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玛札和古国精绝
橘瑞超的第二次西域探险，楼兰地区仍是其关注的中心。早在读斯坦因第二次新疆探险的报告时，橘瑞超便获悉了尼雅等地的重要发现，于是，步其后尘在尼雅、安得悦（即今安迪尔河）作了发掘。也许因为他是个虔诚的释子吧，他对那个伊斯兰教圣地伊玛目加帕萨迪克大玛札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1911年年底，他从克里雅（即今于田）赴尼雅（即今民丰），自尼雅出发3天之后，就抵达了加帕萨迪克大玛札所在地帕西木村。这次没有扎营于此，但是他回忆起第一次探险时在这儿的休整、停留。大玛札在一个高约70公尺的沙山顶上，沙山脚下，有个平如镜面的水池，那是朝圣人的“圣池”。附近千年古树参天，浓阴如盖，然而透过枝叶，四面望去都是接天流沙。
橘瑞超在其《中亚探险》一书中说：
在中亚有玛札存在的地方，一定是昔日宗教战争激烈的地方，被祭祀的所谓英雄，以消灭佛教为目的，从遥远的阿拉伯、波斯多次远征，最终战死沙场。在玛札附近，有被他们破坏的佛教寺院或古城址并存，是明摆着的事实。斯坦因博士和我根据当地居民的传说，在玛札附近进行发掘，也就是这个道理。
这一番“化解宗教为历史”的议论，从理论上讲完全正确，而且颇有超拔之感，新疆南部时见将伊斯兰教寺院建于佛寺之上的现象。然而，针对具体情况而言，这里边尚有一点儿偏差。尼雅遗址也好，安得悦一带的古城也好，那都不是毁于穆斯林的“圣战”，他们的废弃原因尚不清楚，但肯定不是由于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是出于“天灾人祸”这四个字的“总纲”。
橘瑞超是为了证实玄奘取经的过程而来到塔里木的。关于楼兰／罗布泊，他的发现往往被忽略。可是，他的存在，使楼兰／罗布泊探险多了一个支撑点。在20世纪前期的探险家中，只有他是为了追踪佛教传播的足迹走进罗布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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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中外探险家（1）
深入罗布无人区的孤军
也许是由于斯文·赫定是团长之一，中瑞联合组建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从一开始活动，就把着眼点放到了楼兰/罗布泊地区。其中参加楼兰考古调查的团员有中国学者黄文弼、瑞典学者贝格曼。而在罗布泊地区从事科学考察的，则有中国学者陈宗器，瑞典学者那林、霍涅尔、安博特。他们后来都成为国际知名的专家。
中国现代西域考古的奠基人黄文弼，字仲良，1893年出生于湖北汉川县。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1918年毕业后就职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自2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关注考古学，成为北大考古学会的第一批会员。1927年，中瑞联合组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双方议定，考查团应有5名中国学者，黄文弼是其中的考古学家。1927年5月9日，他随团离开北京，前往蒙新广袤的荒野。在出发当天，黄文弼在日记中写道：“而余遂走上征途，接受自然界的知识，与俯首窗下，在故纸堆中讨生活暂别矣！”
在内蒙古、新疆的田野考古工作中，他不畏严寒酷暑，独当一面地积极工作，成为成就卓著的中方团员之一。此后，一再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提高自己的野外工作能力，以大家风范拟定了自己的工作计划。
土垠遗址
楼兰/罗布泊地区，是黄文弼的工作重点。1930年4月，他孤军深入条件严酷的白龙堆，罗布泊地区春天的黑风暴——“喀拉布兰”，料峭的春寒，进退失据的危机感，全被他的事业心和进取精神化解得一干二净。只要站在罗布泊板结的盐层上，他的心中就翻涌着历史感。只要身处雅丹、迈塞（风蚀土台）群里，他就不会感到孤单苦寂。在维吾尔族向导、猎人阿不都热依木（在其著作里译作“阿不都拉亦木”）协助下，他发现一个从未为探险家到过的汉代遗址，由他命名为“土垠”。他在楼兰古墓群作了发掘，收获可观。应该特意指出的是：他在土垠曾发现了70多枚汉简。斯文·赫定、斯坦因等其他探险家，在这一带也曾发现过许多汉文木简或汉文文书，但年代全部是魏晋时期的遗物，而黄文弼发现的，则上起西汉元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下迄于西汉成帝元延年间（公元前9年~公元前12年）。把历史时期向上伸展了约300年，为汉代的楼兰地区历史提供了绝好的物证。
