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因为按照世贸大厦保险合同的规定，遭一起破坏性事件赔偿35亿美元，两起赔偿70亿美元。结果双方打起了官司，保险公司的律师说是一起——发生的是一场恐怖袭击。世贸大厦租户的律师说是两起——发生了两次倒塌。庭审时法官们对“事件”一词的含义发生了争议，官司打了近6年，最终协议是保险公司在赔偿了23亿美元的基础上又赔了20亿美元。这是斯蒂芬？平克在他的新书第一章讲的故事，意在说明语言学研究并不是一门象牙塔中的学问，它跟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息息相关。
再来看语言和政治的关系：由于我们的头脑非常灵活，使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描述同一个复杂事件。堕胎是妇女控制她自己的身体还是终止一个人的生命？在伊拉克的作为是解放一个国家还是侵略一个国家？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词语问题。
53岁的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时代》周刊评出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100个人之一：“他能清晰、潇洒、幽默地传达复杂的思想，这是他的书成为畅销书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书在学术界激起的浪潮，他站在知识界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的最前沿。”
60年代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认为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后天教育比先天更重要，这样教育才有改变、塑造人的可能。但1975年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一书挑战后天论，他声称人类天生好战，男性倾向凌驾于女性之上等等。平克发展了乔姆斯基的天生语法理论，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本性。比如我们习惯于以空间的方式表达时间（“把会议往后推一个小时”）。但进化的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人具有创造性，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修正我们的认知模式。关于决定论，他常提起的是他决定不能不假思索地做自己基因的奴仆，而是选择不要小孩，说明人还是能克服自私的想繁殖自己的基因的。
在新著《思想的材料》（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中，平克说，通过研究语言可以了解思维的运作机制，就像研究微粒运动可以了解物理学定律。他的结论是，我们的一些内在倾向会妨碍对问题的讨论。比如我们倾向于对物体做整体化的思考，“货车要么是满满的，要么就是空荡荡，它会影响人们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如果我们说男性平均空间感知能力强于女性，人们本能地理解成男性是一边，女性是另一边，所有男性都强于女性。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像做统计一样想问题，知道平均的意思”。
我们本性上的局限还包括：我们无法理解知识产权，因为我们关于财产和偷盗的观念是建立在物质实体的基础上的。进化对我们来说不易接受，因为我们认为适应是个人一生中的行为，而不是一个物种数代间的行为。我们容易任人唯亲，因为我们关于群体的概念源自家庭和部落。语言不只是我们描述世界的工具，也是人和人之间交流的工具。所以有时我们用它不是为了交流事实而是过滤事实。“我们委婉地把贿赂说成献金，为游说者和议员保留颜面。我们把条约说得很隐晦，说得太清楚就没人愿意签了。大脑和心灵，物质和比喻，科学和政治，信息和含义，这是我们的两面性。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的精神结构的限制。”总之，平克提醒我们，我们本性中的倾向使得我们容易在推理时出错。
平克的进化论语言观的问题在于，他所谓的进化而来的人性可能只是臆测，由一些特性的存在推测说，他们一定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发展出来的优点。现在好像无论人的什么习惯做法都免不了被用进化来加以解释，比如交通暴躁情绪，利他主义。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是，人类语言的用法是事实的存在，其由来无从追究，我们老老实实遵从就是了，否则就会出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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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你的经济学家潜质
