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吸毒出事，就像元旦后一枚受潮的炮仗爆响，把人从“小黄金周”的浑浑噩噩中震醒。套用一句社论体标题：中国XX界现在终于跟国际接轨了。以前更流行赌博、情色交易，参与者以演员、歌手、模特居多。现在，终于轮到伟大的导演以及雕塑家、录音师嗑药吸粉了。他们躬逢其盛，亲历亲为，自导自演，吸引惦记（点击）的同时，也标志着文娱界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已经取得不小成绩。
但这次接轨怎么看怎么像一次“出轨”或者“脱轨”事件。在《东宫西宫》里挥洒才情的张导；在雕塑上面撒野兼撒娇的米艺术家丘；在《我的父亲母亲》里配合着章子怡玩儿纯情的武录音师无一例外爱上了一个词：HIGH。鲁迅老师一定不会想到，当年在大学即席演讲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如此深远地影响了想尽办法寻找灵感的后世艺术家。作家太老土了，视觉艺术工作者最需要的是风度、情致、创意、花活。
出轨、脱轨的目的可能也是王道，但方式方法有着明显的自虐痕迹。张元们用一段粗糙的DV画面，一段有法律权威解说的视频，告诉了大众在许多唯美镜头的背后可能躲藏着不堪。既不堪入目更不堪忍受。头大如斗的张元脸部变形的样子，遮挡镜头的表情，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TMD，人真的可能在一觉醒来变成昆虫或者别的物事。
中国的艺术家们跟国际接轨或出轨通常须经两个阶段。首先是信仰迷失，其次是药物依赖。第一阶段我们已经大踏步走过了，“水万条山万座，我们走过”。但第二阶段有点过于来势汹汹。谢东的事不久前才出，仅有照片为证，这次则是以清晰画面的电视“抓现行”，让人猝不及防。张元操持《看上去很美》，现在他以自己的表演拍了姊妹篇《看上去很丑》，真是白云苍狗。张元、王朔们都是智慧通达之人，也许把现实世界看得过于清楚也成了他们一身武功的“命门”，现实诸多无奈，哪比得上虚幻快乐，不如及时行乐。
我无意指责任何人的个人行为，本来跟我无关。但我担心接轨后的中国文娱界把现象当成了本质，把时尚变成了趣味。追求摩登，与追求正确肯定不是一回事，流行的东西不都好，比如“黄段子”、“流感”。我尤其反感的是，舆论在三两日后多半会把焦点变成这帮“前卫”“后现代”文艺工作者是否在用吸毒完成“行为艺术”，进行一次强奸所有人智商的“炒作”？吸毒就是吸毒，千万别把“集体吸毒”跟“集体炒作”划等号，有些表情，张元们是演不出来的，有些想象力，是完全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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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的高门槛
何先生选择这样的场合谈“心中的国学大师”，深意乃在于各种大赛的导向问题一定要先解决清楚，选择什么样的作品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人物，小了说是反映整个活动的取向，大了说就是一种引导。
国学大师的高门槛
“国学”这个名词很流行，但很多人对什么是真正的国学并不清楚。
“国学不光包括四书五经，还包括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文献学等。言‘大师’，起码得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我看来，近代也就陈寅恪、王国维等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大师’。” 〖BFQ〗
“人们给国学界封了十几个大师，大多数都可以当作笑话看。季羡林先生学识渊博，人品也好，散文也好，但无论怎样，他是研究梵文的专家，梵文是古印度的文字；张中行辞世时，有人称他是‘国学大师’，其实他的建树是在散文上；鲁迅是文学上的大家，也有人封他为‘国学大师’；红学家周汝昌也被叫做‘国学大师’。中国人应该懂国学，但把它变成‘一种浮躁的炒作’和‘时髦’则要不得。”
上面这番话来自何镇邦先生，前鲁迅文学院院长。在一个讲真话成了“奢侈”的时代，望七的何先生讲出这样一段话，的确值得我辈深省。何先生讲话时，我是在场的。9月2日，新浪第四届原创文学大赛推理文学奖启动仪式在新世纪酒店举行，我受朋友王旭东及“智工场”老总甄煜飞邀请，出席启动仪式，并作了即席讲话。