离开罗布泊地区，他用半年时间环绕塔里木盆地作了一次艰险困苦、前所未有的考古调查。应该特别指出，他是第一个由北向南，自沙雅起程横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中国学者。
1934年5月，他第二次到罗布泊地区做考古工作。此次对土垠附近地区作了认真的调查，对汉代通过楼兰的交通线走向，有了直观的了解。
就像斯坦因一样，黄文弼也在一段古道上拾到约800枚汉代的五铢钱和铜箭镞。说真的，有了这两个实例，我倒有些怀疑这些钱币是不是真的属于意外丢失了。这似乎更像兵法的“疑兵”——让钱或兵器故意遗失，引拾捡的敌人走进歧途，来摆脱尾追的敌军。
抗日战争期间，黄文弼离开北平，到西北大学任教，并于1943年再次赴甘肃、新疆考察。
荒野的召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黄文弼又于1957年率领一支考古队第四次远赴新疆。此时他已是64岁的老人，体弱多病，但只要能去新疆，一切都不在话下。也许这就是“西域情结”吧！在罗布泊地区，他认真探查了若羌卡尔克里克古城和米兰古城。
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中外探险家（2）
在前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他几乎考察过所有那时已知的新疆古迹，生前及去世后，出版了《高昌陶集》、《高昌砖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西北史地论丛》、《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等众多著述，主要著作还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在上述著作中，尤以《罗布淖尔考古记》、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最为重要。这两本书是每一个关心西域历史考古及探险史者的人必读之作。我每次捧读，都有常读常新之感。每次捧读，都深深受到黄文弼顽强意志、学识广博的感召。而每当我在新疆天山南北作考察旅行时，总觉得就追随在黄文弼身后，呼吸领悟着他的执著，他的超拔。他对西部的挚爱之情，对西域历史命运的关注，一点一滴地输入到我的血液里。
陈宗器与雅丹
我生也晚，陈宗器、黄文弼、袁复礼、徐炳昶都是我由衷敬佩的前辈学者，但又都以未曾亲聆教诲为憾。我是从他们的著作与事业进而“结识”他们本人的。
陈宗器先后两次到罗布泊地区工作。第一次是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地球物理学家，与瑞典同行霍涅尔自河西敦煌进入罗布泊，时在1930年12月~1931年6月；第二次即作为中国国民政府铁道部勘察团团员，与斯文·赫定一同从尉犁乘船抵达罗布泊新湖，时在1934年4月~8月。两次加起来共近一年，其中直接留驻罗布荒原进行科学考察的时间就长达4个月，这在中外学者中都是少见的。
在河西时，他的重点在气象方面。二三十年代之交，河西、新疆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文化更远远落后于内地。他们的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时期完成的，要自己创造最基本的条件，还得随时注意安全。他们不止一次与土匪遭遇，又曾因气象观测的设备被讹传为“俄国人运来了大炮”而险遭当局拘捕。当地传说，他们是为外国人找宝来的，并有鼻子有眼地说他们在额济纳河上挖出两对金鸭子，还说他们进南山是寻找一种仙花，如果这仙花被他们找到，那么河西将发洪水，百姓将被淹没。种种传闻，使他们在这穷乡僻壤的工作极难展开。然而，进入无人区罗布荒原，则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越过疏勒河尾闾最后一处古烽燧，水草便成稀罕之物。第一次遇见雅丹地貌，给陈宗器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简直恍若在沿海成群的岛屿间航行，奇形怪状的风蚀土堆像大象、像伏虎、像船舶、像骆驼、像纪念碑，能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若干年后，女儿出生时，他便为她起名叫陈雅丹。
古海盐滩
