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桂馨辩驳一番罢。
至于另一个重大嫌疑人陈其美，更像是冤冤相报，自食其果。陈其美是浙江湖州人，数代耕读的小乡绅家庭出身，他们三兄弟陈其业、陈其美、陈其采都颇有名气。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有文才，中过秀才，后来又赴日本学习军事，先入振武学校补习文化与日语，后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期学习（同学包括吴禄贞、张绍曾、 张鸿逵、蒋雁行等人），毕业后回国后出任驻沪新军统带，年方23岁。不久，陈其采又出任湖南新军标统、湖南武备学堂监督等职，可谓是官运亨通。
弟弟的成功经历给了陈其美很大刺激和启发，他当时在一个典当铺里做学徒， 26岁了学徒还没毕业，想不到弟弟不过在日本留学几年，便已经前途似锦，于是陈其美也要求弟弟给予资助并于1906年赴日，进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
陈其美到日本的时候，当时东京已有几千名中国留学生，革命思潮广为传播，由此他也很快加入同盟会，并结识了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与这些老资格的同盟会领导人相比，陈其美参加革命的时间要晚很多，资历也比较浅，但由于陈其美年龄较大，而且精明强干，社会经验丰富，由此也很快跻身领导人之中。
陈其美虽然在革命中表现卓越，但其个人名声却甚为不佳，譬如个人生活腐化、流氓习气，等等。陈在任上海都督时，由于频繁出入下流场所，舆论经常攻击他为“杨梅都督”。据说，有一次陶成章从南洋募款回来，陈其美向陶成章要钱作为革命经费，陶不仅不给，还对陈其美说：“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用。”由此，陈其美也就与陶元章结下仇。
陈其美这个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帮的双重身分，其为人一向胆大妄为，而且心狠手辣，民国多起著名的政治暗杀，便都有他的身影。比如光复会陶成章被刺一案，便是陈其美一手策划，其因为个人利益关系而在革命同党身上下如此黑手，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更讽刺的是，在陶案后，大家都发表通电抓凶手，陈其美也说要抓凶手，可凶手原不是别人，正是陈其美指使手下蒋介石干的。
在宋案两个月后，陈其美又策划了一场对洪帮大盐枭徐宝山（当时也参与了革命）的暗杀时，当时使用的手段是特制了一个古董花瓶定时炸弹，然后由冒充的古董商送到徐家，将徐宝山炸死。值得注意的是，宋案中的报案人也是个自称卖画的古董商人。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与上海守备使北军将领郑汝成，也都是被陈其美所策划暗杀，他还派人暗杀过与他争上海都督的光复军领袖李燮和，虽然这次未得手，但也将李燮和从上海吓跑。陈其美的作风一向独断专行，1911年12月12日，他在不经任何法律手续下的情况下，将镇江军政府总参谋、攻克南京有功的江浙联军参谋长陶骏葆枪毙，并打算刺杀镇江军政府都督、北伐军临淮总司令林述庆（林述庆后来在1912年也是死得莫名其妙）。
在宋案中，陈其美的影子似乎无处不在，但目前又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检察厅的很多原始档案都被陈其美的士兵有意捣毁，真相更是难以查明。也许的冥冥中只有天意，擅长暗杀的陈其美最后也在1916年被人暗杀，这次的主使人人却也是同时参加革命的帮会人物张宗昌，而且是同门。
最不可思议的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书，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甚至是历史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袁世凯是宋教仁被刺杀的幕后元凶，随后他又杀了武士英、杀了应桂馨、杀了赵秉钧，还在临死前的那个月派人刺杀了陈其美。倘若洪述祖早一点被抓被杀，估计也得算在袁世凯的头上。
黄兴曾在宋案后激愤的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但正如《论语》中说，“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认定袁世凯是杀人元凶，只因为袁世凯是个称帝复辟的坏人，所以历史便可以不顾证据的鉴别与细节的推敲，只管将屎盆子一股脑儿的扣在袁世凯的头上，这又是何等荒唐可笑与不负责任。在宋教仁遇刺案上，历史又何尝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曾对刺宋案做过评语，他说：“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
于右任是宋教仁的好友，他给雕像撰写的铭文惨烈沉痛，但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众多史书，众说纷纭，至少到现在为止，不得不遗憾地说，宋教仁被刺杀一案仍旧是一个谜，于右任先生在铭文中“勒之空山、期之良史”的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
（宋案一文的写作过程中参考思公先生的博客，特在此表示感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十五、李烈钧湖口举义
