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悟了，解脱了。于是有情，而无挂碍。吟一句 “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苏曼殊飘然而去。
五、补记：苏曼殊与李叔同，合二为一的生命线
苏曼殊小李叔同4岁，二人初交于1907年的上海，曾共事叶楚伧、柳亚子等人主办的《太平洋报》，并称“南社二僧”。
1918年6月，在苏曼殊死后的第17天，断食静修两年的李叔同自称“尘缘已尽”，在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索性做了和尚”。这似乎是两人的因缘巧合。
苏曼殊卒时35岁，正当他的青春盛年，而他的一生，亦带有浓烈的青春特质；到圆寂前夕，一日见一友人欲捻死一只虱子，他立即制止：“不要毙，只掷之窗外即可。你这样捻它，它将十分痛苦地死去。请发菩提善心。”长年佛光慈雨的沐浴，曼殊养就了一颗善心。
李叔同出家时，39岁。他也曾经有过醉生风月场的青年时代，而中年归佛后，超然物外，清心寡欲，归于淡泊臻境——不禁想，李叔同恰恰有过苏曼殊一样的青春风月；而若是苏曼殊长寿，或许他也有弘一法师日后的恬淡佛心。
如同中国人对人生成长境界的划定：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苏的俊格凌厉，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李的悠然淡远，是一个人的中晚年。苏曼殊是“青春情僧”，李叔同是“中年后僧”。两人的两片命运，恰好合成了一条完整的生命线：青春——中年——晚年。
从孤云野鹤（苏）到天心月圆（李），生命的滋味，正如弘一法师在泉州不二祠晚晴室圆寂时写下的四个字：悲欣交集！
黄永玉：比我还老的老头
唉！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了。
——黄永玉《比我还老的老头》
黄永玉叫沈从文“表叔”，两人都从凤凰边城出来。长河虹桥，故乡记忆，一个把它流淌在自己的文字里，一个把它印染在自己的画作中。一个灵动而缄默守信，一个活脱而散淡天真。看老头黄永玉写那些“比我还老的老头”，真是喜欢那些可敬可亲可爱的老头们。
黄永玉实在是个散淡之人。说得一口俏皮话：“小屋三间，坐也由我，睡也由我；老婆一个，左看是她，右看是她。”到了晚年，他把人世间的所有极致幸福都享受到了——富贵，闲人，还智慧。他在自己的“万荷堂”里种植荷花无数，关起门来，别有洞天，淋漓泼墨画荷无数。在故乡凤凰有他的“夺翠楼”，一次，他在江边画画，听见一个导游对着游客说：“黄永玉以前有个老婆是人家的，叫翠儿，是黄永玉抢来的，所以叫夺翠。”
黄苗子说黄永玉是笑话大王，席间跟朋友谈天可以连讲100个笑话。黄永玉的一句人生箴言让人深思：“对人生要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时更不要嚣张。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
他也是用散淡之笔，从容之心，如数家珍如拉家常般，细数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黄苗子等一拨老友。故人已逝往事如烟，而那种随时间而来的智慧，永久地凝固在那些智者的音容之中，并轻轻的启迪我们。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多可爱的钱家人！黄永玉与各位老人之间的友谊，是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喜悦，保持一种不相扰的距离，潜心各做学问，隔门相望，相忘江湖。相见了，却是最亲善的眼睛相对，惺惺相惜。钱家人一般是这样拒客的：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谢谢！谢谢！”而林风眠家的门扉被扣响，一个笑容可掬的9岁孩童开门出来，先鞠一个躬， 背书似的把每个字念出来：“嘿！林，先，生，出，去，了！——下，次，来，玩啊！”又鞠了一个躬，慢慢关上了门。他们拒的都是无聊者、权势者、志不同者。等自己一帮人聚在一起了，就海阔天空聊兴极酣，一直到深夜家人催归，意犹未尽，李可染与吴作人老人便划拳，谁输了谁先离开。他们越到老年，越是一群天真顽童，至情至性。此为可亲。
