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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23日的《独立报》上刊登了一篇德波顿访谈。这位36岁的哲学家12年前开始出书，著有《哲学的慰藉》、《拥抱似水年华》、《旅行的艺术》等。他在访谈中说，他的客厅里散落着几百本书，都是随手捡起来就可以读下去的那种，普鲁斯特、弗洛伊德全集——“每个图书馆都应该有，你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查阅他们的书，当你患了神经症，担心什么或者沉迷上了什么，只要出了点问题，你就需要翻翻。读书是我的一个癖好。我通常同时读大约10本书，现在我在读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杰夫？代尔（Geoff Dyer）、伍尔夫、村上春树、罗兰？巴特、保拉？安东里尼、司汤达和菲利普？罗斯的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带这么多书去海滩。”德波顿有2000多册藏书，这不算太多，据说李敖的藏书最多的时候有七八万册。不过德波顿在不停买书，每个礼拜买一两本，或者一买就是20本。
无独有偶，2007年8月6日的《纽约时报》上有篇随笔，《为什么我不停地开始看另一本书》。作者乔？昆南说：“我的很多女性朋友同时读一两本书，我的男性朋友说他们总是一段时间只看一本书，我怀疑这只是他们的一个愿望。我同时看的书从来不少于25本。我不是指《芬尼根守灵夜》那样的需要研读的书，我说的是放在床头几上、不看完就不会放一边的书。开始阅读一本新的书能让人心旷神怡。我不想再过5年才知道《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如何写就的，我也想知道《南北战争》的作者谢尔比？福特对石墙杰克逊被孤零零地埋葬的手臂做何感想，这两本书我粗略地看了400页了。几个星期前，我看了《煤：一部人类史》、4章《八月炮火》和关于上瘾的故事集。同时我还在看《亨利？米勒论写作》和麦维斯？加兰、马赛尔？埃梅、约翰？麦克葛汉、托马斯？曼的小说——他们写的都跟上瘾无关。我的注意广度很宽，记性好，几个月之前我看过的书，再拿起来能从上次看到的地方接着往下看。一位棋手曾经对我说，好的记忆力能为一个智力平平的人制造出聪慧的光环，让他说对了。”
乔觉得他一本书还没看完就开始看另一本书的原因是，通常书的前70页都特别精彩，开头都像房屋失火一样火急火燎的，但慢慢节奏就慢下来了。有人说，读者通常看到60页的时候就会把书丢下。这是因为出版社的编辑鼓励作家把精彩内容都堆到开头几章——也是唯一会被阅读的几章。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自传为例，也是开头比较精彩，夹叙夹议，小时候她养的一只鸟死了，她用一个锻料花做衬里的纸盒把它装起来埋在高地上，上面还覆盖着鲜花，75岁的她说：“也许有些人生来就喜欢丧葬或观看葬礼。人类若是没有这一生性，那么考古学家也许就不存在了。”后面她周游世界的部分，就只感觉她在罗列去过的景点和同去的旅伴了。
编词典疗伤
10年前，西蒙？温彻斯特在《教授与疯子》一书中讲述了《牛津英语词典》的幕后故事。从1880年开始编写起，该词典的编委会每星期都会从一家疯人院收到一个叫威廉？迈纳的人提供的对词语的释义以及他在书中找到的例句。近20年间，迈纳一共贡献了1万余个词条。当《牛津英语词典》的总编詹姆士？莫瑞前往疯人院拜会迈纳时，却惊愕地发现他心中仰慕已久的博学之士竟是疗养院的病人，而非他以为的疯人院的院长。后来人们得知，威廉？迈纳曾经是一名医生，在南北战争中因为目睹了太多的恐怖场面而精神崩溃，后因滥杀无辜被送入疯人院。20年间，他都不断地在进行疯狂的自我治疗——通过单调、沉重的编纂工作来虐待自己，涤清心中的罪恶感。
最近，美国记者约书亚？肯德尔挖掘出了《罗热类语词典》幕后类似的故事。彼得？罗热（1779～1869）发明了双对数计算尺，发现了眼球将一系列快速移动的静止画面看成一个连续的图像的能力，被《好莱坞拍摄指南》的编订者威尔？海斯称作动画片的发明人。真正使他成名和得以谋生的是他写的一部生理学著作《布里奇沃特文集》，但最终让他不朽的是他开创的类语词典。
罗热之所以迷上了编写词典，也是为了治疗自己心理上的病症。他的外祖母患有慢性精神不稳定；他母亲终生患有神经缺乏症，到了晚年精神恍惚；他的妹妹和女儿精神都崩溃了；他的叔叔割喉自杀，是躺在罗热的怀中死去的。罗热自己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且偏执、忧郁、害羞，对不洁和混乱感到恐惧，所以类语词典中“不洁”这一词条编写得非常出色。他借助拼命工作和强迫自己做一些事来寻找心灵上的庇护，比如他迷恋于计数（“我每天至少要爬320个台阶”），控制自己眼睛中的虹膜的运动尤其让他感到快意。
