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充满名人会面的故事：当惠特曼遇到王尔德，当韦尔斯把萧伯纳介绍给康拉德。会面过程很少有一帆风顺的。二战期间丘吉尔很长时间里对作家以？伯林的身份都感到很疑惑。其实他指的是牛津的老师以赛亚？伯林，他驻扎在英国驻华盛顿特区的使馆，负责报道美国人的战时情绪。丘吉尔对他的报道大加赞赏，因而当伯林回到英格兰之后，首相的工作人员就安排二人共进午餐。当丘吉尔问他的客人最引以为傲的作品是什么时，这次打一开始就令人感到不安的会面跌到了最低点，欧文？柏林回答说：“是《白色圣诞》。”
轶事都是口耳相传，因而会跟听觉有关。约翰？莫蒂默说，金斯利？艾米斯有一天说他“用锤子砸了他儿子”（hit his son with a hammer），实际上艾米斯说的是“锤子砸到了他的拇指”（hit his thumb with a hammer，thumb和son谐音）。
通常作家都一副高高在上、脱离大众的样子，轶事可以让人们感到文人也有普通人的一面。晚年的时候“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对弗斯特已经没什么益处了：因为近视，在他的朋友、女王的表弟哈尔伍德勋爵的婚礼上，他错把蛋糕当成了女王，郑重地向结婚蛋糕鞠躬。
哲学家赖尔是奥斯丁小说迷，当有人问他是否看小说时，他回答说：“看，所有六部，每年都看。”托马斯？莫尔爵士向一位出身名门的求婚者展示他正在裸着身子熟睡的两位女儿的裸体，好让他决定娶其中的哪位。因为他在《乌托邦》中对婚姻的设计是“结婚之前，新娘和新郎彼此裸体对看；马不先除下鞍鞯辔头没有人要买，在婚姻事上应当是一样道理”。
霍布斯每天夜里在床上高声歌唱，因为他相信那么做对他的肺有好处，能够让他长寿。他活到了91岁，84岁的时候还用拉丁韵文写了一部自传，87岁时又出了荷马作品的英译本。
书中最年轻的作家，或者说未来的作家，是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托马斯？麦考莱。关于他的一则轶事可以说明他有多么礼貌和克制：4岁的时候，一位仆人一不小心把热咖啡溅到了他的大腿上，女仆问他感觉怎么样时，这个小孩抬起头回答说：“谢谢你女士，疼痛已经减轻了。”
最可怕的一则是关于爱伦？坡的。他的妻子维吉尼亚24岁时就去世了，30年后她的坟墓遭到破坏，爱伦？坡的传记作者威廉？吉尔收集她的遗骸，放在自己床底下，供参观者把玩。
声誉经济学
2007年11月16日，第56届美国国家图书奖颁奖，“给予幸运的获奖者无上的荣誉，四个奖项跟NBA的奖项很类似：虚构、非虚构、诗歌和青年文学”。2007年12月2日，第13届“年度最差性描写小说”在伦敦颁奖；2007年12月5日现代艺术的特纳奖颁奖。难得在哪个星期里没人收到热烈的、强加于他头上的喝彩——美国每年出版几千本书，围绕这些书又有几百个图书奖。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化领域的评奖总是既令人孜孜以求又令人鄙夷。获奖者要么已经名满天下，再将奖颁给他无非锦上添花，要么是只有精英小圈子才听说过的人。
英格力士对声誉的生产和分配很感兴趣，而声誉的流通形式就是评奖，因而他学习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方法，写了一部现代文化评奖的历史。约瑟？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是美国西北大学文学教授，做了22年《美国学术》的编辑，此人以善于写揶揄他人的随笔著称，他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对《声誉经济学》一书的书评写道：“我对文学和文化评奖孜孜以求，老实说吧，我希望更多的奖授给我。目前为止我还没获得几个。未来我也没有更多的机会获奖，除非我能跟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卡尔？桑德博格和建筑大师莱特一样，活到须发皆白，活到80多岁的长寿。到那时，就没有人出于反动或者用愚蠢的观点反对你了，获奖的机会才比较多。我得的奖既没增加我的收入，也没有提高我的社会声望。我只有一个荣誉学位，不像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得了200多个。我获得了国家人文科学奖章，但是很多我认识的人借此机会说，不得不由乔治？布什给我颁奖，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耻辱。我回答说，我倒宁愿是亚伯拉罕？林肯来为我颁奖，但世事难得能够两全其美。”
“文化奖项因为授予了那些不该获奖的人、授给了大量蠢货而让自己失去了光环。人人都知道那些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比那些获奖了的人还出色——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乔伊斯、纳博科夫、奥登。而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个人好像就已经作古了，不管他还将会再活多少年。比如奈保尔获奖之后，我就觉得我无需再读他的书了。”
