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的范围内，搞些其他项 目。”
登记证拿到了，办公地址又成了问题。虽然作家协会的院子里给了两间房子，但是编辑部人员明显感到那里很不欢迎他们，不是久留之地，还要另做打算。丁玲给一些熟人写信打 电话求援，都没有多大进展，陈明、曾克跑了一些地方看房子，也没有结果。1985年元旦之后，通过西虹的关系，《中国》搬到阜城门外大街《解放军报》院内的招待所，这里是 《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办公地点。
3。 1984年12月我的几则日记（1）
1984年12月21日，星期五。
上午贺敬之来访。上午丁老给雷加打电话，说到黄钢的稿子《延河的水是清亮的》写得太啰嗦，讲博古和毛主席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回事，老干部谁不知道毛主席不喜欢博古？博古 也知道毛主席不喜欢他，因此他在《解放日报》工作那一段，向主席请示工作时很拘谨，他有点怕毛主席。
中午曾克来电话，说出版局终于批准《中国文学》改名为《中国》，刊号终于拿到手了。编辑部的房子又成了主要问题，虽然已经跑了三四个月，仍无结果。丁老想到杨犁，亲自 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能像叶老给创刊招待会捎的几句话那样，“帮助丁玲同志”，给解决几间办公室。电话足足打了半小时，杨犁答应帮助想办法。
下午丁老又和我谈起《中国》，说这两期多亏了冯，又看稿，又跑外。可他的性格不好，样子显得高傲，他的意见别人不能反驳，像上次舒群说到登广告的事情，他立刻给顶回去 ，不好。……牛汉看稿子踏踏实实，但又不能跑，也老了。……她还说，作家还是要有作品，才能站得住脚，张光年、冯牧，有人说他们是著名文艺评论家，可是他们哪篇文章给 读者打下了烙印？中国真正称得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第一名是冯雪峰，第二名是胡风，现在这两个人都没了。陈涌还算得上半个。
12月22日，星期六。
上午总政文化部陆文虎来看望丁老，谈到创作问题。丁老说，真正称得上作家的，是四五十岁的人。写小说不但要有才气，还要有生活积累。二十几岁能写出好作品是凭才气，只 有到了四五十岁，思想逐渐成熟，看问题也不至于飘，才能够写出有分量的作品。二十几岁的诗人较多，到了四五十岁，诗人反而不多了。
12月25日，星期二。
丁老看白桦的小说稿《秋天回旋曲》。唐达成来邀请丁玲参加四次作代会并讲话。丁老要我把她前些天写给阳翰笙的信和阳翰笙的回信拿给他看。唐说，丁老写得很真挚，阳翰笙 的回信也很有感情。丁玲说，现在我要去看周扬，他不愿意见我，30年代在上海时，我们到他家里开会，他一家对我们都很好。七九年我在医院动手术时，他还告诉我，我在被绑 架前借给他30元路费，他回家探亲。谈到两个口号的论争，丁玲说，洛甫（指张闻天）把两个口号的论争汇报给毛主席，我问过主席对两个口号的看法，他说，两个口号都是搞统 一战线，不同的是，民族大众的文学有立场，国防文学没立场。主席这个人真好，他懂文艺，真正理解知识分子，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他找了四五十个作家谈话，他那个讲话 也是归纳了大家的意见。他本身也是文学家。所以现在我看到一些人说主席的坏话心里就很难受。至于后来打我，他打的人很多，彭德怀那么好的人都打了，我算什么？他后期犯 的那些错误全怪他吗？他想搞个人威信，一个人搞得起来吗？尽是些吹喇叭抬轿子的。
丁玲告诉唐达成，她正在看白桦的小说《秋天回旋曲》。唐问：“写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人的创作路子不对头，写小说应该从生活出发，可他总从概念出发。”丁说，现在很多 人写小说不讲究文学性，净是大白话，他这篇也比较拉杂。语言是要风趣，个性化，但你要符合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有那么一两句就行了，长了也就没意思了。现在的小说通篇都 是作者自己在那里说话。白桦这篇都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因为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他那个《曙光》写得也并不大好。我问过余秋里，他是贺龙部下，余说没有写好贺龙，贺龙怎么会是那么个窝囊样子呢？
3。 1984年12月我的几则日记（2）
唐达成说：贺老总要是那个样子，恐怕也打不出来了。白桦是个诗人，写诗可以。又说，绍棠小说的语言还不错，特别是《蒲柳人家》。
丁玲说，刘绍棠的小说我看得很少。我还是喜欢邓友梅的小说。不过他也有一个问题，不敢接触大题材，总搞些小玩意。也不是说小玩意不好，关键是思想。鲁迅写的祥林嫂也不 是大题材，可是很深刻。
