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最吃得开的人，而批评过别人的 人是最吃不开的人，要为三中全会以来受批评的人大平反。这种空气不健康，不正常。”胡耀邦也讲话说：“文艺界确有一些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有机会就大说一通，至少带 有一点情绪的大说一通。这对党的整个事业，对党的文艺事业，是有利还是不利呢？是有利于团结还是不利于团结？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至少应该说不是积极因素。”
新华社发布的剧协会议消息中说：会议认为，要繁荣社会主义戏剧事业，首先必须不断地清除“左”的影响，坚持创作自由的原则，同时也要警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 毒的侵蚀。影协会议的消息说，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到会讲话说：电影一定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四化建设的步伐，反映生活，讴歌生活，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和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
在剧协、影协消息中，都没有提及大会选举结果。而随后，5月6日召开的美术家协会大会，5月7日召开的杂技艺术家协会大会，5月9日召开的摄影家协会大会，5月11日召开的音乐 家协会大会，都报道了新选举的协会主席。这说明，“失控”局面已经得以扭转。
习仲勋的批示，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作出的。4月23日，玛拉沁夫和延泽民都给丁玲打来电话，说习仲勋在影协会上念了丁玲在西安的讲话，大加赞扬，说“观点正确，站得高看得远 ”。
4月24日，习仲勋又在那份内参上写了另一段批示：“秦川同志：请您亲自去看看丁玲大姐，她如同意发表她在西安的谈话，请她修改后，加按语或写一短评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份材料的天头及空白处，几乎被习仲勋的两段大字批示写满。
秦川是《人民日报》社长，和丁玲住同一幢楼。4月25日晚六点左右，他带着习仲勋批示的那份《国内动态清样》，笑呵呵地来到丁宅，但让我诧异的是，丁玲对秦川十分冷淡，以 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口气，很生硬地说，我不修改，也不发表！秦川有些尴尬，说，这是仲勋同志的指示。放下那份材料就走了。丁玲见他出了门，忿忿地告诉我说，在四次作家 代表大会前后，秦川是和攻击她的那些人掺和在一起，并且起了重要作用。
丁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拿起那份材料，把习仲勋的批示仔细读了一遍，读完了，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便提笔给习仲勋写了一封信：
仲勋同志：你寄给秦川同志的“动态”，他已经来我家里给我看了。我读了你的批语，不尽感激、感谢。你给我的温暖，我将永远记得，而作为党给我的鼓励。这篇简讯，我认为 还不宜发出去，因为只是向记者提问的一个简单的答复，很不具体，分析不够，……后来丁玲始终没有修改那篇稿子，一直到6月24日，该文才以《丁玲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为题，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七版上，大概是按新华社内参稿编发的。
4。 求助习仲勋（3）
六月中旬的一天，上海的老朋友陈沂来看望丁玲，谈话中间他讲到这样一件事：某公曾经向习仲勋告状说，丁玲在下面活动，很“左”。习仲勋当即回答说，她正！
有了这两件事，丁玲感到，习仲勋同志是了解她、理解她的，应该也会帮助她。
7月6日，她给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打电话约见。7月9日下午，习仲勋约丁玲、陈明到家里谈天。丁玲谈了《中国》目前的困难，她说，这样一个大型刊物，现在只有三个编制名额， 其中只有一个是搞编辑的，这个样子怎么能保证正常出版呢？《人民文学》有30个名额呢！我们跟作家协会打了多少次报告，就是解决不了，我只有向你求援了，否则《中国》只 好关张。习仲勋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答应和中编委协商。他很肯定地说，大姐主编的刊物，有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一定还要办下去。当晚，习仲勋和高登榜两家在人民大会 堂聚餐，约了丁玲夫妇同去。回到家里，已经是9点钟了。
