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战斗力很强的舒群并没有就此打住，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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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丁玲委曲求全晤舒群（1）
4月10日晚饭后，曾克又来，谈了3月23日晚上她与雷加去舒群家的情况，说舒群说“我和编辑部产生分歧，但是我不和刘绍棠站在一条战线上，要工作就要团结，就要消除分歧” 。听了这些话，丁玲更觉安心。曾克说，没有编制，缺少经费，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两大难题，目前一点进展都没有。住在楼上的中宣部老部长张磐石夫妇来串门，劝丁玲不要 再办刊物，要注意休息。
丁玲几次催冯夏熊去向舒群当面认错。4月15日晚上冯夏熊打来电话说，现在单位整党抓得很紧，他和牛汉全天都要参加学习，又要发第四期《中国》的稿子，关于稿费、编辑费发 放条例以及向舒群检讨的事，要等到第四期发稿之后了。
但是舒群已经不耐烦了。
4月16日上午，丁玲去协和医院抽血、验尿，然后去看望施存统的夫人钟复光。中午回到家，见到刘绍棠的来信。就在丁玲看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陈明去接，是曾克打来的。曾 克说，舒群来电话了，提出20日前必须解决第一期编辑费的问题，这是最后的期限！陈明放下电话，没有立即告诉丁玲。他知道丁玲正在酝酿给广州的作家华山写一封重要的回信 ，怕扰乱了她的思路。午睡起来，丁玲给曾克打电话，告诉她刘绍棠来信的消息，这才知道舒群发出了“哀的美敦书”。放下电话，丁玲沉吟了一下，自言自语道：“为了这个刊 物，还得委曲求全呀。”她让我马上要车，立刻去舒群家。
这是自舒群为编辑费问题发火以来，两位主编第一次面对面谈事情。
舒群正襟危坐，脸色严肃，重申了他对编辑费问题的三条意见：第一，事先未把发放条例给他看；第二，个别人编辑费太高；第三，本应贯彻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原则，可第一期有 的人不劳也得了。那么编辑部以外的同志，也应该少劳少得，给予适当报酬。舒群还对冯夏熊3月19日背后议论他一事表示气愤，要求编辑部认真整顿，解决问题。
舒群讲完，丁玲说：还是我不好，当初我就不愿多管事，怕干涉太多，人家不好干事。编辑部进人问题，我也问过你们，要找可靠的，否则编辑部内部闹矛盾也不好。调×××， 我也犹豫过，怕他得罪人。王中忱不乱说话，又谦虚稳重。冯夏熊有才干，能吃苦，能跑。他也不是我说什么就听什么的，他是有个性的。牛汉来，我是和你商量过的。他们有编辑经验，搞设计、划版、校对的人，都是他们找来的，怎么给钱，我也懒得管，也没问。发编辑费的事情我也 不知道，一听说发450元，我也说多了，我让冯夏熊退，不能多于牛汉，他也同意了，我就以为没事了。牛汉、夏熊都不是作协的人，那天杨桂欣来，说他们都是业余看稿，拿的也 不是一个月的编辑费。我听说夏熊背后说了你，我把他找来批评了，他也承认错误了。找个时间开个小会，他当面检讨。我想退一个时期，暂时先不干了。
舒群说，你给雷加的信，雷加给我看了。老太太要退，她有她的想法，谁能顶上去谁顶上去。雷加说我把牛汉、夏熊给弄散了，这不行，两头都不能动。编辑费是具体数字，好解 决。稿费以后要好好查查，哪些人按最高稿酬，哪些人按什么标准。我以前就说过，让编辑部以外的人看稿，该给多少钱就给多少，按字数。
曾克说，要重新定标准，编辑费、稿费落实到个人时，要请你们过目。。 最好的txt下载网
5。 丁玲委曲求全晤舒群（2）
舒群说，我也不愿过目，就是要有第三者过目，不能两个人说了算。
陈明说，冯夏熊他们本来就要来的，但这两天忙着整党、发稿，等第四期稿子下厂后，再多谈几次。
丁玲说，今天就让陈明、曾克拟个编辑费发放的原则，然后告诉你。
舒群说，你们定下后告诉我一声，我好给唐达成回个话。
编辑费问题谈毕，丁玲问，刘绍棠的问题怎么办？
舒群说，也采取我这个办法，哪天到你家去当面谈。他可能要介绍人进《中国》。
陈明说，我问过夏熊，刘绍棠先后介绍过三个人，有两个人自己的工作岗位好，不愿来。只有一个人愿意来，现在在中纪委秘书处。他不愿现在调来，因为有个调级、工资改革的 问题。
舒群说，稿子问题今后至少要两个人以上看过，不能一个人说了算。编辑费的事，既然第一期不劳不得的，已经得了，那么少劳少得的，每人平均50元是否可以？
曾克说，还得算算能不能留下公积金。
舒群说，公积金每年要给编委们买一件纪念品。
