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然而，鲁迅在两人结合的初始，仍带着肉身的沉重与思想的禁锢，“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伦理”（刘小枫语）。他向朋友介绍许广平时，称其为自己的“助手”。朋友许钦文邀他们到杭州，为他们补度蜜月，鲁迅却让人预定了一个3人间，嘱咐许钦文：“白天有事，你尽管去做，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于是，住宿安排得十分别扭：鲁迅与许广平分睡两边床，许钦文作隔山，睡在中间床。
当然，沐浴在爱情中，鲁迅也焕发出一股子少年狂。一次，在越秀山游玩，鲁迅忽然要抒发爱情与青春的冲动，他在许广平及几个朋友面前意气风发，纵身一跃，跳入身前的一个小土堆。但是结局很尴尬，他碰伤了自己的脚，一拐一拐地出来，数月难愈合——毕竟年岁不饶人啊。
在许广平怀孕5个月后，他们终于向亲朋好友公开了同居事实。
1929年9月，海婴诞生。鲁迅以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身份，沉浸在欢悦之中。那日清晨，鲁迅手持一棵小松树，把祈福与感恩之心，轻轻放在母子俩的床边。
生命的怒放与生命延续之喜悦，催开了鲁迅性情中极为温柔的一面。他用温度计给海婴的洗澡水量温度；他用深情的口吻给日本医生坪井写《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鲁迅与四个女性（6）
鲁迅在《芥子园画谱》上题诗致许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在鲁迅的生命中，许广平充当了诸多角色：学生，秘书，精神战友，生活伴侣。在生活与工作上，物质与精神上，承担起了事无巨细的责任。为鲁迅查资料，找参考，抄稿，记录谈话，保管文稿，接待来客，打理家务，安排生活用度……
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做一个文学家的妻子，是很难的。”除了形而下的难，还有形而上的难。正如卡夫卡先后两次与菲莉斯订婚又解约，菲莉斯事实上充当了一个牺牲品的角色。作家对爱情虽是渴望，但对婚姻却有一种天性上的拒绝。作为一个严格要求独立精神与个人私密创作空间的异类，他难以接纳同一个人（即使是“妻子”）长期侵入到他的空间之中。刘小枫解释卡夫卡两次解除婚约，便是要掐断与外界的频道，“保持自己的天堂”。而鲁迅，早在《伤逝》里，就安排了子君的离开与死去，也正是一个作家（涓生或鲁迅）在遭遇“存在与爱情”困境时，表现出的自私与保留自我世界的需要。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的日子，除了会客，鲁迅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放在了创作上，夜以继日，焚烧自我。就其情感生活来说，从一个爱情虚无主义者与爱情怀疑论者，到在一桩婚姻中相安近10年，这不能不说是降临在“绝望的存在者”鲁迅身上的一个奇迹。当然，也是因为许广平的福祗降临于鲁迅——“男人的拯救，有时是要依靠女人的。”
（附：这时期，鲁迅写《朝花夕拾》，其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散文流露出莞尔的天真、盎然的春意，语感放松温暖，有鲁迅文字生涯中珍稀的“爱的芬芳”，是鲁迅性情中极为温柔的一面。）
四、鲁迅与萧红
鲁迅晚年重病卧床时，既不能看报，也不能看书，只能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他放在枕畔不断看着的。这是一张木刻画，画上有一个穿大长裙子的女人，飞舞着翩翩的长发，迎风萧萧而奔跑，在她的脚边，盛开着一丛红玫瑰。
萧红问许广平：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许广平回答：我也不知道。
二人都是聪明人，心里也许都有所思，但不便于说出来。
近年来，有许多重读鲁迅的人，对此作出了“斯芬达克斯猜想”，认为鲁迅病中眷恋的这幅木刻画，与萧红有关：那画中人，长裙，长发，不像是短发干练的许广平，倒是萧红，有两把海婴喜欢抓着玩的长辫子；那女子迎风奔跑有“萧萧”状，脚边花色则为“红”；而玫瑰，自然寓意“爱情”。换言之，鲁迅喜欢萧红！
持这样说法的人，其中有*，他断定在鲁迅与萧红的内心深处，有亲密的爱意与心灵的碰撞，凭他敏感的阅读“直觉”；演过话剧《鲁迅》的演员濮存昕也说，鲁迅是喜欢萧红的，凭他作为一个中年人的情感经验。