李可染带黄永玉到齐白石老人家，路上，李可染说起白石老人家那份著名的“待客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花生。老人见到黄永玉，果然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后，黄永玉远远注视着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居然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象征，倒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黄永玉给老人带去了40来个螃蟹。老人高兴，吩咐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门不久又提了回来说：“你数！是44只啊！”老人“嗯”了一声表示认可。阿姨转身嘀咕：“到时说我吃了他的……”在艺术上已臻至境的大师，在生活上却有某种让人一哂的怪癖，不拘小节或偏执某小节，如玉上一瑕，脸上一痣。此为可爱。
而他们全是在时间里修炼得运斤成风的智慧大师。优游于艺的境界与做人的通透，可敬。我想，所谓大师，除了天才所赋，他们对时间，都是一种近乎虔诚的膜拜态度，静心，勤奋，耕耘。然后，时间回报给他们奇异果实。住于大雅宝胡同时，黄永玉家的画室正对着李可染的画室，只见对面楼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拂晓，探出窗相望，可清晰看到对方在埋头伏案，要么作画，要么书法。天道酬勤。李可染向齐白石老人请教运笔奥妙，老人沉吟许久，只是回答：抓住了，别让它掉了……
他们一群人，都是遭遇“*”创伤的知识分子。作为苦苦探索传统文化并承担传承创新使命的画家知识分子，却被文化革命的残酷游戏所摧残，这是历史的荒谬。事实上，他们大多是文化上的赤子，政治上的无知——这是好话。面对那场磨难，沈从文见了亲友，无语，流着赤子的清泪。李可染一被红卫兵叱呵，就会全身发抖。这些善良的人。而黄苗子、郁风夫妇，非常的浪漫骑士精神，连坐牢也要跟着一起去坐。他们一辈子乐观，大声说话大声笑。天作之合的老头老太。
宋代王观有《红芍药》词：“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是一种浓郁的光阴喟叹。这也是黄永玉老头在时间里的喟叹。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了。而他与他所怀念的那些比他还老的老头老太，都配得上叶芝写的那首《随时间而来的真理》：虽然枝条很多/ 根却只有一条；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沈从文的湘西
我的心很静，温柔。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大的影响。
——沈从文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认识人。”这是在长篙船上顺着沱江漂流而下，你可以看到的刻在沈从文墓地碑石上的字。往者已往，这16个字里，依然是一种透心的凉意与参悟。跟他的文字，跟这两岸之间的长河水汩汩相应，同样有着一种逸落在喧嚣之外的清冷之美。或者说是少有知己的落寞。我断定沈从文生前是寂寞的，除了被他亲昵地唤作“三三”的妻子张兆和，除了在书房里奋笔疾书从事创作，就剩下他的湘西乡愁了——他常年漂泊居住的城市，其实多半是他的异乡，他始终把自己排除在都市人之外，终生称自己为“乡下人”。
沈从文惯于构建美丽人生，然而看梁实秋给沈从文写的悼文《忆沈从文》，看到了沈从文的另一个真实画像：“我记忆中沈从文瘦小而弱，身体很坏，脸色苍白，常常流鼻血，一流鼻血脸就更苍白了……印象中他是很孤独的，不与人来往，就是在房屋里拼命写东西。”“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了人总是低着头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当时他很穷，来要稿费，书店的人说要梁先生盖章才行。沈从文就找到我家来了，他人很奇怪，不走前门按铃，走后门，家里的佣人把收据给我，我看是‘沈从文’，盖了章。后来我想下来看看他，但是他已经走远了。”这样一位在人生场里未免弱势的人，避开都市转而啜取湘西天地之灵，如同陶渊明缔造桃花源一样，去重寻湘西人情。末了，在晚年里还得躲到“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里借研究民俗来逃避文化之罪，他的人生实在是一场逃向审美的苦旅。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喧嚣俗世里的我们，能怎样理解他呢？这次旅途，为了打发耗在火车上的漫长时间，重新拿他的《湘行散记》来看。他的文字留给我的是一种氛围与人生理想：关于人情和美，人性的自为状态，水手、*都流露出一种淳朴天性。这次重新翻阅，仿佛重逢两颗清亮如初的眼睛，在字里散发清澈光芒，字下藏着赤子之心。先是看到他在阔别15年后回家看病危母亲的途中，经由沅水、桃源迢迢水路，在船上一边写作、一边给妻子张兆和写的信。“橹歌太好听了，我的人，为什么你不同我在一个船上呢？三三，我的……”他内心的细腻、温柔，在跟自己最亲爱的人的对话中，没有保留地流露出来，很让人惊讶。沈应该是一个有双向性格的人。缺少辨识耐心的外人，更多的看到他不善交际的迂讷，这其实只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他的内心却是跟他故乡的水一样，是异常的灵动深情。“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大的关系。”
