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再次宣布独立的第2天（8月12日），张勋部前锋已经抵达南京城外，而此时城内何海鸣领导的讨袁军连师长都无法选出。尽管如此，士兵们的战斗自觉性仍旧非常之高，他们每天都在在街上站岗巡视，敌人一发起进攻，他们无须号令便奋身前往；即使在阵前，他们也无须指挥，便向前攻击。不消说，这些士兵便是黄兴任南京留守处改编的第八师所残存的部队了。另外，临时领袖何海鸣也是位革命精神很强的人，他下手很狠，将军中怀有异心的军官一律剪除，颇似当年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的风格。
如果说“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后续的话，南京保卫战无疑是最激烈的。等到冯国璋等北洋军汇集南京后，双方势力相差是极为悬殊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保卫战仍旧坚持了20天，这与何海鸣等人及其革命士兵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是分不开的。在这20天里，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在雨花台、紫金山、天保城、幕府山等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讨袁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
在此期间，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从芜湖率卫队1营及宪兵约1000多人来到南京，这给南京讨袁军以极大的鼓舞。但是，何海鸣、张尧卿与柏文蔚之间出现不和，柏文蔚带领少数人从水西门出走，而他带来的大部分人却自愿留在南京继续作战，足见当时城内的革命气氛是何等的浓烈。
8月底，各支进攻南京的北洋军相继到齐，其中以冯国璋、雷震春和张勋部为主，张宗昌与徐宝山的叛军也加入了攻城之战。在这些攻城部队中，张勋的辫子军最为凶悍，而冯国璋似有隔岸观火之感，只是在最后才在海军的掩护下，才参与最终的总攻。
9月1日晨，北洋军对南京城发起总攻击。张勋的辫子兵在朝阳门一带挖地道进去，用炸药将城墙轰塌两丈有余（当年湘军攻下天京也是用的这招，主要是朱元璋修的城墙实在太厚）后，辫子兵随即蜂拥而入。这时，太平门、通济门、神策门也相继被攻破，何海鸣等人率领士兵们在钟楼、内桥、鸽子桥、花牌楼等处与北洋军展开残酷的巷战，战斗一昼夜后仍不屈服，并于次日上午在雨花台同北洋军进行了最后的绝战，在伤亡殆尽的情况下才最终溃散，何海鸣等人在武定桥下乘小船逃走。
南京城破后，张勋手下的那些辫子兵大肆的奸淫抢掠，洗城三天。对此，张勋不闻不问，似乎是天经地义一般。在近代历史上，南京是个不幸的城市，它在太平军时期便遭到两次浩劫（太平军攻下南京一次，湘军攻下天京又一次），加上后来的南京大屠杀和这次张勋辫子兵的恶行，足有四次之多。
在辫子兵的肆虐下，南京城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几乎是天愁地暗，中外震动，连袁世凯听了都为之咋舌。那些辫子兵在抢劫的时候毫无顾忌，几乎无兵不抢，乱兵们所到之处，挨家挨户，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挖地三尺，一丁点都不放过。另外，城内的妇女也饱受这些人的戕害，投秦淮河自杀的女子也不在少数。三天过后，用当时人的话来形容是，南京城内“各等人民皆体无完衣，家无一餐之粮”。
说起这个张勋，也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可理喻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中法战争，并在镇南关大捷中立下大功，并被越级提拔，最后累功升至参将衔。在甲午战争中，他又随提督宋庆出战，大败而归，后来投到袁世凯的门下重掌兵权，但还不是袁世凯最亲信的第一集团（和冯国璋、段祺瑞等人比较而言）。在义和团之乱后、慈禧太后西安回銮的时候，袁世凯曾派他沿途护卫，这下被他抓到机会大表忠心，并在北京承担过一段时间的拱卫任务。在此期间，张勋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慈禧太后也对他大加笼络，恩宠备至，简直令老张万分激动，感激涕零。清末的最后一年，张勋被外放江南提督一职，他对大清的感恩戴德真的是发自内心，忠贞不二。
辛亥革命时期，张勋率领他的辫子兵在南京与革命军血战一场，最后狼狈退出了南京城（所以这次他表现奋勇，原来是要报一箭之仇）。在清帝退位之后，张勋的辫子兵退守兖州，但在民国的新气象里，张勋却拒不剪辫，他的部队也一律留着长辫子，由此，“辫子兵”和“辫帅”之名也就不胫而走………不说是怪物，至少也是个另类。张勋对脑袋后的辫子很有感情，早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就在南京派出军警，凡是剪了辫子的人便指为革命党，被他砍掉的脑袋至少是成百上千。不仅如此，张勋还把没有辫子的人头高悬在大行宫、花牌楼一带，制造血色恐怖。就他那德性，如何会主动剪掉辫子，那简直是爱如至宝啊。
袁世凯原本是想安排冯国璋做江苏都督的，但这个张勋在这次南京之战中表现得也太突出了（战后的抢掠也一样突出）。为了表示赏罚公平，袁世凯也只好把江苏都督的位置给了张勋。对此，冯国璋也没说什么，他随后便带着他的队伍渡江而去。他毕竟是北洋系的*，有的是机会。
张勋做了江苏都督后，那就苦了南京的这些老百姓了。偌大的一个南京城，简直就是倒退回了大清朝，整个就一片乌烟瘴气，看不到一点民国的气象。在张勋的引导下，南京城内又兴起了留辫子的风气（大部分是假辫子），因为张勋只重用那些有辫子的人，而那些穿西装、剪短发的人，他看了就生气。
张勋在前清的时候没有机会过总督的瘾，这次可不能浪费机会了（这次过瘾还不够，还想过议政王的瘾，这是后话了）。他想，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可就相当于当年的两江总督啊，那是曾国藩、左宗棠这等人物的遗缺，倘若换了以前，我老张是做梦都不敢想啊！
为此，张勋命人将江苏都督府的大柱和栋梁全部涂上朱红色，两江总督时代的吹鼓手和炮手也都找了回来，并按照老样子每天开吹三次，开炮三次。在张勋面前，千万不要用“前清”字样，因为他认为至少在他统治的范围内，应该还是“大清天下”。所以，南京城内大小官员们见了“大帅”都要行跪拜礼，要自称“卑职”。军营里更是如此，绝不允许悬挂民国的旗子，而要悬挂红色白边的蜈蚣旗。在江苏都督府门前大桅杆上，也不许挂民国的五色旗，挂的是一个斗大的“张”字红旗。