这个“喜欢”的信息，大致是来自于萧红在1939年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这是一篇能深入鲁迅心灵的忆文，其中有几个细节颇耐人寻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鲁迅与四个女性（7）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但他对萧红的衣着每每看在眼里，还对她的一套衣裙大加评论：“红上衣配咖啡色格子裙，颜色浑浊了，不大漂亮！”
一次，萧红要赴一个宴会，要许广平给她一条绸带来束发。为着取笑，许广平把一根桃红色发带系于萧红头发上，两人欲引来鲁迅的赞美，不想，鲁迅的反应非常激动——“他一看，就生气了，眼皮往下一放，说：‘不要那样妆她……’许先生有点窘了。”
1934年，萧红与萧军来上海后，也住到四川北路的大陆新村，成为鲁迅的邻居。待二萧爱断情伤之后，萧红陷入无限的伤感与无助，因此天天来鲁迅家，一耽搁就是一整天。一个下午，鲁迅正在校对一本著作，萧红走进他的卧室，鲁迅从圆椅上转过来，向着萧红，微微站起，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萧红诧异了：“不是上午刚来过？即使先生忘了，可是我每天来呀……”
在青年作家中，鲁迅的确是极喜爱萧红的，他曾称赞过萧红的文学才华：“比谁都更有前途。”萧红的小说《生死场》有鲁迅为她作的序，“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描写“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从个人气质来说，萧红敏感而脆弱，率真而倔强，细腻而孤独，与鲁迅“阴性性格”的一面十分贴近。两个孤独善感而有才华的灵魂产生吸引，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让我叫你‘悄女士’，难不成叫你‘悄嫂子’，‘悄婶婶’，‘悄妹妹’……”鲁迅写信称呼萧红时，心态有难得的俏皮与调侃，年轻与天真。
——鲁迅诚然是喜欢萧红的。
但“喜欢”云者，只能说是人类的一种怜惜情感：喜爱、欢喜，欣赏、欣悦……若涉及男女情爱层面的“喜欢”，则需慎言了。感情是绝对个人的隐秘体验，没有证据之凿凿，外人的任何臆断都未免显得是捕风捉影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谈到类似问题时有一个巧妙风趣的譬喻：“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大师，那自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因此，还是回到鲁迅在病床上常看的那幅木刻画吧。
冯羽先生在鲁迅的日记里查到线索，得知该画是苏俄版画家皮科夫为波斯诗人哈菲支（现译为哈菲兹）诗集首页做的装帧。哈菲兹是十四世纪波斯的抒情诗人，其诗歌的气质与另一位鲁迅喜欢的诗人裴多菲有很接近的特征。在他的时代，如一只夜莺，哈菲兹咏叹青春与爱情，歌唱自由与*。而苏俄版画家皮科夫为哈菲兹抒情诗集首页配的这幅插图，正应和了哈菲兹的诗歌精神：一位拿着诗集的行吟诗人在凝神沉思；一位长发飘飘的女人健美而意气风发，浑身散发青春的芳泽；她脚下的玫瑰，丛生而怒放，绽放出生命与爱情的热度。
这幅木刻画透露出两个关键的信息：青春与爱情。人物刻画那么富有张力，生命气息那么饱满美好。
凝视此画，忽地豁然而领悟：鲁迅在重病弥留之际，之所以久久瞩目这幅木刻画，毋宁说，是一个自量生命将朽的人，对青春与爱情的深深留恋呀！如同病榻上的琼西①对最后一片常青藤叶的眷恋。
鲁迅曾经是那样一个血液翻腾的铿锵青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其生命之张扬，胸腔之激愤，奡奡如剑客。然而即便是猛士如山，终有一天他也会病来如山倒，成为一个生命线节节溃败、气息奄奄的病人。人在此时，定会回想自己往日岁月里的种种，那些欣慰终生的，抱憾终生的，耿耿于怀终生的（看鲁迅的那句遗言——一个都不宽恕！）……
而青春与爱情，作为生命中最美好的要素，是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两件东西，又似流水与光阴逝去便挽留不住的。凝视画片那一刻，鲁迅必定在用灵魂作无数次无声的呐喊：“啊啊——青春！啊啊——爱情！”
至于画中那个奔跑的女子，你可以联想到她是萧红——因为萧红身上也正有奔跑的青春——但毕竟，画中女子只是青春与爱情的一个虚拟载体，实不必牵强地把她与现实中的任何人对号入座。
然后，如有灵犀一点通，一日，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几句诗跳入我眼来，刹那间破译了“鲁迅喜欢萧红”的密码：
