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并非同性恋，也没跟她的女秘书上床，墨菲是她那只两岁大的贵宾犬的名字，窃听器录到的是她爱抚她的狗的声音。
“不仅美国的敌人，很多看过相关电视节目和电影的美国人也以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全知、全能。上当的人中包括大部分现代美国的总统。依靠诡计和相对较低的成本，一个秘密情报机构不但能够侦察美国的敌人，还能影响国际事件——这样的许诺太诱人了。当总统们最终要面对这一机构一错再错的现实时，肯定会感到难以接受。”艾森豪威尔在回顾他两届总统任期内CIA的记录时，对当时的局长杜勒斯说：“我忍受了中情局8年的失败。”他认为他为继任者“留下的遗产将是一片废墟”。爱读间谍小说的肯尼迪在接见被CIA的高官誉为他们的詹姆斯？邦德的威廉？哈维时吃了一惊——他有梨子一般的体型，身为酒鬼的他连路都走不稳。
蒂姆？韦纳的书《废墟般的遗产：CIA的历史》（Legacy of Ashes）8月7日开始公开发售。美国中央情报局于一天前发表了一篇声明，对此书提出严厉批评。声明说韦纳的书“给中情局的过去描绘了一幅过于黑暗的画面。他依仗断章取义的引语、一概而论的断语和对负面信息的沉迷，忽略、最小化或歪曲了中情局的成就。书中有各种大大小小的错误。蒂姆？韦纳能广泛获取各种资料，本有机会为一个复杂、重要的主题写出一部公允的历史。但他没有做到。他的偏见压倒了他的学识。人们从《废墟般的遗产》中读不到CIA真正的历史。”
美国媒体认为中情局此举反而有助于这本书的销售。对于中情局的声明，该书的出版方道布尔迪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说：“那些顶尖的长期负责报道CIA的记者和研究CIA的历史学家都给予了本书好评。这是一部权威的CIA历史。”
关于CIA的书有一个特点：“通常在考古时，你挖得越往前，情况变得越晦暗不明。比如我们对公元前500年的希腊的了解要多过公元前900年的希腊。但对于历史的一个特殊的分支中情局的研究，这个顺序刚好是相反的。因为最机密的文件要几十年之后才会解密，我们对中情局在1950年的行动的了解要多过对它1995年的行动的了解。因而虽然韦纳的书声称一直写到了今天的CIA，但它对肯尼迪时期的记述要强过对克林顿时期的记述。”
韦纳为《纽约时报》报道了20多年的情报问题，获得过普利策奖。他在书中引用了CIA档案中的5万份文件，采访了300多位中情局过去和现在的职员，包括10位前任局长。他列举了CIA一长串失败，认为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并没有打造出一个一流的情报部门。
60年前，杜鲁门吸取了珍珠港的教训，组建了中央情报局。1953年，中情局向莫斯科派出了首名间谍，但他太不称职了，被他的俄罗斯女佣、实则是克格勃的人给勾引了。当美国人在苏联外交官、科学家和军官中间发展间谍时，苏联情报部门并没闲着，他们采取的行动是派出假装叛变的忠诚的官员提供虚假情报。所以对美国人来说发展苏联间谍不难，难的是要认出渗透进来的人。
韦纳将CIA的失败归咎于一些该部门的高官。一位情报分析员说，该局最著名的局长杜勒斯按照情报报告的厚度而非内容来判断其重要性。50年代的局长维斯纳是个精神病，后来自杀身亡。但CIA的失败是命中注定的，一开始它就被赋予了两个互相冲突的目标。一个是向总统汇报收集到的情报，一个是在境外实施秘密行动。前者是一项长期的、技术性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后者则惊天动地，所以中情局一直更热衷于后者。结果呢？1963年伊拉克复兴党一位领袖自豪地说：“我们是坐在美国人的火车上获得权力的。”火车上也坐着萨达姆。
哲学和流行文化亦敌亦友
因为《星球大战与哲学》、《辛普森与哲学》、《柏拉图和一只鸭嘴兽走进一家酒吧——通过笑话理解哲学》等图书的出版，英国的《现在学哲学》杂志做了一期讨论“大众文化和哲学”的专题，美国的《高等教育纪事评论》也刊发了一篇文章，讨论能否通过影视节目等大众文化有效地普及哲学。
哲学家的著作中即使包含很多或很形象或很风趣的说法，不懂哲学的人还是很难体会其中的妙处。比如，尼采《快乐的科学》第193节“康德的玩笑”：“康德想要做一项证明，即用一种方法使每个人沮丧失望，而每个人事实上并没有错——这是康德的一个秘密的玩笑。他写文章反对有学问的人，而支持一般人的偏见；但他的文章是写给有学问的人而不是给一般人看的。”对比较了解德国观念的人来说，读到这一段可能会觉得尼采对康德的评论很有意思，但普通读者则会茫然。尼采在这里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上帝、自由、永生这些东西超出了人类的认识能力，是不可知的。但是到了《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又说，为了确保有道德的普通人最终能得到幸福，必须预设上帝、自由和永生的存在。