二十五、李烈钧湖口举义
在上海方面组织特别法庭对宋教仁刺杀案进行审理的时候，却又遇到相当的困难。首先是凶手武士英已经无缘无故的暴卒；二是要犯洪述祖已经逃到青岛的德国租界，无从捉拿；三是涉案的国务总理赵秉钧称病躲进医院，对于上海方面要他出庭的要求，赵秉钧只管拿出医生的诊断报告，虽然发出过几次电报为自己辩驳，但就是拒不到庭（毕竟是民国第二号人物）。
在国民党内部，当时也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大体来说，党内的激进派主张武力解决，而原来的稳健派则主张法律解决，特别是那些新当选的国会议员，更是如此。在宋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日本，他在得知消息后立刻于3月25日返回国内，随即在上海的黄兴寓所召开会议，以讨论下一步的对策。
孙中山在得知案件过程后极为悲愤，他在会上极力主张起兵讨袁，几乎把去年与袁世凯相谈甚欢的事情忘了个一干二净（判若两人的孙先生当时似乎也不甚成熟）。但是，参与会议的国民党高干们，大多不赞成孙中山要动武的意见。特别是二号领袖黄兴，他认为目前案件的审理对国民党一方有利，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不到最后一步不应该轻谈战事。
孙中山听后极为生气，他在心眼底已经认定袁世凯毫无救药，必然要搞专制复辟；与其等他露出狐狸尾巴，倒不如现在就动手。孙中山声称，只要现在给我两师的兵力，我就亲自率领向袁世凯问罪。但问题是，当时国民党连两个师的军队也没有。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当时有两个师的兵力，恐怕也像黄兴说的那样，敌不过袁世凯那些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孙中山没有和他们交过手，黄兴可是知道他们厉害的。
事实上，当时宋案尚未完全厘清，即使国民党人有一千个理由怀疑袁世凯，但也不宜直接认定袁世凯就是幕后元凶，兴兵讨袁未免有“地方反抗中央”之嫌。因此，当孙中山要求对袁世凯动武的电报发出去后，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都立刻回电表示绝无实力独立。
孙中山当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去日本争取援助，但他大概忘记了，在南北会谈前，他也曾在欧美、日本各国转了一圈，结果没有讨得一文钱，两手空空而回。那些列强虽然戴着文明帽，但都是些唯利是图的势利眼，在袁世凯没有当上总统的时候尚且不肯押宝到孙中山身上，如今袁世凯已经当上了大总统，他们怎么会再去支持孙中山呢？好在这个计划没有实施，不然日本要是乘虚而入（租借满洲），那孙先生就得背下千古骂名了。
国民党当时举棋不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国会要在4月8日开幕，这时候宣布*袁世凯未免有点不合时宜，而大多数当选的国民党议员更是幻想着以国会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这些人和宋教仁一样，都还沉浸在议会政治的迷梦之中。
第一届国会的开幕式也确实热热闹闹，激动人心。在开幕的前一天晚上，临近众议院的各街道上早已是布置得张灯结彩，流光璀璨，一片喜庆色彩。第二日，那些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们都穿着崭新的大礼服，喜不自禁的陆续走进众议院会场。或许是“宋案”的关系，袁世凯当天并未出席，只是派出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及内阁总理、各部总长前来致贺，加上前来观礼的内外来宾，场面倒也算隆重。
等到上午十一点，各方人员均已到齐，国会筹备委员顾鳌宣布开幕典礼开始，先放了108响礼炮，接着才由各方代表发言。随后，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也拿着袁世凯的贺词念道：“我*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4000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4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说完，梁士诒高举双手喊口号：“*万岁！民国国会万岁！”梁士诒一举手，台下的议员们也都纷纷响应，口号声震耳欲聋，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袁世凯之所以不来参加国会开幕式，大概就是怕见这个场面、怕被感动罢。
国会开幕后，第一件事情便是要选举正副议长，当时的参众两院均分为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便是国民党一派，共和党、*党和统一党这三党为另一派。这些议员们开了多次预备会议，闹腾了半个多月，才算把议事细则及正副议长选举规则等办法搞好。在随后的参议院选举中，国民党参议员张继和王正廷分别当选为正、副议长；而在众议院的选举中，*党议员汤化龙当选议长，共和党议员陈国祥当选副议长，双方基本打平。
在“宋案”陷于停顿、国会议员们忙着搞选举的时候，袁世凯也没闲着。他此刻正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好的“善后大借款”问题。袁世凯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早已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因此他需要筹措足够的资金来打仗。毕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能的。
