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请青年作家来吃饭，吃完饭他们说：我们去冯牧家。冯牧当然比丁玲有实权了。
艾青早就看透了舒群，所以他坚决不肯当编委。我到他家里去做他的工作，他说：丁玲和舒群在一起不会有好下场。刘绍棠开始很积极，后来他的一部长篇没有用。那篇稿子开始是杨桂欣看的，重复的东西太多，刘绍棠就对杨桂欣有看法。 编委会里边的人很杂，丁玲原来的想法是要搞五湖四海，体现大团结，但因为编委的思想不统一，所以一开会就闹矛盾。秦兆阳对我说，以后别开编委会了，意见不统一，刊物没 法编了。
8。 牛汉谈丁玲与《中国》（2）
丁玲死后，作协想让邓友梅来当头，他不敢。我去找邵燕祥，他不肯，对丁玲有看法。唐达成找我谈话说，你到作协来办《中国》，门走错了，现在你回过头来好不好。最后唐达 成、鲍昌、束沛德几个人一起找我们谈话，我对他们说，你们“卑鄙无耻”！后来香港的一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停刊的前前后后》，上海《艺术报》转载了，我在东 单的邮局买到一份。作协把这件事写报告，上报到中直机关党委，说我们把《中国》停刊的事情捅到国外去了，古鉴兹写的简报。中直机关党委通报了此事，要处理。最后中直党 委讨论时只有两个人不同意，一个是王兆国，一个是陈云的秘书王玉清。
2008年7月，牛汉出版了他的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谈到《中国》，他说：“《中国》对我来说，更有魅力，也是更能发挥我的长处的新刊物。”“丁玲生前对我说过，我老了 ，等我死了，刊物更不好办了。”“中国作协系统的刊物每个月有编辑月会。1986年下半年《中国》停刊前，我代表《中国》去参加。‘牛汉哪，你走错门了。’唐达成对我说。 我说，‘我没错。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知道，唐达成的意思是我不要走丁玲那个门。”
谈到丁玲时，牛汉说：“她太深广了”，“丁玲比较复杂，中国的大人物都如此。”“王蒙写过丁玲，片面，他不完全了解丁玲。丁玲‘左’的话，为什么同意让一帮年轻人负责 编《中国》？”“丁玲没有官架子，从来不板着面孔说话。”“我对丁玲很尊敬，把她当长辈，也感到很亲近，没有下级对上级的感觉。大家都叫她丁老太。”“1985年冬天，《 中国》开过一次编辑会，改成月刊。丁玲意识到了，她去世后，《中国》肯定要被停刊，或者改变领导。《中国》内部也很复杂。丁玲很谨慎，办刊物，很认真。她知道难，但我 了却了她的心愿，没有背叛她。”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
1986年10月16日，中国作协党组做出《关于调整〈中国〉文学月刊社的决定》，内容有四条：“一、《中国》创刊一年多来，为繁荣文学事业做了一些工作，但根据当前文学工作 的发展和作协各个刊物的布局需要，决定将《中国》划归作家出版社，保留其刊名，由月刊改为季刊，以发表长篇小说为主。二、该刊领导机构要相应地做出调整。编辑部人员根 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意愿做出妥善安排。三、有关《中国》文学社的资产、财物均统一交作协办公室处理。四、希望《中国》编辑部同志继续办好今年的刊物，并共同做好其它善后 工作。”
牛汉说：“丁玲尸骨未寒，他们就向《中国》下手了。得下手时就下手，他们也真下得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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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国》备忘录——终刊致读者（1）
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由我们来写《中国》文学的终刊辞。
中国新文学，自鲁迅等先驱者筚路蓝缕，六十余年，与人民共经忧患，迈着沉重的步履成长。在经受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终于复苏崛起，进入可以产生希望的 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热潮澎湃，“双百”方针逐步得到落实，“大团结、大繁荣、大鼓劲”的号召温暖和鼓舞人心。正是这样明亮的文化背景，使《中国》文学杂志的诞生成为现 实。回忆创刊之初，主编丁玲同志，这位在鲁迅旗帜下为新文学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受“左”的错误迫害极深的老作家，曾那样激动地说：“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我压抑不 住从心底迸发出的激情，愿意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拿出来，尽力办好这个刊物。”“《中国》文学双月刊没有门户之见，容纳各种不同的风格流派，给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在 思想上有所创见的作品留出很大的篇幅。”八十高龄的丁玲同志身体力行，实践了她的诺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她操劳到最后一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丁玲同志的艰苦努 力，这个刊物能够出现，并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进一步成熟起来。