如果让在选择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还是海地首都太子港下馆子，你会选哪个？瑞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海地是最穷的国家之一，答案好像很明确——去瑞典吃驯鹿肉丸子！但《发掘你的经济学家潜质》的作者泰勒？考恩（Tyler Cowen）认为这样做并不明智，这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吃驯鹿肉。
考恩认为，如果去某地方只是为了享受美食，应该观察相反的指标。“窗户上的铁栅栏和篱笆上的铁丝网，不管对居民和你本人的安全来说是多么不妙，但都是美食的标志。”他解释说，收入的不平等使那里有很多廉价劳动力生产和制作食物，也保证了那里有足够的对饮食有要求的有钱人。
考恩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是网上最好的经济学博客“边际革命”的创办人之一。《经济学家》杂志指出，考恩这本书跟其他通俗经济学读物的区别是，“它揭示的不是世界运行的方式，而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及如何采取实际步骤予以改进。如果你不知道考恩先生是位经济学家，你可能会以为他是位心理学家。他描述的经济学跟数学和利率无关，是米塞斯所说的‘选择的逻辑’”。考恩说，发掘你的经济学家潜质的关键是搞清楚别人的动机，然后相应地采取正确的激励措施。
钱并不是决定人的基本因素，因此金钱刺激有时会起反作用。比如，为了让孩子帮你洗盘子，该不该答应付钱给他？考恩曾经用钱诱使女儿洗盘子，结果她洗了三四天之后就不愿意干了。“你跟她解释说洗盘子是家庭责任，她也许不会听从，但至少她会感到那是她的义务。如果付钱，她的动机就变了，父母成了老板，而不是值得效忠的目标。”为了同样数目的钱，孩子宁愿去快餐厅打工，因为劳动所得的薪水象征着他经济上的独立。再比如，一家托儿所开始对那些接孩子迟到的家长罚款，结果发现问题更严重了。罚款使家长们付出的只是一点钱，而先前接孩子迟到被视为不礼貌或者做父母的责任心不够。
可以看出考恩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说，如果要你选去收留一只狗还是一只猫，你应该选不招人待见的猫。狗的性情很友好，增加了它们受款待的几率，猫天性胆怯，更容易被人们冷落。经济学家们这样向乞丐施舍：“以挑衅性的口吻问一群乞丐他们在干些什么，把钱给回答得最无礼的那个人，因为他最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得到施舍。或者问一群乞丐中的每个人，他们中谁最该得到施舍。如果他们反复磋商，无名氏定理就应该起作用，这群人将提名一个能将财富最大化的受赠人，因此施舍能获得补偿收益。”
考恩为读者提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商业会议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东西之一，不管制定什么样的日程、目标和发言时间限制，会议仍然会是那样徒劳、无聊。这是因为会议很大程度是显示权力的，说什么没有谁在说重要。考恩提议在每个座位下安装一个感应器，与会者可以以匿名方式表达自己的厌烦，当人人都感到厌烦时，就应该散会。
在博物馆里，参观者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因为博物馆这类机构主要的经费来源不是门票收入，所以它们缺少开发这一资源的动力。因此在博物馆参观时，观众看着看着就会感到厌烦，如何坚持更长时间呢？考恩的建议是：“在每个展厅里，你在内心问自己，你想把哪幅画带回家，以及为什么，这能强迫你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注意力更集中。如果警报系统关闭了，保安也不在，你该揭下哪幅画，莫奈的还是雷诺阿的？如果想像自己是小偷让你觉得别扭，那就假装你是在买画，可以先了解一下艺术品行情，然后想用50万美元可以买些什么。想像中的预算越低，你甩掉名画、找到有趣的和不知名作品的机会越大。另外，几乎每家博物馆里都有很多一流艺术家的二流作品，努力去把它们找出来；每次跟不同的人一起去，这样能迫使你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那些画。如果展览的参观者非常多，跳过第一个展厅。那里肯定人特别多，因为很多人还不愿向自己承认他们其实并不关心墙上挂着的东西。”
相信直觉
当有人说他是根据他的感觉或直觉下判断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他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伯林普朗克研究所的社会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认为，在需要迅速做出决定的时候，直觉、部分的无知和选择性遗忘比丰富的信息和严谨的逻辑更加重要。
《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为什么在现代社会直觉思维的名声很坏？”吉仁泽回答说：“这是因为现代人认为靠直觉不够理性。美国的国父之一富兰克林建议他的侄子，在人生重要关头做决定的时候，他应该像簿记员一样，列出每种选择的利弊，全面权衡之后再做决定。这是经典的理性的方法。”但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学会了用简洁的方法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有人说，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正确的做法与此相反”。
