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 第4部分

　　袁世凯之所以选中这里，倒不是因为苏秦的预言，而是这里“前临洹水，左拥太行”，风景极为开阔。袁世凯买下的这座宅院原本是天津盐商何炳莹所修建，后来他觉得过于小气，于是加以大规模的扩充改建。一年之后，这里便成为“洹上村”的巨宅。与周围低矮房屋不同的是，袁世凯的这座宅院四周都筑有高大的围墙，并建有几座威严的炮台。另外，还有两营全副武装的护卫马队时刻保护，更使得这座奇特的建筑不像隐居之所，反象是旷野上突兀的中世纪城堡。

　　袁世凯的宅院外虽然威严，但围墙内的风情却大不相同。经过精心的修整后，宅内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颇有园林之景象；另外，袁世凯又特意命人在院外凿了一条小渠将洹水引入，由此院内小桥流水，到处泉水叮咚，倒也颇显情趣非凡。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园内还挖了一个大水池，每到春天的时候，池边桃李芬芳，争鲜斗艳；而夏天的时候则荷花飘香，鱼虾成群，每到这时，袁世凯和亲友便前去垂钓，悠哉乐哉。

　　这座精心打造的花园，袁世凯给它起了个名叫“养寿园”，意思是在此归隐，颐养天年（此时的袁世凯刚刚五十出头）。在彰德隐居期间，袁世凯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清早出去散散步，随后与亲戚朋友下下棋；要不就是和一些来访的文人墨客诗酒吟唱，打发落寞的时光。

　　文笔一向不佳的袁世凯，这时倒写了几首颇有意思的诗，姑且撷取数句一赏：“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多少有点自嘲之意；“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似乎又有不甘之心；“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勃勃雄心毕竟难掩；最逗的是这句，“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为此，袁世凯还特意将自己那副著名的“披蓑垂钓图”公布于《东方杂志》，以表示自己归隐山林的意思。不过，从那副图上看，袁世凯虽然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看似闭目养神，似有决裂于仕途之象；但其凝望沉思，又隐隐作姜太公钓鱼之状。

　　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既然要钓，那就钓大鱼，反正是愿者上钩，我自巍然不动。在袁世凯居室的不远处，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这便是这座宅院中最现代、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地方：电报处。在离开京城时，袁世凯特意带回来了一个小电台，其用意不言而喻。

　　“退隐”后的袁世凯貌似与世无争，流连于山水之间，但实际上却时刻注视着北京的动向。通过电报处，袁世凯的亲朋故旧、北洋军的部属将领、还有他从前安插在政要部门的心腹爪牙，都能及时的与他保持紧密联系，并向他报告外间的一切巨细信息。通过这个渠道，袁世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尽在掌握。

　　据说，袁世凯也曾一度耐不住寂寞，请了当地一个有名的瞎子给他算命，瞎子告诉他说，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等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后，机会真的来了。

　　《民国往事》：连载七

　　袁世凯毕竟是练兵出身，眼光老道，他深知此次举事非同小可，绝非洪秀全那样的农民起义和孙中山那些革命党人的会党冲击可以比拟………新军配备的都是火力强大的现代化武装，完全具备了断送大清王朝的能力，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果不其然，武昌义旗一起，山西湖南等省便纷纷响应，其他各省督抚的警报也如同雪花般直飞朝廷，要求增派军队，以防不测。摄政王载沣接到那些警报后，一下子就变得手足无措，只得慌忙召集内阁的一班大臣前来商议。

　　皇族内阁的这些人，老的老，少的少，没事的时候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要动真格了，这下倒好，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看到这般景象，摄政王载沣气得是手脚冰冷，几乎要掉下泪来。

　　庆亲王奕劻资格最老，不得不出来打破这尴尬的沉默。老庆说，要保荐一个人，一定可以把革命党搞定。老庆不说则罢，一说便说到了载沣的痛脚上：你说他保的这人是谁？岂不正是那位被赶回老家的袁世凯？