丁玲同志的逝世，给《中国》的命运投下巨大的阴影，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刊物筹备和创办之际，中国作家协会曾给过肯定和帮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同志热情致信，说，“为你们的新刊物呐喊助威，我总是可以而且十分愿意的。我相信《中国文学 》会得到成功！”原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同志代表中国作协全体成员表示热烈祝贺说，《中国》一定会为大团结大繁荣的新时期的到来作出重大的贡献。作协副主席冯牧同志说：
“我也相信《中国》肯定会在我们社会主义文艺阵地上，成为一面色彩鲜艳的旗帜。”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说：《中国》的出现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新事物，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自 由的劳动组合。著名剧作家曹禺同志也说：“创办《中国》这个刊物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也可以说对我们大家也是极大的鼓舞。祝《中国》健康地成长，勇敢地成长，开辟一个在 文学方面、编辑文学杂志方面的新天地。”有那么多的领导和知名作家给《中国》以肯定和支持，应该说，丁玲同志的逝世不应该影响《中国》的继续发展。
去年年底，丁玲同志在医院病房主持编辑部会议，讨论决定，为适应时代节奏，更敏锐地表现社会改革的风貌和谋求刊物自身的改革，《中国》于一九八六年改为月刊。她决没有 想到一年以后恰恰是改刊后的《中国》会遭到被停刊的厄运。当时，丁玲同志以作家的敏感，觉察到文学“新生代”的萌动。她说：“他们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改刊后的《中国 》，更明确更生动地体现了创办《中国》的本来意图，深得作者、特别是新一代的作者，以及广大读者的热情赞扬，使我们每一个新老编辑更加明确了自身对中国文学的庄严的责 任，也给我们带来强烈的自信。与此同时，编辑部却不断地感受到沉重的压力。这种令人忧虑的情况在丁玲同志逝世之后越发变得严重起来。
丁玲同志逝世以后，编辑部首先遇到的是主编人选问题。我们向上级机关打了报告，要求尽快委派主编，但直到我们写终刊辞的今天，《中国》仍是一个没有主编的刊物，副主编 牛汉同志也没有得到正式聘任。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工作上与心理上的诸多困难与不安因素。
附录：《中国》备忘录——终刊致读者（2）
在这样十分困厄的条件下，牛汉同志以他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赤诚，带领编辑部全体同志，顶着各种非议，坚持按期发稿，力争提高刊物质量。他也不止一次向中国作协党组请 求尽快委派主编，作协某些负责同志也在与他的正式谈话中保证尽快选派，但后来却不了了之，而且有消息从各种渠道传来，似乎《中国》的生存也成了问题。
我们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传闻。作为普通的文学编辑，我们对中国作协现任的主要负责同志是寄予了应有的信任和热望的。然而，接踵而来的却是这样一些事实：
作家协会领导的几大期刊，纸张、印刷、出版、发行是由作家协会统一负责管理，而我们《中国》编辑部却要独立承担这一切繁重工作。由于需要，我们准备调进一位同志专门搞 发行，但得到的答复是“调人暂停”，刊物办不办，还要“研究研究”。没有主编，中层领导班子（编辑室一级）也一直没有得到确认。丁玲同志去世至今，没有一位作协领导下 到编辑部来了解我们有什么困难，给我们以应有的帮助。在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各大期刊对外宣传广告中，开始竟不考虑有《中国》的介绍文字，只是在牛汉同志据理力争之后才 予补上。
实际上，类似的问题在丁玲同志生前就已经出现。关于编辑部的人员编制，中央有关部门指示作协配备应有的编辑人员，但作协迟迟不予解决。为此，丁玲同志四处奔走，原计划 的桑干河之行只得一延再延。直到去年秋天，也就是《中国》创刊招待会将近一年的时间，才由中央有关部门直接批给《中国》人员编制。那时丁玲同志的身体已不允许她作为一 个作家重访她日夜眷念的桑干河，实现她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为此她曾不无感慨地说：“比我当年办《北斗》还难！”大家知道，丁玲同志创办的这个刊物，开始是以民办 公助形式出现的，后决定由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但是，丁玲同志去世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深深感到，《中国》文学杂志，实际并没有得到中国作家协会真正的确认。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别人看来不可想象的不安定的气氛中工作的。我们凭着良心干着一件我们认为神圣的事业。