对于启蒙哲学家康德的这种出尔反尔，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批评者。海涅在一篇讽刺性的文章中说，康德之所以又请出了上帝，是因为他在破除宗教之后，出去和他的老仆人散步，突然间觉察到这位老人热泪盈眶，于是他动了恻隐之心。鉴于他的老仆人这样的普通人必须得有一个上帝，要不然他们就会郁郁不乐，他为了显示自己不仅是大哲学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就做出了这三大预设，满足普通人的需要。威尔？杜兰特在《哲学的故事》中嘲讽说，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就应该叫“先验麻醉剂”（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有“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
哲学家著作中有一些比较形象的比喻，通过这些比喻可以比较清楚地理解他们理论上的差别。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分为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两大阵营。英国的洛克说，人类的心灵是一块白板，没有经验之先的所谓天赋观念或固有原理，一切知识均来源于经验。德国的莱布尼茨则认为存在天赋观念，但天赋观念并不是生来就明白与清楚的，它需要经过一段发展过程，即需将人们心中潜在的普遍的知识逐渐地展开，才能成为一种非常清晰的观念。人心既不是白板，也不是一座已经成形的雕像，而是一块有纹路的大理石，经过加工、琢磨才能渐次成为一座雕像。当年老师让我们为斯宾诺莎的心灵理论寻找一个贴切的比喻，这要求透彻地理解他的认识论，同时又能锻炼形象思维能力。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坦普尔大学数学教授、《数盲》一书的作者艾伦？保罗斯还写过一本《我思故我笑——哲学的幽默的一面》（中译本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作者在序言说：“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一句妙语，一本哲学书完全可以由笑话组成。我对分析哲学及其难题总是抱着一种兴趣，我认为，在哲学抽象和日常生活的关注之间的界线特别值得探究。”
从刘易斯？卡罗尔充满语言游戏和胡言乱语的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很容易找到一些跟维特根斯坦考虑过的问题有关联的片段。片段一：爱丽丝把手放在头顶上，以便感到她在以哪种方式长大。片段二：毛毛虫说：“背得不对，简直从头到尾都是错的。”片段三：爱丽丝说：“停一分钟让人喘息一下好吗？”国王说：“我够好的了。只是我不够强壮。你看，一分钟就这样可怕地飞驰而过。你想停止一个想像中的猛兽不成！”保罗斯分析说，这些例子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显示了关于某些概念的逻辑混乱。一个人用不着把自己的手放在头顶上，来判断他是在长高还是在变矮（除非只是他的脖子正在生长）。一个人也不可能从头到尾不正确地背诵一首诗，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甚至不能说他是在背诵那首诗。接下来的一段，错误地像说“列车”一样地来说时间。维特根斯坦的核心论点就是，很多哲学问题之所以得以产生，是由于对语言的误用。
《柏拉图和一只鸭嘴兽走进一家酒吧——通过笑话理解哲学》等书籍则是普通人也能看明白的读物。读笑话学哲学的依据是，“幽默和哲学就其精髓来说都是富有人性的，就像它们的确要求的那样，要求一种超越自我及其境况的能力”。
比如在讨论境遇伦理学时，这本书讲了下面这则笑话：一伙武装劫匪闯入一家银行，命令顾客和银行职员靠墙站成一排，然后挨个拿走他们的钱包、手表和首饰。银行两位会计也在队伍中即将轮到被抢劫。一位会计突然把一样东西塞到另一位会计手里。那位会计小声问：“这是什么？”第一位会计小声回答说：“是我欠你的55块钱。”
作者用这样一个笑话来说明柏拉图的美德理论：在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位天使，对哲学系系主任说：“我可以授予你如下三种东西中的一种：智慧，美貌或者1000万美元。”教授立马就选择了智慧。一道闪电过后，教授看上去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但他只是坐在那里，眼睛盯着桌子看。他一位同事小声说：“说话呀。”教授说：“唉，我本应该选择要那笔钱的。”琢磨一下才知道，这个笑话要说的是，在天使授予系主任智慧之前，他笨得不知道应该要钱，所以智慧是得到金钱的前提，智慧比金钱更重要。