唐达成再次邀请丁老在四次作代会上讲话，丁说，我一讲话，人家就不高兴。唐说，总是有人不高兴，有什么办法呢？该讲还是要讲。现在许多刊物，作品粗制滥造，大有淹没文 学的趋势。丁玲说，我最近在医院里看了两本刊物，一本是《啄木鸟》，一本是《中华传奇》，看了一篇，不好，再看一篇，还是不好，内容语言都不好，哪里是什么作品。《哦 ，香雪》为什么受到那么多人欢迎，李纳、孙犁、徐光耀都喜欢？那不过是一个小姑娘写的一篇小姑娘的东西，孙犁、李纳喜欢，一个是和他们的风格相近，另一个原因，恐怕是 在众多的乌七八糟啰啰嗦嗦拖泥带水的东西中，好不容易发现了这么一篇干净的东西。铁凝现在还很年轻，也有才气，今后的路子怎么走，就看那些文艺评论家和政治家们怎么引 导了。写得好的还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没有生活是写不出那样的作品来的，那是作者凝结了几年的心血“挤压”出来的。
丁玲问到这次理事的选举方法和人数，唐说，由各分会推荐，进行差额选举，一共选220名。丁说，人太多了，我赞成人少一些，精干些。唐说，人少了不行，现在会员增多了，分 配名额少了各省有意见。丁说，我同意以后把各省的权力搞大些，你看国外那些作家协会，才几个人，也没什么权力。
唐说，原来要请胡耀邦同志讲话，后来耀邦同志说请启立同志讲话。会议期间还要请吴学谦讲讲形势。丁玲说，五十年代我和老舍参加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文化部长在上面讲话， 下面只剩三分之一的人，还有人喊：讲短一些，其他人还要发言！每人只有十分钟时间，部长也不发火，还说：“就完就完”。我们是客人，不好意思走。法捷耶夫讲话，座无虚 席，全场鼓掌五分钟，那当个作家才来劲哪！老舍悄悄对我说：“还是咱们中国好，平均主义！”代表大会上的人刚讲完话，会场外面漫画就出来了，西蒙诺夫讲话说作家要下去深入生活，会场外面大厅的漫画就画着西蒙诺夫叼个大烟斗，站在桌子 后面发“下去”的卡片，肖洛霍夫讲话讲得不好，漫画上画一本好大好大的书，旁边是一张很矮的讲台，肖洛霍夫在那里讲话，意思是他的书很好，讲话不好。他们这种提意见的 方法，大家认为很正常，没感觉有什么不好。这点比我们强，我们中国人的心眼窄。
同日的陈明日记这样写道：上午我去文化部听文件。唐达成来向丁汇报作协代表会。回来小王告我，唐谈话极少，都是丁谈，谈得好极了，可惜未录音。唐连说：应该录下来。我 回家时在楼外看见唐坐汽车回去。在电梯口遇见康濯、马烽、陈登科，留家共进午餐。当晚开《中国》编委会，秦牧首次与会。会上气氛很热烈，只就遇罗锦连载散文有小的不同 意见。
关于白桦，我还想再说几句。为了体现“大团结”，丁玲有意在《中国》上，给当时颇受争议，甚至有点“灰溜溜”的作家，提供一个露面的机会，比如遇罗锦，比如白桦，她从 内心里，是爱护他们的。
3。 1984年12月我的几则日记（3）
白桦的小说《秋天回旋曲》，是丁玲约来的，丁玲对它并不看好，雷加也认为是一篇“毫无分量可言”“但也无多大害处”的作品，但还是发表在第二期上。一个重要原因是，丁 玲并不认为《苦恋》有多么严重的问题，想帮白桦一把。
1981年4月，《解放军报》发表了批判《苦恋》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紧接着，4月22日出版的《时代的报告》增刊上，发表了黄钢写的《这是一部什么样 的“电影诗”》和该刊观察员写的《〈苦恋〉的是非，请与评说》。
5月9日，朱子南去看望丁玲。他回忆说：
我一到北京，就见到到处有报贩在叫卖《时代的报告》增刊，上面刊载有供批判用的《苦恋》。见到丁玲后，自然要谈及《苦恋》。丁玲的谈话，也就从批判《苦恋》开始。她说 ，黄钢同志这篇文章可惜了，怎么能这样写？这样写怎么能说服读者？你去告诉他，说这是我说的……丁玲又说到，有家报纸的批判文章像是棍子，像是梁效写的。文章可以署作 者的名字，为什么要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呢？丁玲说：《苦恋》这题材抓得好，问题是要把账算在谁的身上？算在祖国身上？算在人民身上？那不能么！但是，现在这种 批判，不能服人。我本来也想写文章谈一下看法的，一看“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架式，没法写了，调门这么高了，还怎么写？《苦恋》这一点抓住了人，我们正是《苦恋》着的， 吃了苦，也不埋怨，还是相信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好起来的。
1981年8月10日，丁玲在吉林省延边文联举行的座谈会上讲话时，又说了很长一段关于白桦的话。当时由于《苦恋》挨批，丁玲的这篇发言最初在延边的《金达莱》文学丛刊上发表 时，编辑把有关白桦的一段删掉了。后来出版《丁玲文集》时，才恢复原貌。