“照我思索，能认识人。”一本《湘行散记》与一次凤凰之行，终于让我设身处地知道了沈从文文字的节奏是从何而来——他文字的节奏，就是长河流水的节奏，舒缓、和悦、流转。再也没有比这更“若合一契”的天人呼应了。而正如水流的方向总是逝者如斯，湘西的人情实际上也是颓败日远，哪里还有翠翠这样的自然之女？哪里还有天保与傩送的谦让无私？当年沈从文重回故里后，看到的多半是带着墨镜玩摩登的青年。所以，他的湘西，是人文意义上的人性审美，与陶源明的桃花源一样，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心理补偿。或者说，他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希冀：关于淳朴民风的消失与重建。
于是，夭夭，三三，翠翠，柏子，这些水边吊脚楼里的多情女人，一个个俊逸灵动地跳脱而出。水手，船夫，戴瓜皮帽的朋友，爱惜鼻子的朋友，骂野话的，睡婊子的，当官的，统统是可爱的，存善去恶的，粗鄙与雅俗，都是天性里浑然天成的一部分，都来得淳朴合理。这就是沈从文带领我们去认识的人性。看《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煞是妩媚流动，纯乎是一种“水含珠川媚”的阅读感受。他写水手的对话，十分地逼真生动，乡野粗话，流动直白。他写的女人，长腿白脸大*，跟观音似的美丽。而他写的人情，是富有流韵的，宛如桃花流水。没见过比他笔下更多情的带着湿润气息的女人。
我说，水边的故事，总有许多“*”在其中的。又比如秦淮河边的*韵事。同行的老C说，那又不是。秦淮水边多的是达人书生与艳伎之间的金粉韵事，而湘西水边的故事是乡里野夫与女人的，要自然得多。我很同意这个说法。这个边城的气韵，又是可以颐养几个不凡之人的文气与墨韵的。迂回的回龙阁边上，是一座青山绿水重叠包围的“夺翠楼”，里边的主人便是画家黄永玉。在我看来，同样是描绘故乡的记忆，黄永玉的笔墨与胸怀，要比陈逸飞的双桥记忆晚清格调之类的油画来得天真自然。坐在边客酒吧的天台上，看山是山，水是水，回龙阁下有一种回肠荡气的余韵，我居然难免矫情地在翠色水印处，眼里心间，浮现出傍晚里坐在水边发呆、默想着少女情怀的翠翠。避开人群喧哗，凤凰这座边城，确实是流荡着一种沈从文气质的，只要你贴近它，慢慢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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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四个女性（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是个禁欲主义者。他把自己默守成一棵仙人球，肉身苦涩，紧紧收拢；满身长刺，攻击人生。引用弗洛伊德创作论来说，“力比多苦闷”是文艺创作的原驱动力。鲁迅的苦闷，粗略地说是源自社会苦闷与个人苦闷。我在揣想，如果没有朱安与那桩增添无限苦恼的旧式婚姻，如果许广平早20年在鲁迅生涯中出场，鲁迅的人生底色是不是要温暖许多，他的“刀笔吏”生涯会不会少去许多桀骜？但丁在《神曲》中唱：伟大的女性，将引领着我上升……
一、鲁迅与朱安
1906年，鲁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亲催归完婚的电报。鲁迅回说，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母亲电报的内容改为：母病速归。孝子鲁迅匆匆回国，等待他的当然是一场婚礼。这位生性开朗、喜读小说的母亲鲁瑞，一生与鲁迅情感极好，唯独在儿子婚姻这件事上，做了她应该做又万不该做的强迫。
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 桀骜不驯的青年鲁迅，被装了一条假辫子，头戴礼帽，身着礼袍，一套新郎行头，木然迎亲。新娘朱安的脚怯生生从轿帘中伸出来，中等大小，半天悬空，急欲着地。而绣花鞋终于不慎掉地，鞋头塞有一大团棉花。她旧式女人的小脚露馅了。
揭开盖头，鲁迅看到一张狭长的脸，脸色萎黄，颧骨凸出，前额高而近秃，发育未足，似有病容。当夜，鲁迅坐了一宿，彻夜未眠。此后几天皆在母亲房中看书、入睡。4天后，鲁迅便借口“不能荒废学业”，与二弟周作人启程回日本，一走3年。传统婚制把他请进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