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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新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同样遇到没钱这个问题，而他当时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去搞钱了。也许有人会问，堂堂一个*，怎么会没钱呢？岂不荒唐！但现实是残酷的，当时的情况是的确没钱、真的没钱………要是有钱，袁世凯岂能善罢甘休、革命党又岂会妥协退让？要知道，被专制思想熏陶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权力斗争上向来就爱走极端，胜王败寇，你死我活，从来也不懂得什么叫有风度的对抗，而辛亥革命达成清帝退位、实现共和这种皆大欢喜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回到钱的问题上来。清朝在入关初期的财政收入大概有一千多万两，到康熙朝时发展到三千万两，雍正朝则接近四五千万两，尽管在一些灾年里会有各种赈灾和减免田粮的举措，但到乾隆朝的顶峰时仍积累了超过八千万两的库银（峰值在乾隆四十二年，此后仍旧维持在库存六七千万两的规模），这也是在工业化时代之前国库积累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到了嘉庆、道光年后，清王朝盛极而衰，每况愈下，到太平天国时期财政更是几近崩溃。
太平天国后的晚清财政收入主要有四项，即田赋正税、盐税、厘金和海关关税。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光绪年间，一般都有七、八千万两的财政收入，刨去开支每年还能剩下个四五百万两银子，但甲午战败后一下就赔掉两亿三千万两，基本把老底掏空，还得借债（这场战事加上军费支出和借债付出的利息，总亏损不下三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廷四年的财政收入，这还不算日军在中国破坏掠夺的财物损失及被割占的领土）。等到庚子年，那些颟顸无知的亲贵们一通胡搞，结果导致八国联军侵华，在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国民每人赔款一两银子，共计四点五亿两。为了支付这笔赔款，清廷又举借了沉重的外债，这利滚利的得赔出近十个亿（由于清廷向西方国家支付了大量的白银，导致1902…1903年的世界银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
庚子年后，慈禧太后为挽救即将崩溃的王朝而决定实行新政，但办事就得花钱，搞新政譬如练兵、教育、警政、宪政、实业等，外加沉重的赔款，哪个地方不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清廷居然能够通过增加新税、扩充旧税、发行公债、兴办银行等办法，使得每年的财政收入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1903年清廷财政收入创纪录的超过一个亿，而到1910年，财政收入已经接近三亿两。
但是，由于新政所需费用极大，譬如编练和维持新军每年就需要五千万两以上。由此，清廷的财政收入虽然每年都在增长（但国民的税负程度也是有限的，再加税可就要造反了！），但其亏空也是十分惊人的（譬如1903年亏空即达三千万两），最后是东挪西借、寅吃卯粮，但仍旧无法摆脱破产的边缘。
财政上的困窘并不会因为建立了民国而有所改善，相反，由于朝代更替，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有正常收取（即使收取了，各级地方也不解送给中央）。因此，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唐绍仪的北京内阁，其实都是一贫如洗的穷光蛋，只恨自己不能生出钱来。
当时还有个救急的办法，那就是向洋大人们借款。那有人要问，洋大人们为什么要发善心，借给中国钱呢？道理很简单，各位想，西方列强搞了上百年的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丰厚，而资本的天性是逐利的，中国当时有接近五万万人，那该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哪怕从每个中国人身上赚到一两银子，那就有五亿的利润，简直是不得了的数字。再者，如果拿到中国的政府项目，譬如修建铁路或者直接借款，那利润是十分可观的。但是，要是中国一直混乱不堪的话，外国的资本也就赚不到钱了，因此他们需要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很显然，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了。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五