　　载沣在听了老庆的话后，沉默良久，嘿然不答。

　　老庆在一边着急了，说：“要不用袁世凯的话，就怕大清要完了。”

　　听到“完了”二字，载沣不免一个激灵。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只得厚着脸皮派人去请袁世凯。

　　三天后，奕劻的亲笔信便送到了洹上村，开出的价码请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对于出山的问题，袁世凯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何时出山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袁世凯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先不动声色，试探下清廷的底线再说。

　　于是，袁世凯摆足了架子，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并以最近“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开价。

　　袁世凯的借口可谓是冠冕堂皇：当年你载沣不就是以“足疾”为名将我赶出京城的吗？好，现在就给你来个“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先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再说。

　　说句实话，湖广总督这条小鱼对袁世凯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要知道，袁世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这小小的湖广总督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按袁世凯的要价，至少也应该是数年前他应得的内阁总理大臣位置。

　　皇帝不急太监急，现在情况不同了，袁世凯有的是资本和时间慢慢等下去。但清廷这边就不行了，摄政王载沣环顾左右，军咨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自己的两个弟弟都是少年亲贵，哪有能力收拾当前的局面。至于受命前去平叛的陆军大臣荫昌，他虽然曾经留学德国，好歹算是懂得一点军事，但他却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更别说打过仗了。

　　据说荫昌领旨率军前往湖北时，身穿长袍马褂，脚上却蹬着军用长靴，简直就是个“三不像”。这时，旁边有人向他恭贺大任，荫昌眉头一皱：“嗐，我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朝廷让我去湖北督师作战，您说我这倒是用拳打啊，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还算有先见之明，北洋军大都是袁世凯的旧部：统领冯国璋就不用说了，下辖第六镇的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第八协协统陈光远，一个个都不肯用命，荫昌这光杆司令哪里指挥得动。

　　在军情急如星火的情况下，载沣也只好派出袁世凯的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自去洹上村，看看袁世凯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既然是熟人，袁世凯也没太多废话，当下提出了六点要求：1。　明年即开国会；2。　组织责任内阁；3。　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4。　解除党禁；5。　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　须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袁世凯还特别强调，这六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　

　　徐世昌回到北京把消息一公布，朝中的那些亲贵们一个个跳脚大骂，骂袁世凯漫天要价，骂袁世凯趁火打劫，无耻之尤。但是，这班人在朝廷大骂，袁世凯既听不见也无所谓，反正他的条件一个字都不能改，爱办不办，他可不在乎。

　　当北洋大将冯国璋路过彰德请求面授机宜时，袁世凯要他暂作壁上观，“慢慢走，等等看”。清廷眼看着武昌火种不熄、各地群起响应，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时候，清廷只得按照袁世凯的奏请将荫昌召回，改派冯国璋为前线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随后，清廷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授予前线的一切军事指挥大权。

　　兵权到手后，袁世凯才勉勉强强的从河南彰德出发，前往湖北督师。

　　《民国往事》：连载八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保路运动
五、保路运动

　　要说起这武昌起义，还得从四川的保路运动说起。“要想富，先修路”，国人在甲午战争之后民智渐开，渐渐明白这火车原来也有很多好处，而清廷则意识到铁路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随后，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清廷最开始的铁路政策是“合股官办”，但由于当时民间资本和官方资金一时难以募集，因而最初修建的数条铁路主要都是外国投资，由此也引发了铁路的管理权、用*、稽核权和购料权等方面的问题。

　　由于担心路权丧失，清廷后来便也倾向于鼓励民间集资、由国人独立建造铁路的方式。1904年，随着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了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变成了国民的自觉运动。

　　由此，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国人自建铁路也有弊端，因为铁路建设的周期较长，投资浩大，商办铁路往往修筑多年仍未见成效，有的甚至出现“后路未修、前路已坏”的情况。在这些问题中，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困难，譬如当时的粤汉铁路，广东段只筹集所需资金的一半；湖南段筹集了五百万两，不到预算的五分之一；再如川汉铁路，四川虽然筹集一千六百万两，但也只相当于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资的六分之一。