其时我刚从大观园红楼选秀现场过去，喝了一些酒，因此头有点晕。到场的作家有柯云路、肖复兴、石康（最后到）、周德东，评论家有蔡骏，影视公司老总有马中骏，还有谁？我不大记得了。我跟新浪文学大赛倒一直有些缘分，第二届我也厚着脸皮上台讲了话，在气色看起来有些不佳的白烨后面。第四届新开设的这个推理文学奖我很感兴趣，觉得“智工场”发起的这个奖，找准了文学发展的一个路向，绝对会是朝阳奖项。
因此，我的发言主要围绕“推理文学如何朝阳”以及“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两方面展开，由于李少红电影《门》的早期推广我参与了，周德东又到场，我还能举些例子说明。我感觉自己讲得并不精彩，但大家反应还不错。旭东还伸出了大拇指，当然，我想他更多还是鼓励。
何先生讲话在后面，当子航念出他名字时，我才想起以前一个叫孙晓刚的朋友曾经想约他跟我见上一面，当时因为一些原因错过了。现在的何先生看起来精神真是好，而且还挺时尚的。头发虽白，但打理得整整齐齐，一点不“糟”。何先生开宗明义表示了对活动的支持，旋即话锋一转，谈到了对国学大师的看法，何先生的几段真话一下就让会场活跃起来，大家掌声都很热烈——虽然表面有点跑题，但绝对是那次启动仪式的最大亮点。
我估计何镇邦先生有感而发的是前不久某媒体联合某大学国学院搞的“十大国学大师”评选。当时评出了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钱钟书等十人，但这样的结果并未深孚众望。我的结论跟何先生相仿，大概十人中只有王国维、胡适、陈寅恪三人够标准。其中又尤以陈、王二先生最合我意。我记得大学毕业论文即以《试论陈寅恪先生诗的悲剧色彩》为题，结果业师以“满篇皆先生，先生何其多”评之，一笑。
何先生的意思应该不是反对“国学热”，而是反对打着国学旗号的种种华而不实的活动。我同意——如果国学尚未界定清楚就忙于炒作，声势倒大了，但很可能误人子弟。如果基础的辩识工作都未做好，国学的方向会存在大问题。我估摸，何先生选择这样的场合谈“心中的国学大师”，深意乃在于各种大赛的导向问题一定要先解决清楚，选择什么样的作品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人物，小了说是反映整个活动的取向，大了说就是一种引导。任何文化活动一定要给读者乃至参与者一种真正优秀的文化样态，反映正确的历史观甚至审美意识，这点至关重要。
在推理大赛的场合讲“国学大师”，我推理：何老先生的弦外之音是：任何评比都不可马虎，不可牵强，否则会误人子弟，遭到内行的嘲笑，爱好者的抨击，辛苦建立的推广运作之功亦可能毁于一旦。这些震聋发聩的话，我相信主办方一定会谨记，当不致重蹈覆辙。
震后，幼稚的许知远与撒娇的余秋雨
他们同样是用某种个体姿态消解集体努力，让一场救人接力变得多少有些灰色幽默。
震后，幼稚的许知远与撒娇的余秋雨
许知远的文字很好，但他最大的问题在“打扮”。不是指他永远不变的疑似高晓松散发以及眉宇间的颓废，而是指他句子里的汪洋自恋之势。第一次看到他的文章时，我认为这个比我小两岁的工科孩子特别会凑字数，因为他引了很多外国人名和他们说过的话。大家知道，我国名字一般二到三字，外国人名加标点在内最少五个字，再加上他们爱挂嘴边的一些欧化句子，一篇1000字就能打住的文章通常膨化至1500字。
后来经常在《经济观察报》看许知远的社评，发现他并不是单纯凑字数，他西化到了牙齿，几乎让人不习惯，难受于在他文章里找不到外国人名标符。来自海外的名人名言成了许知远最抢眼的马甲，并一穿到底。那时是“经观”白衣飘飘的浪漫时代啊，社长浪漫，主笔也浪漫，浪漫得可以半版乃至整版不提经济二字，从美索不达米亚侃到安迪·沃霍尔，从哈耶克聊到村上春树，基本呈现世界名人大团结且环球旅游状。还是要说，许知远的很多句子很拽，跟方文山是两种极端类型，以至于读它的时候有虚妄的期待和成就感，这让我马桶坐得再久也不会觉得屁股痛，大概起到了转移注意力的作用。
地震后许知远写了一篇名叫《灾难、遗忘与不朽》的文字。我并不赞成许的一些说法，但我赞成他不断地写写写，这无论如何是一种权利。许的文章的问题在于他永远喜欢在别人干实事的时候发杂音，喜欢别人没闲暇反思的时候扮思想救世主。他的故作深沉在很多时候都不合时宜，看得出“卖”的痕迹，或许是卖弄，或许是有卖相。他的观点其实从来没新颖过，但他堆砌的许多名字、词、句足够新颖欲滴。具体点说，许的这篇文章与地震灾区那些“我是 X书记，救救我”的声音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他们同样是用某种个体姿态消解集体努力，让一场救人接力变得多少有些灰色幽默。不是不反思，但你总不能在救火车呼啸而过的时候要求讨论它是否有权违反交规。地震刚发生就打出反思大旗，相当于一个人已经提前写好了关于某个国度、某种体制的所有反思文章，加上“地震”二字就交差了。换成火山爆发、海啸、山洪等自然灾害均可如法炮制。