他的机械性行为还有制作各种清单，他从8岁就开始这么做了。肯德尔说：“彼得？罗热罗列各种猛兽、身体的部位和花园里的东西的做法扩大和部分实现了他为世界带来秩序的欲望。”他把风景分成优美的和不优美的，把人分成普通的和特别的。“很小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编写词语清单能够带来安慰，不管他遭遇何种不幸。沉浸于语言的细微差别能够让他精神抖擞，也能够让他免于焦虑。”所以，类语词典对它的编制者的益处比对它的数亿使用者的益处更大：它让罗热在经受亲人的亡故、焦虑和绝望的同时依然能够精神振奋地活着。
从小罗热就对科学很感兴趣。1793年，他母亲把他带到了爱丁堡大学学习古典学和医学，他喜欢他上的所有课程，但交不到朋友，这显然是由于他非常害羞，以及他的忧郁气质。他更喜欢跟词语而不是跟人打交道。但对于词语的喜欢，他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彼得从没表现出对文学的感受力，那些热爱文学的人喜欢的是故事和对故事的讲述。但罗热的心灵不是按这种模式运作的，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没有生动地想像的能力。自童年起，词语对他来说就是实现某种目标的手段。他所有的学术著作，包括类语词典，都是为了传播有实用价值的科学知识”。
渴求秩序的罗热换过好多次工作。1802年，他陪两个堂弟去欧洲旅游。罗热发现巴黎异常脏乱，但他敬佩拿破仑的军队行进时整齐的步伐。后来在曼彻斯特皇家医院做医生时，他帮助这个到处都是工厂、疾病肆虐的城市启用了公共卫生规程。曼彻斯特的脏乱让罗热难以忍受，晚上他就埋头编写类语清单，40多年后这些清单终于汇集成了《类语词典》一书。
罗热想编的并不是一部同义词词典（他认为根本没有同义词，每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含义），《类语词典》以抽象的概念为纲，其中1000个词条的每一个都会让读者一个个地看下去，从“确定性”延伸到“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又延伸到“推理”和“诡辩”。这本词典在1852年一面世就在英国风行一时，两年后在美国出现了删改本。罗热于90岁去世之前仍在修订和更新该书，整整一个世纪，他的后人把这本书做成了家族事业。自1852年起，《罗热类语词典》删减了10个概念，但增加了几十万个新词。
阅读的生物基础与社会意义
玛丽安？伍尔芙在她研究阅读生理学的《普鲁斯特和鱿鱼》一书中说，阅读行为不是自然而然的，人类到比较晚近的时候才开始阅读，所以尚未进化出专门适于阅读的基因。大脑要将原本为完成辨认出扁豆秧上的束带蛇等任务而进化出来的神经回路重新定位之后，我们才能阅读。
《纽约客》的文章解释说：“《普鲁斯特和鱿鱼》这一书名表明作者研究阅读使用的是神经生物学方法。细胞越大科学家拿来做实验时越容易，有些鱿鱼的视觉神经细胞比哺乳动物的神经元厚100倍，能有10厘米长，是生物学家们最喜欢用的。关于阅读人文的一面，伍尔芙选择了论述过阅读的普鲁斯特。”
伍尔芙考察了阅读的历史。从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在黏土上刻记号来记录牲畜等物品的数量。她说，一旦黏土上简单的记号不是被理解为乱画的痕迹而是代表10头羊之类的意义时，人就得让大脑更多的区域活动起来。公元前4000年埃及等地出现了图形文字，那时的读者必须记住数百个符号代表什么。到公元前750年，发生了一场重大突破，古希腊人发明了只有24个字母的书写系统，古希腊字母表是第一个每一个字母都对应口语里一个主要音素的字母表，知道一个词的读音就能将它拼写出来，看到每一个词都能读出来。儿童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就能够学会读、写希腊语，比现在的孩子学英语要快一些。文字易于学习，文学就民主化了，普通人也能掌握读写能力。诵读困难也就是这时候开始出现的，因为有人无法把字母和声音匹配起来。很多文字学家认为，这种字母的发明大大提高了人脑的抽象思维能力。
扫描显示，儿童在开始阅读时，要比成人使用更多的大脑区域，左右脑的广大区域都要动员起来。当儿童的神经细胞对识别字母更专门、更高效时，动员起来的区域就会变小，将只限于左脑。也就是说，效率高的阅读者能省下更多时间和脑力，因此能够更多地将自己的思考和情感整合到他的阅读体验中去。