　　另外，这几个省为了集股修路，又设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片）股，小户、贫农也在所难免，这给当地老百姓增加了不小的负担。更让人心寒的是，铁路公司职员的侵蚀挪用，更是常事。其中最为讽刺的，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铁路，几年下来却已支出一千多万两，账目堆积如山，无法算清。如此商办，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四川在建国前都未曾通火车）。

　　与此相对应的，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也快，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这和那些办理多年却毫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纠葛下，清廷的决策就陷入了两难境界：继续商办政策，则于铁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要实行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政策，虽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铁路建设，但却必然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触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道理很简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铁路干线国有化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来垄断投资建设，但清廷也没有钱，其措施必然是举借外债，路权流失。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新官上任伊始，便在“皇族内阁”成立后的次日，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推出了一个过于激进的政策。按照这个国务院第一号令，宣统三年（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办的干线，必须由国家收回投资建设。

　　从道理上来说，铁路乃国民经济之命脉，民间修建和管理确有不妥之处。盛宣怀是搞经济的能手，又曾经营铁路建设多年，他的想法不能说不对，但做法未免着急了点。本来“皇族内阁”就令国内士绅人心汹汹，有气没地撒，而盛部长在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不到半个月，便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巨额借款修路合同，对民意完全无视。

　　消息传出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士绅民众纷纷要求朝廷收回上谕，并声称“如有外人强事修筑，则立即集全力抵抗，酿成巨祸亦在所不顾”，这和如今招引外资投资内地的热情度对比，国人观念在百年间已如两个世界。

　　在湖南巡抚杨文鼎和湖广总督瑞澂或软或硬的手段下，两湖的保路运动渐趋消沉，广东的保路会虽然得以开展活动，但也未掀起大的波澜。但四川却风云突变，掀起了更为猛烈的保路风潮。1911年5月16日，川省铁路公司紧急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决定向四川总督王人文请愿。王总督见群情汹涌，只得答应代为上奏，请求暂缓接收，但没想奏章上去后，反遭到朝廷的斥责，说川路公司“亏倒巨款，殃民误国”，连王人文也被申饬。

　　四川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等人当时控制了川省铁路董事会，他们对于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极为不满与愤慨，因为按当时邮传部的办法，湖南湖北已经募集的路股仍旧照本发还，广东路股发六成、其余四成给无利股票，而四川路股则认为亏空太多，只退还现存的七百余万两，其余责任自负。

　　对此办法，川路股东坚决不同意。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谘议局议员和各界代表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将股本照数发还。对此，盛宣怀声称朝廷不能代为弥补民办铁路公司因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如果要将已用之款和亏损之数照数发还，就必须要以川省财产为抵押再借外债，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民国往事》：连载九

　　盛宣怀拒绝由政府支付川路公司原先亏空的部分股资，虽说有一定道理，但政治决策不能斤斤计较于经济利益，他当时的表现更象一个商人。而川路股东认为，如果让他们继续修建铁路（虽然不知道哪一年才能修好），一旦建成自然可以还本获利，但不让他们继续修建，那已经亏损的损失便永远无法挽回。

　　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工程在8月中旬被强行接收。消息传开后，川民怒不可遏。在保路同志会的组织下，成都开始罢课罢市，百业停闭，交易全无。为了保证斗争的合法性，成都街头出现一道奇景，市民、商人和绅士们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旁边则用大字写着光绪皇帝曾经颁布的上谕“川路仍归商办”，众人走上街头，据理力争（借用已故皇帝的牌位和圣旨，足见前人极有策略，后人当自叹弗如）。

　　成都的罢课罢市之风传开后，很快发展成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捣毁巡警局的事件，局势一步步走向失控。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将四川总督王人文罢免，调素有“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