未来属于运算师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数学怎么还会惹恼人呢？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名叫奥利？阿申费尔特的葡萄酒爱好者开始印行一名为《葡萄酒极品》的时事通讯，预测每年的波尔多葡萄酒会有多好。阿申费尔特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依据的不是酒的味道或香味，而是数据。他认为葡萄生长期间波尔多的天气能准确地预报酒的价格。炎热、干燥的年份酒会非常好。专业品酒人士很不喜欢他的观点，骂他是蠢货、假内行。《葡萄酒观察家》杂志也因此停止为一切酒类通讯做广告。”
但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和管理学教授、《超级运算师》（Super Crunchers）一书的作者伊恩？艾尔斯（Ian Ayres）认为，阿申费尔特是正在改变着世界的现代统计侦探运动的先驱。他说：“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马和火车头竞赛的历史时刻，直觉和经验专家一次次地败给数字运算。”那些掌握和处理数据的人将是新的经济世界的主人，艾尔斯称他们为超级运算师。《经济学家》说：“一流棋手每败给电脑一次，人类就死去一点。在这本书中，伊恩？艾尔斯解释了在很多不那么引人注目的领域中，人的直觉和本领很容易就会被打败。已有的大量数据和计算能力使得自动化过程在诸多领域能够超越人类专家，比如给葡萄酒分级、写作电影对白和挑选书名。”
艾尔斯这本书的名字也是用数据运算来敲定的。他本来想给这本书取名“直觉的终结”，但用Google关键词广告随机挑选、显示其中一个书名做广告后，他改变了主意：“超级运算”比他原先挑的书名的点击率高63％。这比跟出版社的编辑讨论要科学多了，证明超级运算能提高效率和生产率。但计算能力的爆炸也给大公司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使他们能够诱惑或烦扰他们的顾客。找到消费者喜欢的商品或服务变得更容易了，读者还没想清楚的时候，亚马逊网站的电脑就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了。而汽车销售商也能用同样的数据算出如何把价格和贷款利率推至最高。航空公司在取消航班时，可以通过计算推测哪些旅客更有可能被其他竞争对手吸引过去，因而优先给他们安排重新订票。这种能力掌握在电脑手中，而不是售票人员手中。
艾尔斯先生预计，日常决策将变得越来越自动化，人的判断的作用将局限于为计算式提供信息。自动化决策不久将目睹其他职业经理、放贷员等职发生的变化：他们曾经收入优厚、职责重大，现在只是呼叫中心的接线员，重复电脑提示的句子，报酬很低。
“但统计分析无论取得了多少次成功，仍然会受到大量怀疑甚至仇恨。艾尔斯说，这是因为统计威胁到了各领域内的专家们的饭碗。但即使对很多非既得利益者来说，依赖冷冰冰的、冷酷无情的数字而非人的本能显得没有生气。艾尔斯想通过展示直觉是多么容易出错来消除人们的怀疑。”
他借用了一个包含10个问题的心理测验，问题包括马丁？路德？金去世时的年龄（39岁）、一架空的波音747有多重（18万公斤）。回答问题的人只需给出一个他90％相信是正确的范围。如果这10道题你估计的范围都涵盖了正确答案，说明你不够自信。因为要想给出包含正确答案的范围，只要把估计的范围说得特别大就行了，比如马丁？路德？金遇刺时肯定是在1岁到200岁之间。但几乎每个人做答时都太自信了，忍不住把范围限定得很小。人们总以为他们比实际知道得多。一般人能答对3到6道，只有不到1％的人给出了9到10个包含正确答案的数字范围，99％的人都太自信了。艾尔斯想借此说明人们都太相信自己的直觉了。阿申费尔特用数据推算后说1986年波尔多葡萄酒的质量会很一般，而帕克依赖他的专业技能预测说那年的酒会特别好。结果阿申费尔特的预测是准确的。但统计数字总是要由人去分析和使用的，应该无法全面取代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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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是否存在？
“9？11”到底是一起事件还是两起？可以说它是一起，因为它们毁于本？拉登的同一个计划，相距不远的双塔被撞击的时间只相隔数分钟。但也可以说是两起：南塔和北塔之间相隔一定的空间，是两座不同的玻璃和钢筋组合体，在不同的时间遭到撞击并倒塌。一起还是两起，这并不是类似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那样的问题，不同答案之间有35亿美元的差距。因为按照世贸大厦保险合同的规定，遭一起破坏性事件赔偿35亿美元，两起赔偿70亿美元。结果双方打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