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场内的和谐气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的军警界高级军官却在场外召开大会，到会人士个个义愤填膺，正义凛然的斥责参议员们毫无政治责任感，置国家于无政府状态，并声称再这么“无政府”下去，他们就要“被迫”出来维持局面。会后，军警代表们又炮制出一份攻击临时参议院的电文，遍发黎元洪副总统、各省都督、各军队、各党派团体及其各家报馆，他们甚至气势汹汹的威胁说：“由于临时参议院阻扰新政府的成立，导致外国借款的谈判无法进行；如果再不发军饷，届时军队哗变，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自从上次北京兵变以来，军队干政已经是第二次，后来更是发展成常态，成为民国难以医治的痼疾（是谁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是袁世凯还是北洋将领，抑或是起义新军？）。在这些军人的挑动下，各省都督、议会和报馆也纷纷指责临时参议院，声讨的电文雪花般飘来，堆起来足足有一尺多高。
在舆论的斥骂下，临时参议员们反倒成了过街老鼠，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最过分的是，北京甚至出现匿名的传单，悬赏十万大洋取议长吴景濂等人的狗命；更有署名为“健公十人团”的某团体给临时参议院送了103份信（参议员人人有份），警告参议员们要是再胡搞的话，届时给每个人奉送十枚炸弹，好生享用。
对于北京军警的恶劣行径，南京民军的主要将领则在第一军军长柏文蔚的领衔下，向袁世凯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军人尊重国家的立法机关。柏文蔚等人指出，一旦军队构成压迫议会的先例，民国未来的政治必将后患无穷（这倒是明智之言）。
袁世凯接到这份抗议电报后见好就收，随后便通电军界各级军官，禁止他们再发出如此无聊的传单，并命令内务部和陆军部对此事进行调查（结果当然是口头警告，不了了之）。在舆论有利的情况下，袁世凯迅速提出第二份内阁人选的新名单，如下：
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
教育总长范源濂、农林总长陈振先
交通总长朱启钤、工商总长蒋作宾。
袁世凯这次提出的名单，除了蒋作宾为同盟会员外，其他均是袁世凯的夹袋中人。由于同盟会已经决议不参加新的内阁，蒋作宾随后便表示不能出任，请求请选贤能。事实上，袁世凯并非是不知道同盟会的决议，但他仍旧坚持提名蒋作宾为工商总长的人选，似乎要以此打击同盟会的政党内阁政策并提升自己的威信。
7月25日，临时参议院再次开会讨论内阁新人选，总理陆征祥没有出席这天的会议，而是委派了陆军总长段祺瑞前来说明提名理由。段祺瑞倒是没有废话，但他一身戎装，雄赳赳、气昂昂的走进会场，让参议员们感到十分的不自在。在段祺瑞说完离场后，参议员们也陷入了矛盾：要是迫于军警和舆论压力屈服的话，议会将丧失存在的价值；可要是继续坚持给陆征祥内阁投反对票的话，可能会继续受到威胁。在现实和理想信念之间，参议员们也实在是左右为难。
经商议后，临时参议院决定以新人选需要“资格审核”为名推迟投票，并希望袁世凯发布禁止军人干政的公告，以表示参议院并非在压力下进行国事讨论。对于参议员们的心思，袁世凯自然是心知肚明，当晚他就安排了一个军警界与各党派参议员的茶话会，让各方相互交流，彼此沟通，以促成明日的投票。不仅如此，在投票的当天上午，袁世凯又公开发布禁止军人干政的电报，算是给参议员们留足了面子。
随后的投票过程自然就波澜不惊了，除了工商总长蒋作宾因为票数不足而未能通过外，其他五位总长均顺利过关。蒋作宾的被否决，一来是同盟会参议员按照其政党决议所为，二来也是临时参议院挽回面子之举………他们毕竟没有完全屈服于袁世凯和外界的压力。
在蒋作宾被否决后，袁世凯随后又提名同盟会员刘揆一为工商总长人选，似乎不打开同盟会的缺口决不善罢甘休。最后，袁世凯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刘揆一决定接受这个职务并声明退出同盟会，袁世凯这一次终于又笑到了最后。
至此，组阁危机在袁世凯的运作和各方的妥协下宣告化解，陆征祥内阁在名义上得以成立。之所以说“名义上成立”，因为总理陆征祥考虑到自己已不被参议院所信任，于是他干脆称病不出，也不到部处理政务。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只好让内务总长赵秉钧暂时代理总理职务。
总理人选的不确定，让袁世凯也很是头疼。不过，好在孙中山、黄兴马上要来北京了，这个问题可以留到那时再协商解决。
二十、三雄会皆大欢喜
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心情还不算太糟糕（南京临时政府没钱的日子也很难过），更没有认为革命失败。在南京同盟会员为他举行的饯别会上，孙中山明确表示：“解职并不是不理事，而是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世凯去尝试，而自己则想致力于民生主义事业。如此一来，三*义也就顺利得到实现了。