丁玲是这样说的：“现在，我简单讲两句《苦恋》吧。这个剧本最近我看了，电影也看了。白桦同志我在五十年代就见过，七十年代又见面了。去年夏天我在庐山会议上讲过他的 一首诗，叫《情思》，我说那首诗写得好。今年他得奖的那首诗，我却没读过。看来白桦是一个思想比较活跃的人，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他的电影，我看到的不多 。有些同志告诉我，《曙光》写得较好，《曙光》我没看过。看来这个作家能写诗，也能写电影剧本，能写普通人民，也能写我们的元帅，这样的作家我们应该爱护。我们不只要 爱护这样的作家，即使是比白桦差一点的作家，是初学写作的，作品里还存在一些毛病的作家，我们也应该爱护他，帮助他。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批评也是帮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很多事实表明，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白桦的电影《今夜星光灿烂》曾引起争论，我看《今夜星光灿烂》是去年夏天，同时还看了另外一个电影。这两个电影是接着看的 ，就自然有一个比较，觉得《今夜星光灿烂》比另一部故事片好得多，不是好一点，是好得多。从摄制技术上看，两部影片都不错。但从表现的生活来看，《今夜星光灿烂》比较 合我的口味。但是，我也看出了一个问题，当时我没有发表意见，没有写文章，我认为这个问题对白桦来说应该是很容易纠正的，我不需要写文章。什么问题呢，我觉得有些事是 作者想象的，硬编的，而不是现实生活里面的。……对于《今夜星光灿烂》里的某些情节，有的同志提出意见，写了署名文章，这是正常现象。但这个争论没有继续展开。现在《 苦恋》又引起了问题。
白桦写《苦恋》的动机，可能是他感到自己，或者他的朋友，是爱祖国的，爱党的，尽管过去受过委屈，但对祖国还是苦恋的，苦我也恋，而且是苦苦的恋。他就是从这一点出发 来写的。这是我主观上这样想的，没有问过白桦，也可能我想得太简单，并不符合实际。他在动笔的时候，为了表现‘苦’，就失去了分寸，把平日深藏在心底的一点小小的委屈 的火花闪亮了，信笔所之，淋漓尽致，编造了一些不现实的生活情节，流露出一种并不健康的情绪，使读者和观众感到诧异，感到委曲，感到愤慨。这恐怕是作者当初没有想到的 。在摄制过程中，由于各种艺术手段的使用，使人看了更感到人生的凄凉，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民族的前途失去信心。从社会效果看，是很不好的。”
当时，她说那样的话，是有一些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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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协党组的态度（1）
主编丁玲的命运，决定着《中国》的命运。
党组书记张光年的态度，左右着中国作协党组对《中国》的态度。
丁玲和张光年的关系不好，可以说很不好。
张光年，即《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解放初期任全国剧协党组书记，1957年调中国作协任书记处书记、《文艺报》主编。1955年批“丁陈反党集团”，1957年批丁玲右派 ，张光年都是骨干。丁玲1985年9月11日在协和医院同刘白羽谈话时，回忆起张光年1955年揭发自己的事情，有点不屑地说：“我心里想，我们两个也没一块儿工作过，你也不了解 我，我也不了解你，我们从来也没来往过，你不过就是戏剧学院一个创作室的主任嘛，你不过领导贺敬之、鲁煤那么几个人搞创作嘛。什么老兵老兵，在那里摆臭架子，你不就是 五七年上来的角色吗？现在成了老兵了？”
张光年的官运好，全国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骨干，并扶摇直上。1965年8月中央任命中国作协第八届党组，刘白羽任书记，张光年与严文井任副书记。“文革”以后1978年 5月中国作协恢复工作，7月成立临时党组，张光年从那时起就一直担任党组书记，中国作协的一把手。
丁、张的关系，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曾经有过短暂的春天。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81年。那年4月17日下午，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六期（少数民族读书班）在民族文化宫举行 开学典礼。丁玲先到了，坐在休息室里，她看见张光年走进来，便从沙发上站起来，主动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