丁玲说，我实在不希望这个刊物垮，我不希望有权的人来办，我不希望内部吵架。我们内部吵架，人家有权改组我们，人家就要看我们的笑话。下面的人可以牺牲，但我们不要再 吵架了。现在人家都知道这件事了，草明告诉魏巍，到南京开会时人家都问她这件事。将来吸收人时一定要谨慎，否则又要找麻烦。
舒群说，我们几个人找刘绍棠谈，能谈得好更好，谈不好就让他挂名好了。
丁玲说，发行的问题还要找一找新华书店。我去了桂林、南宁、西安等地，新华书店都没有《中国》。不要相信人家的好话。上海的《文学报》发表了我们招待会的消息，冯牧马 上给人家写了信，说登《中国》的消息太多了，于是又赶紧发了《中国作家》创刊的消息。
谈话的气氛很友好，丁玲亲自登门，这种高姿态就先让舒群消了火气。他们毕竟有多年的交情，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又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4月20日，陈明与曾克商量，起草了新的稿费、编辑费支付条例，新条例降低了编辑费发放标准。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4月26日下午，广州的秦牧来看丁玲，他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将于次日赴美访问，一起来的还有公木。丁玲请他们吃晚饭，同时还请了舒群、曾克、牛汉。 吃罢饭，舒群又谈起冯夏熊背后议论他的事，说着说着又发起火来。丁玲感到，和舒群真是不好交谈，一谈就崩，已经商谈好了的问题，怎么纠缠起来没个完。第二天上午，她和 陈明、曾克一起去看黄树则，他是舒群的好友，希望他能帮助做做舒群的工作。
4月30日一早，丁玲又给牛汉、冯夏熊打电话，希望能够早一些去向舒群道歉，求得他的谅解，顾全《中国》的大局。下午牛汉去了舒群家，就第四期刊物发遇罗锦稿子一事作了解 释。晚上他来告诉丁玲，遇罗锦稿子的事情谈通了，舒群的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5月3日晚上丁玲又打电话，催冯夏熊尽早去向舒群作检讨。6日晚上，冯夏熊由牛汉、曾克、杨桂欣陪同，终于去舒群家赔礼道歉，态度诚恳，舒群比较满意。
丁玲出访澳大利亚回到北京后，6月7日下午约上雷加，一同去看舒群。这一次舒群很冷静。他提出：第一，以后不再管刊物的事情；第二，女儿退出《中国》。6月12日上午《中国 》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为向党组汇报做准备，舒群没有到会，看来他是真的“以后不再管刊物的事情”了。丁玲曾经设想，四、五、六期《中国》都由舒群管起来，但是舒群 真的要甩手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5。 丁玲委曲求全晤舒群（3）
6。 刘绍棠去意已定虽然丁玲在3月28日写给刘绍棠的信中一再解释，甚至说自己回北京后要“作检讨，请你们宽恕”，但是刘绍棠依然不让步。丁玲请魏巍再去做工作。魏巍给刘绍棠打了电话，比较 乐观，说大家都有团结的愿望，可以坐在一起谈一谈。
5月8日晚上，在拒绝《中国》将近三个月之后，刘绍棠终于又坐在了丁玲家的客厅里。名目是丁玲、陈明、牛汉5月13日要出访澳大利亚，行前安排一下工作。那天晚上有丁玲、魏 巍、雷加、牛汉、刘绍棠、曾克和陈明，实际上主角只有两个人，丁玲和刘绍棠。
雷加主持会。他说，丁玲、牛汉同志要出国，曾克同志要去深圳，今天主要是欢送他们，谈谈编辑部的问题。我五月在家，牛汉同志说三、四期稿子已经有了，第五期也有底了。 这时刘绍棠打断他的话说，今天要谈工作问题，我不参加。我对主编副主编分工有意见，没解决以前，我不参加讨论工作的会。我就是和大家见见面。雷加说，工作问题以后可以 再慢慢谈，他们要走了，有什么要交代的，今天在这里谈谈。
魏巍先发言说，原来是准备开一个会，雷加回来后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认为时间不太充分，要真正解决问题，需要有充分的时间，开会总得有个两三次才行。我和舒群、绍棠都接 触过了，我还是抱乐观态度的，虽然这中间发生了一些问题。今天绍棠同志来我也很高兴，一开始我就认为，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单位也好，不发生问题是不可能的。以前大家虽然 比较熟悉，但没有在一块工作过，彼此不很了解。