文化类奖项贬值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几乎每一个团体都有他们的颁奖委员会，每一个行业和运动也是这样。“我去一家高中，陪同的是该校乒乓球评奖委员会的主席。据说此人能用鞋而不是球拍打球，并且打得很好。下足够的工夫去寻找的话，你就可以将奖颁发给一位非犹太裔的、身高不到5英尺的同性恋女诗人。所有这些奖项将文化领域变成了一个进步主义的幼儿园，在那里，在毕业典礼上，甚至连那个最笨的孩子都得了一个奖，获奖理由是他没有干扰其他同学的学习。”各种评奖和荣誉层出不穷，这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设一个诗歌奖或者地方戏剧奖是纪念死去的亲人本小利大的法子。公司设立一个奖项，能显得它品位高雅、热衷慈善事业。
在书的附录里，英格力士列出了当前授予文化各领域的成就的奖项，非常广泛，“对于还没有设奖的地方，我一直想，应该设一个诺贝尔婚姻奖。这个奖可以颁给那些著名的患难夫妻中长期遭受折磨的一方。过去，可以获奖的应该有索菲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莱昂那多？伍尔芙（维吉尼亚？伍尔芙的丈夫）、莱昂内尔？特里林、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虽然这两位克林顿中谁更有资格获奖还不太容易确定。”
在评奖泛滥的年代，如果有幸中奖，该以什么心态面对呢？“不管奖是怎么评选出来的，奖项设立者居心何在，获奖就是一切。从声誉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获奖能够提高知名度，能找到好工作，可以让亲戚对你刮目相看。至于获奖本身，曾经有人对我说，如果有人说，无论你做的是什么，你是做得最好的，问问那个人谁是第二好的。知道谁是第二好的，你就知道这个奖项是怎么回事了，就不再把自己获奖太当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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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阶层在哪里落脚
“在曼哈顿的街头经常能看到秃顶、矮胖的男人挽着一个高大的金发女郎，这其中是有缘由的：纽约的单身女性比单身男士多出21万多人。”理查德？佛罗里达就此提出，在创意经济的年代，选择住在哪个城市非常重要。
2002年，理查德？佛罗里达因为出版了《创意阶层的兴起》一书而暴得大名，部分是因为他把创意定义得很宽泛，但显然美国尚未变成一个人人都是网页设计师、制片人或发型师的国家。他大方地把科学家、医生和商人都算作创意阶层，其根据是人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所创造。自此他反复表述这一概念，在《创意阶层的兴起》之后又出版了《城市和创意阶层》、《创意阶层的腾飞》，现在又出了《哪个是你的城市？》。《沙龙》杂志说：“这本书错误地假定人们，特别是创意阶层，需要一本书告诉他们该去哪个城市发展。那些自由地跑来跑去的人通常不考虑职业规划，而那些有进取心的人已经很清楚他们该去哪儿发展。找不到工作的人不会花美元买本书去了解该去哪儿找工作。”不过理查德的书中搜集了不少数据，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他说，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尖的。全球化受到两种力量的拉扯，一种是扩展，比如工厂，另一种是集聚。世界经济的很多东西可以分散，但这些都不是核心。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维度将继续集聚，人口、机会、技术革新和资金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地方。美国是一个流动性非常高的社会，每年有4000万人搬家，1500万人迁往异国或者异地，其中单身的年轻人流动性最高，20来岁的人迁居的可能性是40来岁的人的3倍。几千万人迁居可能会造成少部分地区吸引了很多能够自由选择居住地的单身人士，更多的年长者、缺少工作技能的人则坚守于一处。世界上10个超大城市住着近4亿人，占世界人口的，但是贡献的技术专利占到总量的57％。
“我们查看地球夜晚的卫星图片，把明亮的地区称作一个超级地区。全世界有40个超级地区，它们占世界人口的17％，但经济产出占全世界的2/3，技术革新占全世界的90％，它们是全球经济的推动力。美国有10到12个这样的地区，很多国家只有一个。”
