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况，说来话长。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会后一大批作家纷纷发表谈话，拥护党中央的决策。丁玲先是接受新华社记者郭玲春采访，谈话刊登在《 人民日报》上。后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期演讲会”发表广播讲话《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更加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作协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发言摘要刊登在《新观察》上。一些稍年轻的作家，发言调子都比丁玲高得多，却只有丁玲等几个老作家被诬为“棍子”。
1984年9月10日上午，丁玲在中宣部京西宾馆文艺座谈会上发言时说：“夏天我到福州，有人告诉我说，这里听到北京有人说，你们是‘四条棍子’（指的是我与艾青、臧克家和欧 阳山）。我想来想去，不就是在清理精神污染时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我们这几个人，说了那么几句话吗？这怎么竟成了棍子！”老太太敢说话，就在那次会上，又对张贤亮的《绿化树 》提出了批评：“三年前，我在厦门读到了张贤亮同志的《灵与肉》，我欣喜难安，整天在走廊上徘徊，看着起伏的海浪，不由得写了一篇赞扬文章。几年来我一直注视着他，把 希望放在他身上。但最近读了他的《绿化树》，心里很难受。这篇小说却又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好评，使我一时不能理解。……我不喜欢这篇小说，我觉得太过分了，使人感到是共 产党把人变成了兽。这个世界太阴暗（好像只有一个队长稍好一点，还有一个有人性的女人，和一个流浪汉），对此我心里是不愉快的。……我认为我们对作家是不必深究的，因 为他有这种感受，他不能不写出来。我们完全可以开诚布公地和作者共同探讨、商榷，互相提高。但我认为文艺界的领导，思想战线上的领导，研究、指导写作的理论批评，与一 些普通读者一样，对这一作品也如此偏爱，却使我不能理解。”1980年2月，她在厦门鼓浪屿疗养时，阅读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参评篇目，陈明在日记中说，丁玲“甚赞张贤亮的《灵 与肉》、邓友梅的《三猫图》，及刘绍棠的《二度梅》”。
同时，丁玲还不指名地批评了9月3日《人民日报》8版上的一篇文章《农民到大饭店订酒席——南行随想之二》，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农民花两千元请客，意思是 农民富了，可以而且应该有这点享受，如果加以反对是不应该的。其实农民请客并不一定是从万元户才开始的。抗战时期战争环境，农民很穷时也是要请客的，农民向来也很慷慨 大方。不过这些都没什么。文章的后面，并不是说农民请客，而是骂特权阶级、骂这些人养尊处优，不关心群众疾苦和人身安全，不让别人高消费，这是该骂的；但甚至说提倡什 么勤俭节约、艰苦朴素都不合新时期的道德观念。还说‘用少数先进人物……甚至革命烈士的楷模律之于全民’也要受到责备，并且断言不会收到实效。这种观点是否太偏了？也 许是我自己太偏了？那么，请大家判断、批评。”《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牛汉的好朋友，后来牛汉找他约稿，被回绝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6。 第四次作代会（3）
老太太在文学创作上出道早，资历老，评论作品口无遮拦。1984年2月8日，丁玲主持作协创委会关于1983年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创作情况汇报会，讲了半小时话，谈最近看作品 的感觉。她说很喜欢邓友梅、王蒙、蒋子龙的作品，但有的文章白话太多，文字不讲究，邓友梅的《烟壶》有四分之一可以省掉，王蒙的《哦，穆罕默德·阿麦德》题目下的一行 小字可以省掉，蒋子龙的访美文章有些粗糙，他有生活，有阅历，应该爱惜自己。第二天，丁老问我对她的讲话有何感想，我说，一听您点了三位知名作家我就紧张，怕您又得罪 人，后来听到您前面做了铺垫，先肯定了他们，我才松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丁老又来到我屋里说，你刚才说的“铺垫”不对，用词不当，“铺垫”指虚伪的事，我可是真心诚 意，再说你这个词也有点现代派的味道。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她更是敢于讲话，不怕伤人，一定要表示鲜明的立场观点，所以她就经常处在风口浪尖上，被视为一种力量的代表，也因此遭到忌恨。刘白羽1987年1月22日在 中宣部座谈会上说：“四次作代会以前，张光年到我家，一口气说了三个钟头，中心就是从反丁玲起，要我跟着他们反胡乔木、邓力群……”可见，那次作代会之前，丁玲就已经 面临险境了，但她一点都没有察觉。