许知远的幼稚曾经也正在骚扰他的灵气，这个能把文字排列得很有意思的微电子毕业生不能幼稚地认为任何线路接上都可以生产功效良好有益人类的电子产品，有些线路是不能接错的，不管接的时候焊工如何巧妙，它总会在某一时刻短路。那个忧伤的年轻人许知远，请你真正忧伤，好吗？
说到余秋雨，我想起九年前当记者时跟他的某些接触，他那时候更像个老师，准确地说是大学中文系辅导员，旁边“小鸟”是漂亮的马兰。现在余秋雨的模样，几乎相当于流行于上世纪70年代的黑白照片上色，总让人怀疑他有时是涂唇膏甚至口红的，有点“娇”入膏肓的感觉。
余秋雨谴责了“天谴论”，但他谴责的样子就像在撒娇。我看到他在某大学回答某学生提问时的问答录，基本避实就虚，看不出他怒火撒向何方。我对他越来越多的对话体深感不满，这级别真是弄得太高了，赶上金庸跟池田大作对话了。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了，于丹、易中天跟余秋雨之间的差距还是存在的，于丹只敢弄孔子跟学生的对话，还是“翻译”，余秋雨玩的可是自己跟学生的对话。对话体用得越多，人越神秘，越上神坛，因此，当我的朋友江小鱼在博客里老出现“答某某报记者问”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准备相机、纸笔，请江用他擅长的“童体”签名，这种问答体足可证明他可能成为名笔、名人啊。
余秋雨撒娇的姿态是狂风暴雨式的，他在回答中好像保护了朱教授，同时又像是揭发了他。我看完他的回答，惊叹于他的智商，深为其浩瀚的信息量所折服。所有人由此都激发出去探寻朱教授真面目的居心。这种居心并不叵测，倒有点像余秋雨大手指引导致。
撒娇的最高境界是别人看不出是在撒娇，纷纷自责关心对方不够。比如，我看完说口红、套子、《文化苦旅》什么的，就会扪心自问：当年我为什么不去关心这句关涉小姐提包私货的段子是真的还是谣言，相信了这句话这么久，我为什么不去考证一番就四处散播？一想到这，我投案自首的心几乎都有了。
一句题外话，余秋雨的朋友魏明伦也是撒娇高手，当年我为魏身陷某种人际纠葛采访他，他竟发来亲笔手书长篇反文，但我写稿当然求立场公允，于是，说他不好的流言和他的申辩都一并登了，结果老魏气得嘴都歪了，还说一辈子不会原谅我。我只当他是撒娇，后来在广州一次饭局上，魏很“高姿态”地说算了，原谅我了，我当时想，有什么原不原谅的，撒娇而已嘛，难不成真想捣鼓成“念奴娇”词牌啊。
一头独立特行的猪
不从人的角度，而从猪的角度看，这头因为张曼玉被领导宠爱的猪太容易失败了，我很为“猪的一生”担忧。
一头独立特行的猪
为了不跟王小波名篇PK，我选择了如上标题，歌颂一头猪，一头“特行”的猪，它真的很行。据某报说，这头猪经下乡扶贫的国际巨星张曼玉亲手喂养后，成了一个贫困县“县猪”，该县书记严肃指示，一定要把这头猪养好，以利用其为该县招商引资的“名片”。看来，现在国产名片的材质日新月益，沿海城市大连用足球，富豪演员杨子用纯金，贫困县则用名猪。
幸好有点冷幽默的书记没进一步开动脑筋，否则顺手把猪取名“张曼玉”也未可知。当然，他每天坐在官车里也不知道猪是公是母，本着严谨的为官之道，贸然取一个女明星名可能性不大。从书记带有想象力的指示揣测，他多半是一个诗人，放在“大跃进”年月，一定能写出雄浑壮阔波澜骤起的诗歌，远超今日之赵丽华老师，连名满天下的郭老都能颌首称是。
这个书记有点“搞”，当他被政绩两个字弄得心急火燎的时候，抓不住“人”就先抓撮“猪毛”。这头猪可是张曼玉喂过的啊。书记大人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一头猪跟张曼玉扯上关系，那么它就是名猪了，本县知名度疯长，县境内无甚可观，今后投资者来了可以陪他们参观这头猪，吹不了牛，大可吹猪。可是书记唾沫飞溅时有没有想过：如果投资者知道该县有头跟张曼玉有关的猪后，立即决定在该县投资，那这个投资者不是大脑进水了，就是准备干点类似“洗钱”的勾当，因为没有这么弱智的逻辑。现在的投资者个个比“猴”还精，老鼠可能会爱上猫，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