事实上，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国、英国、日本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洋大人们都是些精于算计的商人，他们并不相信孙中山具备控制局势的资质和能力，因而都对其借款要求加以婉拒，害得孙中山回国后在有记者问他带回了多少巨款时，只好以“革命精神”相搪塞。
革命精神固然是个好东西，但毕竟不能当饭吃，更不能生出钱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时聚集在南京准备发动北伐的各路民军有二十多万人，可是临时政府没有钱给他们发军饷，这就非但不能北伐，反倒连吃饭都成问题。北洋军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隆裕太后的内孥都给袁世凯连逼带骗的给弄了出来，可见当时财政之窘状。
洋大人们之所以乐意借给中国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借款乃一本万利的好生意。拿庚子赔款来说，《辛丑条约》中规定不过四点五亿两，但清廷为了支付这笔赔款，却落下了近十个亿的债务，这利滚利的，可都是洋大人的巨额利润啊。当然，有人会说，万一这清廷破产或者倒台后，难道洋人就不担心他们的债务无人负责么？这种情况的确是偶有发生，但一般来说，新政府大都会承认之前的外债继续有效，何况当时洋人一般都会以盐税、海关税等做抵押呢。
由此，等到袁世凯当上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洋大人们便组成了一个四国银行团（即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及美国银行），他们主动找上门来，表示可以借给巨款（利息当然不是小数字），但要求给予他们优先权。袁世凯正愁没钱办事，这送上门来的岂有拒绝之理，于是便欣然同意，并要求四国银行团先垫付四十万英镑。四国银行团财大气粗，四十万英镑当然不在话下，次日便予以交付。
随后，袁世凯又指示唐绍仪继续与四国银行团商谈善后大借款的事宜。唐总理在同四国银行团的谈判中，心情很不愉快，因为洋大人们不仅条件苛刻，而且还动辄要安插人手进行财务监督、要求抵押担保等，于是他转头一想，便用起了当年老领导李鸿章“以夷制夷”那套招数，并暗中找了比利时银行借得一百万英镑的垫款。
有了这笔借款，唐绍仪这才信心满满的前往南京组阁，在武昌、南京和上海花掉数百万两银子后方才欣然返京。但还没有等到他向袁总统报功，四国公使却发来一个照会，抗议唐总理无视四国银行团的优先权，擅自向他家借得巨款云云。
袁世凯见此照会，也知道自己理亏在先，只得推说不知此事，将责任推到唐总理的身上。唐总理正要辩解，袁总统却教了他一个方法，让美国公使从中斡旋调停，届时退掉比利时银行的借款而只从四国银行团告贷。四国银行团本都是些见利忘义的商人，见唐绍仪答应退掉比款，便也不再追究，双方继续进行善后大借款的谈判。比利时银行人微言轻，总归是干不过四国银行团，只好忍气吞声的将本金和利息索回了事。
在同四国银行团随后的谈判中，唐绍仪按袁总统的指示，要求借七千五百万两的巨款，比之前提出的数额多出数倍。四国银行团的洋大人也很是吃了一惊，问唐总理借款将作何用途，唐总理未经思考便随口答道：“无非是遣散军队等用处”。洋大人接口问道：“遣散军队到底要多少款项？”唐总理一时也没有具体测算，只说至少要三千万两。洋大人听后便露出一副很不信任的样子，称借款可以，但必须要派人监督借款用途，不然就不肯出借。唐绍仪听后方知事态重大那四川的保路运动不就是因为大借款引起？
正当借款谈判陷入困境时，内阁的财政总长熊希龄正好来到北京上任，唐绍仪也就趁势将这个借款重担推给了熊财长。熊希龄，字秉三，原是湖南凤凰厅（今凤凰县）人，人称“熊凤凰”，其人从小就天资聪慧，十四岁中了秀才，十八岁中举人，十九岁顺利的通过会试，正等着参加殿试一举登科之时，却被考官挑剔说书法不合殿试要求（想必是考官嫉妒其少年英才），给打回去练习书法。一直等到1894年，二十五岁的熊希龄才点了进士、进了翰林院。熊希龄虽然是科举中人，却思想新潮，赞成维新。在戊戌变法期间，熊希龄被湖南巡抚陈宝箴任命为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新官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邀请梁启超来担任中文总教习。好在戊戌政变的时候，熊希龄正好因病在乡，这才逃过一场劫难。
1905年，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熊希龄也作为随员一同出发，在考察结束后，编写考察报告的事情便落在了熊希龄的身上。据称，五大臣的那份考察报告实际上出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和杨度之手，而熊希龄正好是朝廷大臣与梁、杨等人的中间桥梁。1909年，熊希龄奉命前往奉天省（今辽宁）整理地方财政税收等，一时脱颖而出，被誉为朝中的理财高手。在辛亥革命后，熊希龄因赞成共和，便辞官回到上海并参加了章太炎组织的统一党（后合并为共和党）。在被唐总理提名为内阁财政总长后，熊希龄开始加以婉谢，但后来也是盛情难却，只得答应就任。不过，他没有立即前往北京，而是先在南京帮黄兴解决民军的军饷问题，之后才赴北京。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六