12月末，参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陆续抵达北京，丁玲家里的客人也多了起来，大都是延安时期或五十年代的老友。马烽、康濯、陈登科来访，丁玲留吃午饭，接着马 加、峻青等人陆续登门。秦牧也来了，他是《中国》的编委，并参加了唯一的一次编委会。
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12月28日上午举行预备会议，全体代表出席，作协党组副书记唐达成传达了12月20日会议上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核心就是“两个不提”（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不提“清除精神污染”），否定了中宣部、中组部人事安排小组提供的新一届领导名单。这个预备会议，为四次作代会奠定了基调。会议简报说：“传达完毕，会场内立即爆发 出热烈的掌声”。下午，丁玲住进京西宾馆739号房间，那是主楼七层东南角的一个套间，它的西侧737号住的是艾青，对门740号是舒群。
第二天上午，四次作代会开幕式，丁玲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中央主要领导出席，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主动跟丁玲握手打招呼，丁玲说：“今天要听你的 报告了。”胡启立开玩笑说：“我是广播员。”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向大会致贺词，讲到创作自由问题时说：“对于创作自由来说，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造必要的环 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这时会场里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会后，一些作家近乎失态地大喊：“自 由了！自由了！”散会后，胡耀邦和丁玲在主席台侧幕处还聊了一会儿，他关切地问到丁玲的身体，因为那天中南海开会时他知道丁玲住医院了。我站在旁边看着，听着，他穿了 一件半旧的花呢西服，没有打领带，我觉得他脸色不好，显得很疲惫。中午，一楼走廊里贴出了用毛笔写的大字报，代表们涌去观看。原来是一封给周扬的慰问信，越来越多的作 家在上面签名，密密麻麻。
6。 第四次作代会（4）
下午，张光年作《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主题报告。可是刚开了约半个小时，许多人陆续离开会场，到走廊上聊天、抽烟……特别是看到几位当红作家也在走廊里说说 笑笑，我觉得奇怪。主席台上的人寥寥无几，丁玲穿着件枣红色毛衣，格外显眼。陈明让我去告诉她该吃药了，让她下来休息一下，但催了几次毫无效果，丁玲一直坐在主席台上 听完报告。第二天，香港的一本杂志就刊登了一篇对会内作家的访谈录，讥讽坐在主席台上的丁玲是“红衣主教”，是“左”王。
大概因为换了环境，加之京西宾馆的暖气太热，住进后，丁玲连续两个晚上都没有睡好。30日清晨五点她就起来了，说：“我住在这里不能安眠，很不习惯，还是搬回家去吧！” 我赶紧要了汽车，她连早饭也没吃，回木樨地去了，到家匆匆吃了一点东西，倒头便睡，上午一大觉，下午又是一大觉。
元旦，大会休息一天，代表们或访友或聚餐，十分热闹。丁玲家里却没有那么多来客，只有胡正、刘真、雷加、杨润身等来访。3日晚上，丁玲请了楼适夷、李乔和李辉英夫妇等几 位老友来吃饭。
那几天，会议选举也正在紧张酝酿进行。那一次选举，有很多极不正常的现象。张僖1987年2月28日在一次谈话时说：四次作代会，小兄弟、哥们儿在下边搞串连，半夜三更在516 房间开会。《文艺报》的×××说：“我们516俱乐部又开会了”。还有人肆无忌惮地大声嚷嚷着：“走啊，咱们多去几个人，把丁大妈选下来！”过了几个月，杨犁来看丁玲。丁 玲谈起那次选举说：“他们以为我在乎那个作协副主席啊，我才不稀罕呢！打成右派20多年，我在下边不是同样过得很好？”9月，刘白羽到协和医院来看她时，她又谈到四次作代 会的选举：“他们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制造谣言，搞串联，‘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都学会了，所以这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人家就说你们真傻，还参加会，主要的活动根本不在会上，都 在会下面，天天都有请客的。”
1月3日上午，丁玲去投票选举理事会。5日上午去政协礼堂参加了柯仲平逝世20周年纪念会，发了言。下午是作代会闭幕式，大会公布了理事会选举结果，票数排在第一的是巴金， 633票，刘宾雁和张光年以534票并列第二，丁玲的票数是401票，排在第39位。1979年第三次作代会上，投票人数488人，她是472票，仅次于巴金的475票，与茅盾并列第二。