我深深地被你吸引
并不是因为我爱你
而是为我那渐渐逝去的青春……
（附：晚年鲁迅，热衷于收集并编辑外国木刻画。皮科夫的画作是他欣赏的。他曾对史沫特莱赞赏过皮科夫的另一幅木刻画《巴巴诺娃画像》：“这一张代表一种新的、以前没有过的女性姿态……”画中的巴巴诺娃，青春盛放，生命张扬。）
参阅书目：
孙郁，《鲁迅与周作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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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白玫瑰与红玫瑰（1）
一、张兆和：情书里的爱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
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丽，演话剧，跳芭蕾，有如一只姣好傲然的“黑凤”，飞入了沈从文多情的相思梦中。沈从文疯狂地给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你是我的月亮……”情思如月华痴惘，言辞如流水唯美。张兆和对这个腼腆乡土的老师心生不耐烦，终于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去了。胡适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固执地爱你！”张兆和回答说：“我固执地不爱他！”
张兆和在日记里抒写了自己的爱情观：“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在这场爱情追逐的最初，显然，张兆和是骄傲的，高高在上的，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俯首并仰视的，是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的多情。两人的位置处于女神与奴仆的倾斜角度，沈从文的爱充满了一种求之不得梦寐思服的美与哀愁。
“每次见到你，我心里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中得到是一种痛若，却极珍视这痛苦来源。”
“我把你当作我的神。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沈从文痴迷的情书一封封不停地写去，一直写出自己的灵魂之美，真情之挚，赤子之心。沈从文的忧伤感染了张兆和，他终于渐渐打动了少女那颗矜持的心，“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感动即是接受爱的开始。不过，与其说是张兆和因被爱而产生了主动的爱，不如说，她一点点的不自觉地跌入了沈从文温柔的文字陷阱。是情书之美与情书之幻带来的催情作用，让一个少女的情怀开始微醺，讶异爱情的滋味，可能是她从未碰及唇舌的一杯甜酒。她蠢蠢欲饮。
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文字制造的想象之美，最容易惹出一场爱情的祸。看看我们的祖先，红叶题诗，必定会引出一场以身相许的相思；西厢的张生托红娘夜递几首情书，矜持而犹豫的莺莺小姐就与他“小楼一夜春风”。《爱眉小札》亲啊爱啊浓得化不开；连最讽刺恋爱的鲁迅，写起《两地书》也有几分温柔。难怪乎最骄傲的张兆和，在沈从文谦卑而深情的情书攻势下，终于投下了她感动的一瞥。
沈从文的白玫瑰与红玫瑰（2）
1933年的初夏，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隅的海边捡起一枚螺蚌，轻轻拭去金色的细砂，把它装入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爱人（螺蚌有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意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这只拾来的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的结果”，是“一种幸福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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