席间，丁玲还向习仲勋谈到胡风的问题。她说，胡风都死了一个月了，追悼会至今开不了，就是因为彻底平反有阻碍，家属有意见。人都已经不在了，对胡风早该有一个实事求是 的结论，政治上的平反，中央已经作了，反映很好，为什么还要在文艺思想上揪住不放？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有错误，谁个能担保自己的文艺思想百分之百正确？说胡风有宗派的人 ，自己是不是也有个宗派？
原来，胡风6月8日去世，但丧事迟迟未办。三天前胡风之子张晓山来看丁玲，说家属对悼词有意见，其中说胡风“带着复杂的感情加入革命队伍”，“解放后对党的文艺政策一直 有保留意见”等评价，不能接受。丁玲为其不平，便把意见反映上来。8月3日，家属决定不举行任何仪式，遗体先行火化。其时丁玲已经住进医院，陈明参加了遗体告别，并一直 送去八宝山。
7月11日，中央办公厅的寿照明副局长来到丁宅，代表胡耀邦总书记送来福建出产的鲜荔枝，并说，艾青、爱泼斯坦等人那里也都送了。13日上午，习仲勋也派秘书送来荔枝。当时 在北京，荔枝还是稀罕物。
我参加北京师范学院的函授学习，那几天正请假在家复习准备期末考试，13日下午因为要送丁玲去住医院，便来到木樨地。走进客厅，看到丁玲坐在沙发上，精神和身体都不如前 几天，说话也有气无力。丁玲说，总书记前几天送荔枝来了，还有几个，你也尝尝。陈明从冰箱里拿出荔枝，我说，给周欣留着吧！周欣是丁玲的外孙，祖慧的儿子。丁玲说，习 仲勋也送来了，有周欣吃的。丁玲还告诉我说，昨天上午她又给习仲勋家里打了电话，问《中国》的编制问题。齐心说，习仲勋已经和胡耀邦汇报了，没问题，让放心。
当天下午，丁玲住进协和医院304病房。
7月15日深夜，丁玲家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陈明被惊醒，第一个念头就是：是不是丁玲的病情有了变化？他赶紧走到客厅，拿起话筒。电话是习仲勋打来的，他告诉陈明，编制问 题已经告诉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让作协给《中国》几个名额，《人民文学》不是有30个名额吗，不要再增加新的编制名额了，就从作协内部解决。习仲勋说，明天我去北 戴河，要住几天，如果还是解决不了，可以找我的秘书，让秘书给我挂长途电话。他又关切地问到丁玲的身体，陈明说，丁玲想赶紧把编制的问题解决了，住到蔚县去写作。习仲 勋说：丁玲同志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就不要下乡去了，你要特别注意照顾她。
其实习仲勋真的很帮忙，一直在运作中，只是难度确实很大。8月26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编制委员会发出＇85＇11号文《关于〈中国〉杂志社编制问题的批复》：
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
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三日你会关于申请《中国》杂志社编制的来函收悉。经研究，同意《中国》杂志社事业编制十五人。
直到9月3日晚上，陈明才得知这个消息，而且是非官方渠道——牛汉打来电话说，从维熙告诉他，已经同意为《中国》解决15个编制。第二天下午陈明到医院告诉了丁玲，老太太 一下子感觉轻松了许多。
5。 拿不到当红中青年作家的稿子
除了编制、经费之外，稿源紧缺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6月15日《中国》向作协党组汇报工作时，牛汉就说过，《中国》诞生就是个衰老的刊物，主编副主编班子老化，投稿的也是老作家多，中青年作家讲究实惠，很多人是“看看再说 ”，不大给我们稿子。
1985年的《中国》，老作家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尤以创刊号为甚。先后发表的老作家稿子有：巴金致丁玲信，丁玲的《一代天骄》，孙犁的信，李纳致铁凝信，秦兆阳的《 往事散记》，刘白羽的《大海》，骆宾基的《记两个农民朋友》，魏巍的《那边，延河上空有一颗星》，黄钢的《延河的流水是清亮的》，雷加的《七个和一个》，吴强的《海螺与蔷薇》，舒群的《黄河女》，还有黄树则 、萧乾、王朝闻、姚雪垠等人的文章。这里面多是怀人忆旧之作。而当红中青年作家的稿子，一是数量少，二是分量轻，只有王蒙的《风格散记》（一、二、四期连载，每篇不过 三五千字），贾平凹的中篇《冰炭》，铁凝复李纳信。张洁本来答应给刘绍棠稿子，但大概是感到了“压力”，让女儿打来电话说心脏病严重，医嘱不能写文章，实在抱歉，不能 按时交稿（我在1984年11月20日的电话记录）。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她才拿来一篇短文《纵然惜别终须别——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追记》，还是先在香港一家报纸上发表过的，登在 七月出版的第四期《中国》上，即便如此，据说也被作协某领导斥为“没骨气”。
在这种情势下，一批崭露头角的新秀，成为《中国》创作的主角，像山西的田东照，天津的王家斌，北京的陶正、刘恒、林青，湖南的残雪，黑龙江的迟子建等。