1月6日召开新一届作协理事会，选举主席团和主席、副主席。选举主席团委员时，张光年131票，唐达成121票，丁玲、马烽均为90票，刘白羽73票，均当选，贺敬之以65票落选。 选举主席时，巴金以134票当选主席，张光年128票、丁玲81票当选副主席，刘白羽以67票落选。张光年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晚饭后听到选举结果，刘白羽、曹禺、欧阳山、贺敬之四人 落选，（刘只选上主席团委员），不胜遗憾！”又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丁玲（差两票几乎落选）、刘白羽（已知选举结果）未参加今天的主席团会议。”①很有一点幸灾乐 祸的意味。
我在1985年1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今天公布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理事会选举结果。丁的票数是401票，排在第39位。许多人为她不平，她却出奇地冷静。在参加闭幕式之前，我扶着 她走在京西宾馆铺着红地毯的走廊上，她语调平缓，对我说，眼睛不要光盯着京西宾馆的红地毯，世界大得很呢。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比起五七年不是好多了么。五七年开完大 会把我打为右派，周扬找我谈话说：‘以后我们再也不能管你叫同志了！’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当时我听了，深为老太太的大气所震撼。她这一生大起大落，什么样的场面没经 历过，什么样的罪没受过，所以面对今天的事情才如此坦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6。 第四次作代会（5）
那天开完大会刚回到家里，李伯钊的秘书就打来电话，说“伯钊同志要顺路来看看丁玲同志”。她来了，没有说多少话，只是反复说：“你要相信党，相信党中央。”丁玲明白她 的心意，想起李伯钊是1936年11月到达陕北苏区后认识的第一批朋友，她们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想起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天，吴印咸拍合影时，她们两人紧挨 着坐在前排；这几年，她们虽然一个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个是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见面不多，但是就在不久前，李伯钊邀请丁玲陈明出席他们的家宴，席间她深情地说：“丁玲是我最好的朋友……”李伯钊只坐了 几分钟就告辞了，临别，两位好友紧紧握手。4个月后，比丁玲小七岁的李伯钊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丁玲在悲痛中赶写了一篇悼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杨尚昆读了，说写得 好，很有感情。
《中国》本来打算在作代会期间开一个座谈会，加强联系，约集稿件，但是由于形势突变，没有开成。
丁玲再一次感觉到寒风袭来，势头强劲，源头还是1955年和1957年整她的那些人。他们今天仍然执掌大权，仍然要压她一头。历史问题没有压住她，中组部文件为她彻底恢复了名 誉，那他们就要在文艺界圈子里压住她，把她边缘化。他们当年把她打成右派，现在又把她封为“左”派。丁玲给陈登科写信说：“我又有一点落在五七年的情况之中了。不过帽 子是换了一顶，‘右’的还没有完全摘掉，‘左’的又来了。”
那次大会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不同评价。这些年来陆续看到一些文件、资料，结合当年的亲身见闻，我对那次会议有如下认识：
第一，反对精神污染，是写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丁玲、贺敬之、刘白羽，乃至所谓的“四条棍子”，坚决拥护坚定执行，无可非议，何罪之有！虽然后来在高层领导人 中出现了不同声音，但始终没有写入党中央的正式文件。坚决拥护党中央决议的干部，在庄重的大会上却受到几近疯狂的“围剿”讨伐，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第二，那些“围剿”讨伐者，口口声声要的是创作自由，选举自由，那为什么就不能给丁玲们一点拥护党中央决议的自由呢？为什么因为观点不同就必欲除之而后快，非要采取小 动作把他们搞掉不可呢？这哪里还有一点“自由”可言呢？
第三，实际上，那些口称“自由”者，是利用了党内上层的不同声音，利用作家协会换届改选的机会，排除异己，风头十足地大大搞了一把宗派！他们争的是权力！所以他们后来 洋洋得意，认为是打了一场大胜仗，甚至把这次作代会比喻为“遵义会议”！
丁玲办《中国》，是真心实意要搞“大团结”，创刊招待会上方方面面来了那么多人，她天真地以为真的就要“大团结”了。人家并不想团结她，对“丁玲的人”始终十分警惕。 张光年就公然对贺敬之说：丁玲一掌权，文艺界可就大乱了！还说：马烽是丁玲的人，你们要叫马烽上来，不就等于是让丁玲掌权嘛！
丁玲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妖魔化，沾了她的边就倒霉。贺敬之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