张勋在国人面前虽然狠，但在日本人面前却没了脾气。原来，辫子兵在南京胡闹的时候，有一次杀伤了三个日本人，这下不得了，几乎引发一个国际事件。日本驻华公使随即向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重的抗议，日本的军人们还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报复。这下不仅把袁世凯吓得不轻，张勋也吓得够呛。最后，张勋只好低三下四的到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亲自道歉，一点脾气也没有。
就因为这事，张勋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最后被袁世凯打发去做长江巡阅使了，这下可是把辫帅气得半死。迫于国际压力，张勋最后在向袁世凯讨得五十万元的开拔费后，才怏怏不乐的将江苏都督的位置让给了冯国璋。
在江西和南京的战事结束后，“二次革命”也就基本差不多了。在上海，尽管陈其美已经宣布独立，并屡次进攻制造局，但终究因为不是正规军而一再遭到失败。等到袁世凯用军舰将大批的北洋军载来后，上海的讨袁军也就风吹云散，完全瓦解。
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 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宣布拥袁，这就是柏文蔚率卫队等前往南京的原因了。
至于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就是在师长许崇智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当许崇智提议出兵援赣及北伐时，孙道仁总以饷械缺乏为由，加以拒绝。等到大局明朗，孙道仁自然发出通电，向袁世凯陈述“冤情”，宣布取消独立。
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济光和陆荣廷两个楔子迫使广东讨袁力量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无奈之下，陈炯明特意派人去上海请了专门与袁世凯作对的前清官僚岑春煊来广东，试图利用他之前与龙济光、陆荣廷的部属关系缓和局势，但岑春煊这个老领导在龙、陆面前已经过气，这两人非但不听岑春煊的劝告，反进兵广东，最后将陈炯明逼走。
湖南的情况和福建差不多，也都是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在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失败后，湖南都督谭延辏б簿托既∠懒ⅰ５牵揽院喜⒉环判模婧笥峙沙霰毖缶茱康炔拷牒希詈笥珊＞薪儡济尤魏隙级健�
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8月9日宣告独立，一个月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
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早在7月23日，袁世凯已下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并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黄兴和陈其美还被悬赏10万和5万元加以捉拿。在此之前，黄兴的陆军上将衔也被剥夺，这些心怀天下的革命党人弄到最后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袁世凯做了嫁衣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底是这片土地上的不二法则抑或是中国人的宿命？！
最令人悲哀的是，由那些信念最坚定的革命党人发起的这次革命，大部分的国人对此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在辛亥革命后做记者的老同盟会员梁漱溟，他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事实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和平的政权更迭。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更是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因此，以“宋案”、“大借款”案为借口发动一次国内战争，遭到大多数人的冷遇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一直跟踪报道“宋案”并认定袁世凯为杀宋主谋的著名记者徐血儿，他也在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反对“二次革命”，他在文中指出：“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
后来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斗争中大展神威的云南都督蔡锷，当时也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至于“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大多不报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当然，人们也不能怀疑孙中山、何海鸣等革命党人的纯洁信念，但在“宋案”尚未盖棺论定、法律解决方式仍在进行当中，仓促的兴起军事，这对正处于摸索阶段的民国共和*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急躁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不管袁世凯有没有介入“宋案”，但他代表的北京政府都应该对此负责。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袁世凯也是在这种对政府普遍支持的气氛下，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借口，最终激化了矛盾，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所以失败的很快………除了南京遭受浩劫外，其他地方基本不太受影响。
反过来说，国民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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