阅读时大脑要创造新的神经回路，把用于观看的部分和用于聆听的部分连接起来，这样大脑的主人才能意识到纸上的符号代表着声音。有些大脑干不成这件事，或干得不够好，他们的主人以前被认为是傻子，但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天才。患有诵读困难症的名人包括达？芬奇、爱因斯坦、毕加索、爱迪生和贝尔。
研究发现，默读电视新闻、广告和科学节目的文稿的人比观看电视节目本身的人能记住和回想起更多信息。观众要感到舒适自在才会观看节目，不然就会换台。这导致不同意见之间很难谈判。“你鄙视某本杂志的价值原则，仍可以津津有味地读它，但如果电视节目出现这种情况你就看不下去。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愿意把时间花在我们不同意的观点上。自我怀疑就变得不太可能了，实际上对一切东西的质疑都将更为稀少。把两个书面记录摆在一起看，很容易就能发现不一致之处。对文本来说，甚至能很容易地辨别每一份信息的权威程度的差别，比如读者对《纽约时报》的信任程度可能会因每一个句子而异。比较两个视频报道就比较麻烦了，在被要求从电视上两个互相冲突的报道中加以选择时，观众要么依靠直觉，要么依靠他在观看之前相信的东西。经常看书的人比不太看书的人更有可能去投票，参加体育和戏剧、音乐、摄影等文化活动。爱读书的人如此乐于走出去，也许是因为他们孤单一人时看的书给了他们信心。阅读某种程度上能赋予我们行动的勇气，对民主社会来说失去这一习惯将非常危险。”
伍尔芙认为，小孩在5岁前父母是否经常读故事给他们听将决定他以后的阅读技巧。读故事的方式也有讲究，坐在父母的双膝上听故事意味着孩子会把阅读和受宠爱联系在一起。她担心年轻人经常上网就不会深入思考词语、思想、现实和美德。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凯里说：“确实，电脑没有可供小孩坐的双膝，但是网上知识和经典作品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让青年人触手可及。如果孩子们不推崇读书，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教他们珍重名利，这不是电脑有某种内在缺陷。”
无行的文人
牛津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了新版的文坛轶事集，此前有过詹姆斯？萨瑟兰（1975年）和唐纳德？霍尔（1981年）编选的版本。新版的编选者约翰？格罗斯说新版里跟旧版重叠的部分占10％，其他内容都是新的。萨瑟兰的版本开始得更早，始于7世纪的基督教诗人凯德蒙，结束于迪伦？托马斯，格罗斯的版本的跨度是从乔叟到罗琳。
《洛杉矶时报》的书评说：“牛津大学出版社永远都不会出版一本军事轶事，或者工程师轶事。那些说话直来直去的职业，其从业者不会互相攻击、恶语中伤敌手。这种事只有作家们才做得出，虽然这伙专横的人对此并不自知。”需要纠正的是，牛津大学出版过一本军事轶事，此外还有王室轶事、政坛轶事。有些职业确实比别的职业更容易发生轶事，我们可以想像出一本哲学家或者医生的轶事集，但没人会去买一本银行业的轶事集。
同理，一些作家比另一些作家发生过更多的轶事。有些作家其有趣的言行本身就可以写成一套全集，比如王尔德、康拉德、詹姆斯、伊夫林？沃和奥登，还有一些伟大的作家则没有什么令人难忘的轶事，比如狄更斯。在西方，直到18世纪初期，作家轶事才有了比较丰富的来源，那时开始有回忆录出版，谈话被记录下来。
约翰？格罗斯说：“轶事一词最初指没被发表过的东西，因为内容很轻率。拜占庭帝国的史官普罗柯比用它的复数形式指查士丁尼皇帝的秘史、宫廷内的丑闻。轶事一词至今仍有隐秘、丑闻的一面。我们认为这样的故事有助于揭露人物的性格。”
只有比较奇异或者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才会被作为轶事记录下来。詹姆斯？乔伊斯的美国朋友哈利和克里斯出版了《芬尼根守灵夜》。他们让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画一幅漫画放在标题页，画好之后他们觉得不够现代，要求他画得再抽象些，布朗库西重新画了一次，只画了几条线和一个螺旋。书出版之后有人送了乔伊斯他父亲一本，老人家端详了一会儿漫画后说：“吉姆的变化比我想像得要大。”
书中充满名人会面的故事：当惠特曼遇到王尔德，当韦尔斯把萧伯纳介绍给康拉德。会面过程很少有一帆风顺的。二战期间丘吉尔很长时间里对作家以？伯林的身份都感到很疑惑。其实他指的是牛津的老师以赛亚？伯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