在棒球比赛中，接球的时候没人计算球的轨迹，他也说不清楚他是怎样做到的。他双眼盯着空中的球，开始跑动，调整跑动的速度以便以固定的角度看到球。下意识中他的大脑为了实现目标做了很多计算，这都是在以前接球的时候锻炼出来的。这种方法也说明了为什么最难接的球是直勾勾地向你飞来的球——在那种情况下你无法保持固定的注视角度。
吉仁泽在新书《直觉：聪明的下意识》中说，部分的无知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吉仁泽曾经问一群德国学生和一群美国学生，底特律和密尔沃基（美国东南部港口城市）哪个城市的人口更多，德国学生做出正确回答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很简单：大多数德国人从来没听说过密尔沃基，因此他们可以推测出它应该比底特律小。而这两个城市美国学生都听到过，他们猜测正确答案的时候就面临更大的麻烦。为什么那些知道得更少的人比知道得多的人判断更准确呢？这是因为知道得少的人要依靠他们的直觉。美国学生就不能简单地推断，他们知道一些信息，但是知道一个城市是汽车城，另一个是有很多酒厂的工业城市又有什么用呢？美国认知心理学家杰弗里？埃尔曼曾经设计了一个学习语言的计算机模型，他发现要取得进步，这个程序就需要系统地忘记一些单词。
做广告的人会利用人类的认知特点。有些公司不提供关于产品的信息，只依赖商标识别。做得比较好的是贝纳通，一年前，负责贝纳通推广的德斯康尼自豪地宣布，贝纳通已经成为世界前6个最为人所知的品牌名字之一，这使得它的收入得到了指数级的增长。
吉仁泽强调的另一个观念是“只选最重要的”，重要的决定往往以某一个正当的理由而非一组理由为基础。吉仁泽认为，过度地分析正在对美国的医疗制度产生不良的影响。“我相信医生在接到病人之后往往按照自己的直觉加以处理，但是由于担心被病人起诉，他们不敢承认这一点。”结果是这个数据泛滥、疯狂地让病人做检查的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他建议最好允许医生按照他们无意识中积累的专业技能行事。
直觉在什么情况下做不出正确的判断呢？吉仁泽举的例子是“9？11”之后，很多美国人不乘飞机了，改为驾车。搜集一下数据会发现，恐怖袭击之后，驾车的里程上涨了5％，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500人。“他们屈从了内心的恐惧，结果更多的人死在了路上。通常人们害怕的不是失去生命，而是害怕一次死掉好多人。每年美国有4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但很多人并不在意，但如果一次死掉3000人，就会引起很大的恐惧。这可能是进化造成的。当一队人马在四处游荡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死掉很多人会危及整个群体的生存。这种直觉一直延续至今，人们害怕灾难、西非的杀人蜂这类东西。所以下次发生恐怖袭击的时候，再出现这种恐惧感时，人们要对自己说，这次我不会听从直觉，因为我知道飞行仍然比驾车安全。”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讲的是一个年轻人，没有听信他的直觉，果断地杀掉他的叔叔为其父报仇。如果哈姆雷特听从了他的直觉，这部戏会是什么样子？吉仁泽说：“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这部戏应该会短一些，可能被杀掉的人会更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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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数学看世界
学习更高深的数学可以开发人的思维能力，读了美国人约翰？艾伦？保罗士所著《数盲》一书之后发现，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学到的数学知识除了算账和开发思维能力之外，充分加以运用之后还能得出很多奇妙的结论，对此没有通过学习高等数学开发智力并不要紧。
比如那个著名的设想：猴子能不能在打字机上敲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来。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区分了坏的无限和真的无限，由此可以把猴子打莎剧的过程划归坏的、单调的无限。数学博士保罗士的回答是：“发生这件事情的概率是1/35的N次方，N是《哈姆雷特》的字数，35是键盘的字符数。在所有实际应用中，这个数都可以看做接近于零。一些人却把这么点概率当做可能性的证据。事实上，猴子们要是想写长篇著作，它们不会选择敲键盘，而是会选择进化，那样更有可能写出《哈姆雷特》来。顺便说，为什么没人考虑这个问题：莎士比亚随机地变化他的手臂肌肉，就能像猴子那样在树上随意跳跃腾挪的可能性有多大？”
现在喜欢谈论和浏览星座运程的人相当多。星象学认为一个人出生时，行星的引力对他的性格有影响。保罗士说，接生的医生在接生时对婴儿作用的力远大于行星的引力。一个物体对新生儿的万有引力与该物体的重量成正比，这就意味着，如果婴儿由胖的产科医生接生，则这些婴儿将具有某些相同的性格。如果由瘦的产科医生接生，就具有另外一些性格。这显然是一个会让相信星象学的人感到非常尴尬的结论。像保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