去了。
到家,洗洗弄弄,吃完饭,已是6点多,我骑了自行车,飞一般地去上学。上学,是绝不能迟到的。卖菜的事,就全是妈妈的了。
不过周六、周日,卖菜还是我去,妈妈跟我后面。卖菜,就是踩了三轮车,一路走着,叫卖着。我从来不喊,都是妈妈喊,“卖菜噢,卖菜噢!”。我喊不出来。有人来买了,我低着头称菜、收钱,一声不吭。总有人问我妈:“你女儿上不上学?”妈妈说:“上,上。”好多的人就多多地买我们的菜,而且,挑也不挑,大把大把地抓了往袋子里放。有时候,找给他们的零钱也不要。“算了,算了。”他们拎了菜,逃一样飞快地就走了。我还是一声不吭,可是我全知道。妈妈是个爱流泪的人,菜早早卖完了,回去的路上,走着走着,她就流下泪来。
五年级结束,妈妈又跟我说,算啦,别上了。爸爸不说话。学费又缴不起了。我说:“不上了。”我也不想上了。太累了,压力太大。每天3点钟的去菜场拿菜,让我精疲力尽。学习又是绝对不能落后。
开学了。我去卖菜。
不去上学才两天,校长来到我家。跟爸爸讲,不读书,这孩子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学费我们全免了,中午的饭,也在学校吃。
我又上学了。爸爸少干了一份半夜给商场提货的工作,他帮妈妈去拿菜。当然,周六、周日,拿菜、卖菜的事,我是要做的。
我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学习了,成绩开始好起来,经常,考第一。
我上初一了。从上初一的第一天起,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算过了,从初一到初三,六个学期,每学期期中、期末各考一次,整个初中应该考12次,12次,我每次都要考第一。
城市边上(3)
我上初一之后,妈妈已经不卖菜了,改卖旺鸡蛋。就在清凉门大街上的“好又多”门口卖。
我下午5点放学,放学了,就赶到“好又多”门口去替妈妈。妈妈回家还有好多事要做。卖旺鸡蛋,真是快活的活儿。只要坐在那里,就行了。从下午5点,要卖到夜里11点,我没有时间做作业,只好在“旺鸡蛋”的摊子旁铺开作业本。天天这样。
许多常来常往的人已经认出我了。他们常常特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