古老的疏勒河尾闾一直指向罗布泊，那一带的狼胆大到了白天都不怕人，甚至傻乎乎地就紧跟在陈宗器他们所带的绵羊之后，像是压阵的牧羊犬！穿过三陇沙一个最狭窄的沙丘带，就见到了汉代的遗址，他认为那或许就是汉代闻名西域的居卢仓。当地的古井泉由于水质含硫，已腐臭不可能饮用，他们用3峰骆驼驮了雪作为饮水的代用品。前行不久，就辨认出古代罗布泊/薄昌海向东伸展出的海湾，不过，恐怕这是汉代以前的遗迹。古代海底沉积的盐硷块遍布在荒原上，展示了古海的无边气势，也萌发了落潮之后的悲叹。盐块板结，十分坚硬，晚上扎营时在地面甚至钉不进钢钎，无法支帐篷，由于找不到一块比床铺大的平面，被褥也展不开。晚上连骆驼都因为太硌，而不敢卧下休息，苦不堪言。在行程中，盐块支撅，令人无法下足，骆驼那柔韧的蹄子也被磨出血来，只得由驮夫为它们缀上生牛皮做的“皮靴”。从罗布泊中心地带返回敦煌时，他们另外绕路，让开盐碱滩，而硬着头皮穿过白龙堆沙漠，这一次不只是行程艰难，而且随时会有性命之忧。
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中外探险家（3）
罗布荒原早已无人定居，但人的迹象却不时可见。或是古城、古遗址，或是火堆余烬、废弃的杂物；不知年月的“萨特玛”——红柳茅棚——就像昨天还有人居留一样，但它的主人却可能亲眼见到过特使张骞的汉官威仪。散落在地上的碎陶片，不知被多少人践踏过，而挂在干枯骆驼刺上的一缕麻布，则可能取自王妃身上的华服。就像大战过后战场上所见到的一样，每个废弃物或许都代表一个生命，每个在硷壳上定型的足迹都浓缩着一个故事。越是如此，越让探险家感受到寂寞孤独的压力，就像黑暗有时也很丰富多彩，寂静有时也能让人暴跳如雷。
探险队里的罗布人
同行人中除了瑞典学者霍涅尔，还有曾把斯文·赫定带到阿提米西布拉克、为黄文弼踏寻土垠、为斯坦因确认库木库都克方位的罗布猎人阿不都热依木。
我曾想过，应该为帕皮巴依——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的驼队头，奥尔得克——楼兰遗址第一个闯入者，以及阿不旦村的伯克昆齐康，库鲁克塔格兴地“一家村”的猎人阿不都热依木，这些探险史上留名的罗布人写一本书，现在还有活着的罗布人认识他们，知道他们，口碑丰富。再晚就来不及了。他们是古楼兰人的后裔，是现代罗布泊探险史的参与者。有他们的存在，就是楼兰探险的特点。他们退出历史舞台，那么经典意义上的探险就结束了——“寿终正寝”。陈宗器一行进入罗布泊，正逢黄文弼刚结束他的楼兰考古，而阿不都热依木立即就加入了新的驼队。
泥塔——楼兰的城徽
陈宗器在罗布荒原做了大量多学科的科学考察，包括气象、水文、地质、地理、植物等许多内容。陈宗器曾3次探访赫定1901年发现的楼兰古城，他把那个于20里外就能望见的高墩——斯坦因称之为“泥塔”——当作楼兰的城徽或指路标。第一次来楼兰，他全凭赫定及斯坦因的地图。荒原古迹连成一体的死寂，四野全无生命的死灰色的底色，使这个青年学者产生了心灵的震颤。然而两年之后，陈宗器再次徒步从罗布泊新湖岸抵达楼兰古城时，高岗——泥塔如旧，荒野无言，古城坦然，但使他又一次感受到心灵冲击的是，在楼兰古城以东五里的戈壁上，他见到红柳久已枯僵的躯体上竟长出嫩绿的新叶！一点绿色就击溃了死灰色的绝对统治，像火星点燃了草原，像水滴滋润了干透底的土壤。
绿色的生命竟然能在“伏睡”长达2000年之后复苏，这令人不可思议的生命力，这足以战胜一切的再生力，预示了古国楼兰之谜迟早要明明白白地写进历史，预示了这如今死寂的罗布荒原正在积蓄力量，等待重现荣光。在其鼎盛时期，楼兰古城附近植被覆盖率曾达到百分之四十，眼前无边无际的枯立木则像沉船的桅杆，直指苍穹。
当地人传说：胡杨活着要生长一千年，死而不枯，要在荒野直立一千年，倒地后，一千年不朽败。这也许是说：胡杨其实有3次生命。胡杨、红柳的死而不倒，倒而不枯，难道是一种忍耐，一种希望？忍耐这无水的岁月，等待枯木重绿？
罗布泊的“舰队巡航”
陈宗器第二次来罗布泊，成为千年以来首次乘舟巡视楼兰古迹的人之一。他们的船曾沿新湖的湖岸线，一一寻访了有关的古迹。斯坦因标示的四面环水，有百米见方的红柳围墙护卫，当年由一条古老的运河与楼兰古城联结在一起，似乎是楼兰古城的附属地。陈宗器曾幸运地乘舟绕一周。
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中外探险家（4）
黄文弼发现的土垠，则处在新湖三角洲东北的海湾，地势正当要冲。在亲临其地时，我感觉它是楼兰区域的物资集散之地：水陆码头。其他一些遗址也分布在新湖岸边。这证明了，新湖（十余年前才重新见到波涛的汉唐罗布泊）的确是2000年前张骞见到的楼兰时期老湖的回归。
家信与乡情
由于出色的工作，陈宗器受到中外同行的尊重，外国文献称他为“帕克陈”。第二次参加赫定的“汽车考察”，就是由赫定本人提名的。在长期的野外工作中，他用家书来抒发内心的积郁，倾吐无法排遣的乡情。在写给妻子童慕昭的家书中，他写道：
处处被暗示着严冬即将到来。每经一度强烈风暴，天气遂更冷一回，苍翠的木叶早于一个月前凋落已尽了。
荒僻的原野，皎洁的星光，觉着寒夜的浓霜。遥闻辽远的犬吠，通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