作者、读者寄予我们的厚望，激发了我们工作的热情。从大量来稿 当中，我们注意发现和培养有希望的文学青年，并有意识地推出了一批青年作家、诗人和理论批评家。《中国》的诗有目共睹。最初，我们是通过把握诗歌的发展潮头来把握整个 文学的发展趋势的，大量读者来信称，《中国》的诗理所当然是中国第一流的。当青年女作家残雪的小说《苍老的浮云》辗转周折，来到我们案头的时候，我们感到一个当代文学 无法回避的现象已经出现，我们有责任提供篇幅予以刊载。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上，《中国》发表的大量文章，加入我们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对当前文学现状的评论。 主编丁玲同志《热情扶持文学新生代》（《文艺报》1986年2月15日第1版）的文章，副主编牛汉同志《诗的新生代》（《中国》1986年第3期）一文，表达了《中国》文学月刊的编 辑方针和艺术信念。我们从许多读者来信中，感觉到了读者、同行们支持的目光。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对本刊发表的作品、特别是本刊刊载的直言不讳提到文艺界某些负责同志的 理论批评文章的指责。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附录：《中国》备忘录——终刊致读者（3）
我们是在探索，“新生代”文学在探索，幼稚与缺欠在所难免。我们欢迎来自各方面的善意和真诚的批评，热切希望通过正常渠道，以正常方式，与上级领导机关沟通、交流，不 断改进工作，提高刊物质量。在提倡宽松和谐气氛的今天，这应该说并不是苛求。但事实总出乎我们的意料。
一九八六年，时值盛夏，我们却感到阵阵寒意。牛汉同志被召到中国作家协会汇报工作，一位主要负责同志说，要对《中国》进行整顿；作为作家、理论家、红学家和《爱情心理 学》研究家的另一位负责人则武断地说，《中国》办得很糟，作协大院没有一个人认为《中国》办得好。并通知牛汉同志，他们将召集一个“有关人士”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 ”《中国》问题。对于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会议，牛汉同志问：“是批判会吗？”后来不知何故没有开成，作协领导也不再提此事。
为了正常的工作，我们又打报告给作家协会书记处，请示：关于刊物一九八七年出版发行问题；关于主编人选问题；关于中层领导配备问题；关于下年底办刊经费问题。报告打上 去如泥牛入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编辑部数次联系要求面见作协领导，陈述我们工作的困难及办刊中的种种问题，然而作协领导说他们很忙，他们要开会、出国、外出讲学，抽 不出哪怕半小时时间来满足我们依靠组织、依靠领导为我们排忧解难的迫切要求。而这期间，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消息，一份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报告已经呈到了中宣部。关于 这份报告作协内外传得纷纷扬扬，而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却没有对我们编辑部作任何说明。这时，我们预感到，丁玲同志呕心沥血献之以生命的、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曾得到文 艺界和读者支持的《中国》，已经走上了它最后的路程。
我们不甘心。
我们认为，这份刊物的消失将会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损失，尤其是在党中央提出创造宽松和谐的文艺、学术气氛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对《中国》编辑部不作任何解释，以“ 内部调整”为名实际上取消这份刊物，就更使我们感到困惑。出于这种心情，牛汉同志走访了王蒙同志，王蒙同志对本刊改刊之后的新气象给予了肯定，他感到《中国》的停刊可 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也为本刊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提出一些建议。刘再复同志说：“《中国》办得这么有生气，为什么要停，怎么向作者、读者交代？”诗人北岛为此 愤然宣布退出中国作协创委会诗歌组，他致信作协书记处说：“鉴于你们对《中国》的不公正态度，我认为现任作协领导是不值得信任的。”
我们带着最后希望又一次找到作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得到的回答是：给中宣部的报告是作协党组研究决定的，不会改变。另一位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负责人则对人说： “我只对《中国》的刊号感兴趣。”
此时已经到了明年刊物出版发行的最后征订期限，我们急切地等待作协书记处的最后决定。
一九八六年九月四日，编辑部在到处奔波、苦等几个月之后，接到作协书记处一位秘书的电话，他正式转达了作协党组书记的指示：“你们要和邮局签订明年发行合同的事，不要 办了。我只能传达这么一句。”不久又接到电话，令我们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