4月26日晚，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27日的凌晨才最后议定各项具体条款。
在借款合同中，五国银行团答应借给民国政府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等于只有2100万英镑；如果再扣掉之前的垫款、各国银行的借款及其偿付各省遣散军队等费用的话，实际上拿到手的不足1000万英镑，但到期归还本息就要6789万英镑了（比庚子赔款似乎要苛刻）。
当时的黄世仁不比现在，他在杨白劳面前还是很有权威的。“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第一个便是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还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等等。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人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但后来设立的盐务署的外籍雇员从来没有超过50名，而同时期在海关工作的外国人至少达到了1300人。
当善后大借款已经签字的消息公布后，立刻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是来自国会的质疑，国民党籍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和副议长王正廷通电全国，称善后大借款不经国会批准即行签字，无疑是视国会如无物，荒唐可笑，岂有此理。随后，黄兴、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等人也都纷纷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既然钱已借到手，袁世凯也就干脆撕下脸皮，他非但不理睬国民党籍议员的抗议，反气势汹汹的斥责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说：“我现在算是看透了。孙文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他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了。你听听，孙文说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还说什么‘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他妈的，孙文还想下定决心跟老子干呢！你们可以告诉国民党人，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他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而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
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问：“大总统，这样太直接了吧？”袁世凯气呼呼的答道：“就说是我说的，我对这话负责！”
另外，为了缓解南方国民党要求内阁总理赵秉钧出庭的压力，袁世凯又派人在直隶制造了所谓的“血光团刺杀案”作为反击。当时有个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的女子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自称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来北京搞暗杀，而北京军政执法处在第二天又以“血光团团员”的名义逮捕了参议院议员谢持，于是乎，各大报纸热炒“血光团”，仿佛前清雍正皇帝的“血滴子”一般可怕。由此，北京地方检察厅便趁势栽赃，反过来发传票要求黄兴到案对质，这也使得宋案更加的扑朔迷离、更具戏剧性了。不仅如此，袁世凯随后又下令撤销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并要悬赏捉拿黄兴、陈其美这些“反党”。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双方惟有兵戎相见了。6月9日，袁世凯先下手为强，下令免除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 14日，又将广东都督胡汉民免职；30日，安徽都督柏文蔚也被免职。如此一来，国民党籍的三位都督都被袁世凯以“不称职”、“不孚众望”的名义罢免，当然，根本原因还在于“不服从中央”。
至此，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丢掉了和平幻想并起而应战。江西都督李烈钧，本是江西武宁人，家道殷实，年少便任侠仗义，后由江西武备学堂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在日本期间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李烈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