在离开南京时，熊希龄也十分清楚南京那些民军缺乏军饷的窘装及其潜在的兵变危险，于是他上任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筹集一笔借款先给黄兴，用以裁撤部队。这位新上任的财政总长的确有几分本事，他不但善于理财，而且口才很好（这点却比唐总理强），硬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将整个借款计划、用途及其归还方式等说得是头头是道，洋大人们也听得心悦诚服，当即便答应先垫款三百万两，随后再议善后大借款的具体事宜。
等到熊希龄兴致勃勃的要将好消息告诉黄兴时，南京方面却发来一纸电文，称：“垫款章程不但要监督中国财政，还要监督我国军队，是可忍、孰不可忍？军队乃是国防之命脉，岂能容许外国人干涉到这种地步？熊财长难道忘记保路运动是怎么发生的吗？难道不知道埃及借债亡国的教训了吗？这二十年来，无数中华志士赴汤蹈火，不惜一死，方换得民国的今天，难道为了区区三百万的垫款就要将民国葬送？我们这些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承认这亡国的借款条件，请熊财长务必取缔借款”云云。熊希龄被这么大义凛然的电报一吓，慌忙看这落款是谁，却见电报下角清清楚楚的写着“黄兴”及南京诸多民军将领的大名。
熊希龄这下被气得是脊梁后得几乎要冒出火来我这么辛辛苦苦的去和洋人们周旋，好不容易借得三百万银子，图的啥？不就是为了给你黄兴解燃眉之急吗？这下好，你倒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难道你忘了当初在电报里又是如何急吼吼催款的吗？
一怒之下，熊希龄便将黄兴催款的电报公之于众，并将南京民军因为缺饷而可能哗变的危险及其自己的委曲求全添油加醋的叙述了一番。不仅如此，熊希龄还在电报中讽刺黄兴缺乏政治经验，不懂经济，说要是黄兴在位的话，非得将民国葬送不可。
革命元勋黄兴与新任财长熊希龄的电报战，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地的都督、议员、报纸等等，纷纷各抒己见，有指责熊希龄软弱外交的、有大骂财长卖国的，也有批评黄兴不顾大局的，不一而足。
在舆论声浪的喧嚣中，临时参议院也来干涉，一些议员要求唐绍仪及其阁员前往参议院说明情况。在会议上，年轻气盛的议员们对唐绍仪群起责问，他们不但追问比利时银行借款的用途，还指责唐总理失信于国民、见嫌于邻国，甚至有人大骂唐绍仪是“亡国总理”。唐绍仪哪里见过这般架势（这下知道*的厉害了吧），竟至于在会场疲于应付，到后来干脆就失去反应，在那里呆若木鸡，一言不发。而熊希龄得知垫款一事已经泡汤之后，干脆就赌气不去部里上班，政务陷于停顿。
唐绍仪无端受了参议院的这番逼迫之后，也是气得无处发泄，当天晚上就向袁总统提请辞职。袁世凯虽然对唐绍仪不满，但他也不想让首任内阁这么快就垮台，只好温言挽留，劝唐绍仪稍安勿躁，姑且忍耐一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借款一事暂时搁下不提，直隶都督的人选问题又起波澜。原来，在辛亥革命后，各省都流行由本省人担任都督，如黎元洪督鄂、李烈钧督赣等，当时直隶一些议员如谷钟秀等人便提议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王芝祥，直隶通县人，原为广西布政使并兼巡防营统领，在辛亥革命中反正参加革命，后来由于陆荣廷出任广西都督，王芝祥在广西立足不住，便率部前往南京准备参加北伐。可惜北伐未果，南方革命党便想让他出任直隶都督，以扩大革命党的势力。
各位想，直隶是北洋军的心腹地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此，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的提议置之不理，而是任命了自己的心腹张锡銮出任直隶都督。唐绍仪在南京组阁期间，试图调和南北矛盾，当时也附和了南方革命党的要求，并向袁世凯提出由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袁世凯虽然心中不快，口头上却不作反对，只说让王芝祥先来北京。唐绍仪以为袁世凯已经同意任命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于是兴冲冲的给王芝祥发电报让他来京。
等王芝祥到了北京，唐绍仪请求袁世凯发布任命书的时候，袁世凯却拿出几份电报，却是直隶五路军界反对王芝祥就任都督的通电。唐绍仪看后极为气愤，说：“大总统前面已经答应，如何能失信于人？何况，军人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