由于作者队伍狭窄，好稿子上不来，导致一些人的稿子多次刊用。比如，孙犁在第一期发了致《十月》主编苏予的信，谈贾平凹的小说《腊月·正月》，第三期又发了一篇致贾平 凹的信——“再谈通俗文学”。山西的田东照，七万字的中篇《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在二期发了头题，又在四期上发了短篇《河那面的红枣排》。庞天舒，沈阳军区一个聪颖灵 气的小姑娘，刚在二期上发了云南老山前线生活散记《在同龄人的墓前》，紧接着又在三期头题发表了自卫反击战题材的中篇《秋天总有落叶》。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家斌，第一期 发了中篇《背尸人》，紧接着，长篇《迷魂泉·雪人》在三、四、五期上连载。这两部作品以其藏族题材备受关注，但是在一年总共六期刊物中，一个作者在四期上都占据重要位 置，十分少见。引起争议的遇罗锦的《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在第一、二、四期连载；林谦、郑敏、周涛也都在两期刊物上发表了作品。
此外，第三期发了“新加坡金狮文学奖获奖作品选辑”五篇，接着第四期又发了“香港作品专辑”五篇。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的稿源捉襟见肘了。
只有诗歌一枝独秀。老中青诗人齐登场，既有绿原、严辰、张志民、邹荻帆，也有北岛、顾城、舒婷，这主要是牛汉的功劳。他本人就是诗人，在诗歌界又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
拿不到当红作家的稿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丁玲被诬以“左”而失势，一个是新老作家之间存在“代沟”，而《中国》被看做“老作家的刊物”。
老中青作家的大团结，一直是丁玲的一大心愿，她渴望能与青年作家交朋友，对他们“传帮带”。《中国》创刊号上《编者的话》中，就希望老作家“能把自己的丰富经验和写作 经历，积极介绍出来”，帮助青年人“在创作上少走弯路，健康成长”。但是，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很难逾越，青年人对于“好为人师”的老作家，不感兴趣。
。。
6。 雷加也要淡出
丁玲曾经说过，雷加要是不当作家，是能当部长的。可见她对雷加的器重。
雷加天性好动。他不是安安稳稳坐在书斋里的作家，他真是喜爱生活。即便在七十岁的年龄段，还是满怀热情到处去看祖国建设的新成就，所以丁玲最初找他来办《中国》时，他 曾经犹豫。
1984年7月29日下午，雷加到协和医院探视丁玲，丁玲提出一起来创办一份文学刊物。雷加说还要考虑考虑。第二天上午雷加给陈明打电话，讲了一些顾虑。8月2日上午，舒群、雷 加、曾克来丁玲家讨论准备提交作协党组的办刊报告，这时雷加仍然没有下定决心。3日上午，雷加给丁玲打来电话，终于“同意坐阵刊物一年”。
雷加后来说：“就在丁玲1984年一次住院中，她同我提出要创办刊物。她说的很认真，陈明在旁边打岔，仿佛并不那么认真。后来这个刊物真的办起来了，叫做《中国》。它办了 一年有余，发表了不少好的文章，当初它也为了一些作家没有刊物发表文章办起来的。办刊之前，就有‘官办’‘民办’之争，我也曾推辞不任副主编。我心中是有矛盾的，因我 一向不愿搞文艺行政工作和编辑业务工作。当时我也意识到刊物的印数问题，稿源问题。因要自负盈亏，办刊的方向也就不易掌握。后来编辑部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不足怪 的。不过，它把我的编辑与创作的矛盾激化了，以致以后我只能挂名而不再看稿了。丁玲在世时，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虽然刊物如何结束的，我不甚了了。”①雷加一直很敬重丁玲。1953年8月他在哈尔滨写长篇小说《春天来到了鸭绿江》，逯斐要去北戴河度假，雷加托她带了一封信给丁玲：“逯斐临走说，她可以在北戴河看见你们。她的神色是颇骄傲的，我真的有些忌妒她。我愿意在北京之外多看 见你们，因为在北京之外的任何地方，没有事务再去束缚你们，我可以得到比在北京更多的友情。……但愿我回去的时候，能看见你们，最主要的，我要把定稿胆战心惊地给你们 送去。”
1979 年5月，雷加在上海福州路的书店里买到一本丁玲的《母亲》，一本《丁玲短篇小说选》。当时丁玲还未正式复出，她的书在市面上很难见到。雷加读过之后立即给丁玲写信 ，发表感慨：“一个小说家，首先应该是个散文大家，散文应该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基础。土肥越深，根叶越茂，三十年代流传下来的作品，莫不如此。”
1984年5月厦门大学举办丁玲创作研讨会，雷加不能到会，写了一封信说：“丁玲同志是当代文坛上我所敬爱的人。她的著作和她的文艺思想影响着和教育着我们这一代人。这不是 一个理论家容易做到的，也不是另外一些作家所能做到的，只有她才能做到这一点。”
雷加尊敬丁玲，也和舒群等人有着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