在解职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环游各省，一路上考察各地实情并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在几个月间，孙中山和胡汉民等人走遍大江南北，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这一次到全国各地的旅行考察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由于革命的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长期浪迹国外，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对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最感兴趣。在武昌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联为一体；6月中旬，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并不辞辛苦的向各界宣传他的筑路主张。
在七月份后，北京的政局屡现危机，为了调停党争并稳定当时的局势，袁世凯向孙中山和黄兴伸出了橄榄枝，邀请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前来北京晤谈，共商国家大计。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袁世凯甚至派程克、张昉作为专使，并让海军派出“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8月2日，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启程北上，并初定日期为8月17日出发。
袁世凯对这次高峰会谈非常重视，在他眼里，孙中山和黄兴虽然已经在野，但这两人仍旧享有崇高威望，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以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这场政治危机并确定各方认可的内阁总理的话，就必须要利用孙、黄二人的威望，共渡时艰。
对于袁世凯的邀请，同盟会中也分为了两派，稳健派支持孙中山、黄兴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认为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目的是借此羁索孙、黄二人，在此敏感时期，革命领袖更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
就在这时，原湖北革命*张振武被杀一事，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张振武，湖北罗田人，生于1870年2月，1905年前往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法，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加入共进会。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由于革命机关遭到破坏，张振武力主提前发动起义，并在随后的汉口、汉阳保卫战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指挥作用。
在武昌起义胜利后，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为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文学社的蒋翊武，人称“三武”。在“三武”之上，还有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他主要依靠立宪派支持，与这些革命党人存在很大矛盾。不仅如此，起义前进行通力合作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也出现裂痕，以至武汉的局势极为复杂多变。
1912年2月27日，武昌突然爆发“群英会”暴动，原因是一些被裁编的军人对时任军务部长的孙武等人极其不满，引发事端。这次事变虽然以调解而结束，但黎元洪却乘机将军务部加以裁撤，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军被解除职务而改任都督府顾问。对于顾问这样的闲职，孙武和蒋翊武消极隐退，而张振武却心生怨愤，由此引发了同黎元洪的激烈冲突。事实上，张振武从一开始就看不起对这位从床底下抓出来的副总统，在黎元洪最初不愿投身革命的时候，张振武就曾主张将这位前协统杀掉。
张振武当时手里握有兵权，他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这让黎元洪感到如芒在背。事实上，黎元洪打心眼里对这些带头起义的革命党人极度憎恶，而这时袁世凯也想乘机拉拢黎元洪，共同对付武汉的革命党人。
在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宦的策划下（当时黎元洪也兼任参谋总长，但他一直没有上任，事务均委托给次长陈宦），黎元洪决定与袁世凯合作，对这“三武”来个调虎离山之计，将他们弄得北京去。当年5月，袁世凯以“革命首义”的名义将“三武”召到北京，并封他们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又是闲差）。对此，张振武曾多次表示不满，他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说：“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耶？”