丁玲接着说，既然是欢送我们的会，我想讲两句话。其实这个会很早就应该开，用很和谐的气氛来开这个会。外边的事可以谈，家里的事也可以谈。我想得比较简单，总觉得有些 意见一谈就开了。绍棠同志说我在工作上没有协调大家，他说的是对的，我兴趣上来时就过问一下，兴趣没有了就懒得过问，因此好多事情我也不知道。原来我还想写文章，现在 也不想写了，阴错阳差的错过了时间，没有开这个会。有些事情我现在也是朦朦胧胧的。魏巍很热心，希望我们把会开好，雷加一力承担我们出国后的工作，我是很感激的。本来 我们这些人都是自己组织起来的，我同雷加、舒群、曾克是好朋友，和另外几个同志没共过事，但也有基本的了解。我昨天还说过，绍棠是直爽的，容易了解的人，我们也是没有城府的人，我们可以找到共同语言。今天时间不够，以后还可以谈。如果是老朋友，可以一两句话解决问 题，不是老朋友，也可以慢慢讲道理。和绍棠的问题，开始是小说的问题，对小说的看法以后还可以慢慢谈。再一个是工作的分工问题，雷加、舒群、牛汉都有这个意见，开始的 时候制度不健全，人少，就一把抓了。分工不是难解决的问题，今后可以讨论，定下来，写出来。绍棠对我的工作作风有意见。我多年在下边散漫惯了，希望大家给我提意见，我 再检查，检查没有什么难的。今天不一定解决什么问题，但可以表示一个团结的愿望。我已经81岁了，我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淡，和气生财嘛！
刘绍棠有点激动，讲了很长的话。他说，我不像丁玲同志那么乐观，我们的分歧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文艺界广为流传，对我友善的不友善的都有。这次的悲剧在于，五十年代的人 ，只有我和老作家比较接近。现在北京的五十年代这批人，对我们这些人是不赞成的，外地五十年代的人对于我参加《中国》，认为是精神依附，骂我的人很多。第一、第二期刊 物我没出力吗？结果连我的稿子都遭到同样命运。我愿意好好谈谈，如果不行，我正式退出。我不是要什么权，创刊之前我要过权吗？头三脚难踢的时候，我为什么踢了那么多脚 ？我们的确有共同语言，我同意丁玲同志在西安的那个讲话，但百人百性，各人有不同的经历、修养，在艺术上有不同的个性，我非常推崇魏巍的《东方》前十章，但后边我认为不应该写那么多打仗，这只是我的看法，但不能不让人家那么写。我一直不明白《中国》要干什么？我当初来的时候，就 想使小说来一个繁荣，来一个以劳动人民为主的题材的繁荣。我在六位同志里是较年轻的，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就不要等感情伤害太深了再分手。我已经声明，从第三期开始 ，《中国》和我没关系。今后开会也不要找我，实际也没有找我。关于我的小说，我和丁玲同志分歧意见很大，主编一锤定音，这是什么年代的工作作风？我在什么地方都没有遭 到过这样的不尊重。丁玲同志写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我认为不好，比她的创作水平差远了，但一个老同志写改革，有可取的一点，就应该发。我在《中国》什么都不知道， 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别的地方我早受不了啦，但我觉得丁玲、陈明是我的老师，我忍了！我觉得丁玲、陈明同志有时可能也被下边的人利用，你们所信任的人，未必那么可信， 反映的情况未必那么准确，比如对我的估价就不那么准确。我对丁玲同志是尊重的，尊重是对您过去英勇的战斗和成就，不论我们闹到什么地步，我也不会否认丁玲同志的成就。 我不希望这个刊物垮掉！
散会时已经10点多了。矛盾摊开了，但是没有解决。此后刘绍棠再也没有参加过《中国》的任何会议和工作。
刘绍棠最后一次来木樨地，是1985年7月6日。丁玲想要住到河北蔚县去，写她从1954年开始动笔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行前想要谈谈《中国》的工作。那天是星期六， 我在日记中写道：
中午，丁玲请《中国》的主编、副主编和几位编辑来家聚会吃便饭，顺便交代一下她下乡之后的工作。舒群因有事不能来，雷加昨天出差去内蒙，魏巍患肠炎没能来。绍棠、牛汉 、曾克、夏熊、中忱、杨桂欣应邀来到。丁玲买了螃蟹和烤鸭招待大家。绍棠一边吃一边愤慨地说，人家说你跋扈我也跋扈，所以搞不到一起去。为什么我的作品不发，人也不要 ，就是因为我有人，有作品，你们想排挤我。陈明、夏熊对他推荐的几个人未调来一一做了解释。绍棠仍对不发他的作品耿耿于怀，似乎是对杨桂欣叫阵：“是谁的意见，说不好，现在可以站出来！”杨脸色铁青，没吃多少就离席了。丁玲始终心平气和地说话，饭后又约绍棠写关于高占祥的文章，他拒绝了，说：“他在台上我不写，谁在台上我也不 写。等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