经济活动不仅变得更加集中，而且更加专业化。纽约是港口城市、时尚设计和金融中心；附近有名校的旧金山是软件中心；洛杉矶的气候适合拍电影，是娱乐中心；纳什维尔是音乐制作中心。如果你想从事某种职业，并不是去哪一个大城市都行，因为现在对你来说重要的就那么几个城市。
研究发现，年轻人是先选定想去哪里生活，再去那里找工作。《福布斯》杂志调查年轻人选择在哪里生活所考虑的因素时，发现他们认为“异性的多少”比“就业机会”更重要，“夜生活”和“生活成本”的重要性更加靠后。他们需要知道，在美国各个城市遇到异性的机会有很大的差别。目前，在美国，最适合单身男性的地方是东海岸和中西部的城市。在华盛顿，单身女性比单身男士多出5万人。
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大城市都是单身女性比单身男士多。25岁至44岁的适婚女性跑到大城市去的目的之一是争夺最合适的男子，因为她们不愿意跟那些不如自己的人成婚。女性在美国西部和西南部占优势，比如在洛杉矶，单身的男性比女性多出9万人，旧金山、达拉斯、西雅图等地都是单身男性比女性多。这些城市已经发展了二三十年，能提供高科技、建筑和服务业等各种就业机会。
另外，在考虑去哪个城市生活时，年轻人还要了解城市的性格类型。因为与自己性格类型相同的人在一起生活会更幸福，沉稳的人跟神经质的人在一起生活会变得紧张、焦躁。心理学家区分了5种人格类型：和善、尽责、外向、神经质和开放。美国各地区的人格类型刚好跟它们的经济特征吻合：芝加哥有很多外向型的销售人员；中西部是制造业中心，都是些尽责的人；南部有很多日本人和德国人的汽车厂，以和善、认真的人为主；波士顿、洛杉矶等东北部城市集中了外向型的人。
大厦情结
金字塔、秦始皇陵、凡尔赛宫、泰姬陵、克里姆林宫：有钱有势的人总是试图借助建筑来让自己永垂不朽、震撼世人、抚慰自己、发表政治宗教宣言。建筑不仅是艺术，它还是一种交流形式，甚至是一种宣传工具。寺庙、教堂和皇宫都是在展示威严。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建筑的这种功能不只存在于封建社会，被启蒙过的现代社会仍然有。建筑对建筑师来说就是目的，但它总是建筑师的雇主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虽然“有时好像世界上只有30位建筑师，一个永远在倒时差的马戏团，穿插跑动，接到同一个竞标邀请。这些人都有超凡的能力，委托了任意一位你都可以很自信，没人会笑话你”。
德扬？苏德吉是英国《观察家报》的建筑评论作者，他在厚厚的《大厦情结》一书中探讨这一明显而又隐秘的现象，让人们深入思考建筑、政治和财富之间的关系，建筑如何体现民族的渴望、经济实力以及对成就和雄心的自我陶醉。他检视了20世纪历史上专制者、各色大亨和民选总统的建筑梦想，解构了尼克松、卡特、里根、老布什的总统图书馆的象征意义，重新思考了布莱尔关注下的伦敦千禧穹顶和纽约世贸遗址“归零地”之争。
另外，苏德吉还评论了一些著名的建筑师。他回顾了很多著名设计师受雇于一些不名誉的雇主的历史。艾伯特？斯佩尔和密斯？凡？德？罗都曾准备为希特勒效劳，唯一不同的只是斯佩尔为实现他的主子的建筑野心而全身心地投入，密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建筑上没有做出让步。
对这些史实作评论时，苏德吉得出结论说；“跟自由民主的领导者相比，独裁者、自我中心主义者和偏执狂给建筑师提供了更多的做出重要作品的机会”。这个结论完全没有说服力：民主国家也上大项目，丹麦建筑师乌特松的悉尼歌剧院，弗兰克？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在该书最有趣的章节，苏德吉回顾了一些独裁者的建筑规划。希特勒本人曾经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建筑师，他跟斯佩尔一道充分地将建筑用作宣传工具，美化他的统治、威吓震慑他的统治对象。他的总理府异常宏大，大厅高30英尺，门廊高17英尺。计划在柏林建一幢高305米，可以容纳18万人的大厦。1939年3月14日，捷克元首哈查被引入希特勒40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哈查心脏病发作，身体虚弱的他签订了将捷克交予德国的协议。
新德国的领导人想好了要清除东德的痕迹，将清除希特勒的柏林放在了第二位。专制统治的建筑遗产成了德国和意大利政府的难题。苏德吉写道：“直到今天意大利仍有很多日益残败的建筑，不少建筑水准都很高，是法西斯盖起来当党部用的。战后的政府予以充公，但是没人知道该如何加以处置。全部推翻有点浪费，且有洗刷历史之嫌，重建又像是要回复他们的建设者的统治。”
Slate的建筑评论作者Witold在评论该书时说，苏德吉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对有钱有权的人来说，宏伟的建筑往往是失败的标志。个人和组织往往在衰微的时候开始搞建筑。1968年，英国历史学家诺斯科特？帕金森在他的畅销书《帕金森定律》中记录了很多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