在张振武的一再要求下，袁世凯只好又封他为蒙古屯垦使加以敷衍。张振武当时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也非常想建功立业，实实在在的做点事情，于是他接受委任后，非常认真的向袁世凯申请经费以开办专门机构。袁世凯这时哪里有钱，也就没有理会。张振武一怒之下便擅自回了武昌，并利用自己之前的势力公开设立屯垦事务所，还打算募集一镇精兵前往蒙古。为此，张振武向黎元洪提要每月拨给经费1000元，作为开办费。
黎元洪见张振武去而复返，本就十二分的不乐意，他见张振武又重新聚集他的旧势力，更是感到极大的威胁，于是决心除掉张振武。由于当时张振武和孙武发生矛盾，袁世凯特意派出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回武昌进行调解，在各方努力下，孙武、张振武和黎元洪都在表面上恢复了和气，而袁世凯趁热打铁，再次发来电报邀请张振武赴京。
8月初，张振武和亲信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多人随同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一起前往北京，由此走上了不归路。在临行之前，黎元洪还特意赠给张振武4000大洋作为旅费，双方和好如初，相谈甚欢，但一个阴谋却就此展开了。
在张振武抵达北京后，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一封密电。在密电中，黎元洪向袁世凯揭发了张振武的种种不法行为，并要求袁世凯将张振武就地正法。而在这时，张振武还在北京到处会客，与各界人士联络感情，为将来的事业打下基础。8月15日晚，张振武与湖北来京将领在六国饭店宴请姜桂题、段芝贵等北洋将领，以消除南北军界隔阂，化解之前战争的敌意。
当晚10点，酒阑人散，张振武在回旅杜途中被潜伏的军警拦截，随后被捆绑押解到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随后，军法处总长陆建章向他出示了黎元洪请求杀张的电报及袁世凯下令处决的军令。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张振武一下就蒙了，他向陆建章提出抗议，但陆建章表示军令如山，无法转圜。16日凌晨1点，也就是张振武被捕3个小时后，在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张振武被绑在军法处的木桩上吃了六颗花生米，成仁了。临刑前，张振武仰天长啸：“想不到共和国也如此黑暗！”
同晚，随同张振武一起进京的将校团团长方维也在旅馆被抓，并于凌晨在城外处决。
此事发生后，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等人大愤，他们随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质问和弹劾。在这个事件中，感觉被袁世凯愚弄和利用的刘成禺愤怒的指出：“现在政府杀人之手续，基本和强盗行为没有区别。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今后凡是民国起义之元勋，都可以一一捕杀，任凭某人为帝为王矣！”
在参议员的弹劾和舆论压力下，黎元洪抛出张振武“侵吞公款”、“拥兵自卫”、“串谋煽乱”、“广纳姬妾”等十五大罪状，为自己洗刷罪名；而袁世凯则以退为进，承认事起突然、杀人手续不完备，并向参议员们一再致歉。由于参议院中各派力量互不协调，加上张振武自身也的确存在弱点和问题，最后使得质问和弹劾两案均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结果张振武被杀一案也就不了了之（关键是张振武当时已经是无门无派，没有组织支持）。
在张振武被杀后，很多同盟会员纷纷劝阻孙中山不可贸然进京，《民权报》当时还刊登了一副非常有意思的漫画，名字叫《行不得也，哥哥！》，只见画中的北京城头张开大网，正要捕捉北上的轮船。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仍旧力排众议，他对众人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可失信于袁总统。别人都说袁世凯不可靠，我倒也试试自己的眼光”。
孙先生以诚待人固然不错，但碰到袁世凯这样的权术老手，自然要受他愚弄！不过，不肯以诚待人而只顾玩弄权术，到最后也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谁又比谁更聪明呢？这是后话。
作为当时的权宜之计，同盟会经商议后决定让孙中山先行而让黄兴暂时称病，视情况而后定，以防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8月18日下午，在袁世凯的迎孙专使张昉与程克的陪同下，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及魏宸组、居正等10余人登上轮船招商局的“平安”号轮船，而这时的码头上已经是人山人海，前来欢送的各界人士仍旧有劝阻孙中山北上的。
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年轻漂亮的女同盟会员趁人不备，也随着孙中山一行混上了轮船。正当孙中山向送行的人群挥手时，她走到孙中山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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