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们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知道父亲是共产党。我小时候不是过继给外祖父家了吗，有时我回家去跟我母亲睡到一个床上。睡觉醒来，母亲还在那儿给学生批改作业，要不就是缝衣服、补袜子、补衣服。我们家里有祖父、祖母，按照旧式家庭的规矩，吃饭的时候，祖父祖母带着男人、孩子在桌上吃，三个媳妇只能在旁边给人家盛饭。家里主要经济收入靠我母亲，我祖父对她很尊重，他叫我母亲不叫名字，叫赵先生，但是我母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二婶、三婶不上桌吃饭，她也不上桌吃饭。等我们吃完后收拾了，和她们一起到厨房里吃饭。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未染硝烟的将军…采访李克农的子女（5）
记者：您父亲有没有表示过对您母亲的歉疚之情？
李力：1950年的时候，我弟弟结婚，在朝阳门那儿请了一些人吃饭，我父亲讲话，讲着讲着就哭了。他说，我对不起赵瑛同志，这些孩子都是她带大的，我没尽到父亲的责任。他很难受，我们也很难受。
记者：您母亲在世时是不是也经常跟子女们回忆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
李力：我母亲从来不说受过的苦，经常跟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好好工作，好好做人。第二个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要我们做事情要小心谨慎。
所以母亲去世以后，我父亲送给她四个字：母仪典范。
要债的来了
1937年李克农回家的时候，戴着礼帽，夹着皮包，女儿李宁一开门不认识，赶快把门关上，给祖父报告说：“爷爷，要债的又来了。”
记者：上面说到，革命战争时期，您父亲跟家里长时间隔离，甚至很多年没有音讯，家里什么时候才知道他还活着？
李力：长征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通信用暗号，我父亲有时写信回来，上面就是“商店经营得怎么怎么样了”这些暗号。我母亲就知道他还活着呢，但是长征以后联系就断掉了。
1937年，那时候国共合作有点眉目了，父亲给家里写了封信，他说他在“胡公”手下做事。“胡公”就是周恩来，周恩来过去养胡子，所以叫他“胡公”。这时候全家才知道他在，没有死掉，但是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做什么工作也不知道。
记者：据说您父亲在抗战初期探过一次家，当年离开家的时候您的弟弟妹妹岁数都比较小，作为长女，隔了这么多年再一次见到父亲是不是感觉很亲切、很激动？
李宁：那年父亲回了一次家，是路过。回家的时候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他戴个礼帽，穿个长褂。那时候我们家经常有收租的、收税的、要债的，我祖父怕这些，所以我看到来人，就告诉祖父说要债的来了，我祖父就往楼上跑。后来我父亲就说：“我是克农啊！”我祖父听到他的声音就下来了，见到我父亲谈了一个小时，后来我父亲就要走了。我祖父对他说：“我们家这么困难，你能不能留点钱给我们？”因为看到他是坐着汽车回来的嘛，那实际上是办事处的车。我父亲说：“我身上一块钱都没有，我这个皮包还是公家的。”祖父说：“你不是在共产党里当官吗？”父亲说：“共产党的官跟国民党的官不一样，共产党的官只为人民办事情，不是为了钱的。”我母亲知道这个情况，说：“不要钱，你走吧。”
记者：您父亲作为军队的高级将领，后来又当过外交部副部长，位置一直非常高，他在生活上对你们有什么样的要求？
李力：父亲要求我们子女生活上不要奢侈。铺张浪费，摆架子，这个在我父亲那儿是不行的。李冰那时是医院的副院长，坐着小车回家。有一次，我父亲看到她说：“哪儿的大官来了？”一下子把李冰讽刺得以后再也不敢坐车回家了。父亲的汽车我们从来没人坐过，包括我母亲，他们一块儿出去坐其他的车。
我年轻的时候头发很多，也不大讲究整齐，穿的衣服有时都吊儿郎当，到父亲那里去，他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我母亲赶紧拿个梳子来给我梳头。所以，以后我把头发梳得整齐了才去他那儿。
记者：据我所知，在延安时期，很多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都被送到苏联留学，而你们兄弟姐妹却没有一个留苏的，这是为什么？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未染硝烟的将军…采访李克农的子女（6）
李力：我们几个孩子也给父亲提意见，说：“人家的孩子都走了，我们几个怎么都在这儿，我们能不能也去一两个人，我们又不是没上过学，成绩也不比他们低，为什么他们能去我们不能去。”我父亲又把我骂了一顿，说：“中国这么大，还待不了你了，非要到那儿去。”后来我们就根本不提了。
当年我们这些孩子到了延安以后，父亲希望我们学点实在的东西，不要嘻嘻哈哈。我们看到人家搞参谋工作、搞政治工作，发展挺快的，但是父亲非要我们搞无线电、搞技术，搞技术挺枯燥的，成天地值班，没什么发展前途，所以我们不想干，当时就想：这么多人，干吗非要我们干这个。我父亲就骂了我们一顿，说搞革命工作就要老老实实，要好好学习。
记者：从您父亲留下的许多照片上可以看到，他在任何时期的装束几乎都是整整齐齐十分讲究，他的衣橱里是不是非常丰富？
李力：我父亲虽然是高层领导干部，我母亲的级别也很高，但是他们生前非常艰苦朴素。我父亲兼着外交部的工作，一共就有两套西装，两双皮鞋，当外交官出去的时候，穿得整整齐齐的，但是平常都不穿，平时都穿布鞋。他有一套黑呢子衣服，一到上班就穿，袖子都磨得发亮了，衬衣、袜子都是母亲给他补的。我母亲更朴素了，母亲去世时我姐姐整理母亲的遗物都流着眼泪，看到母亲基本上都是缝缝补补的破衣服，心里难受。
记者：将军去世后，他给你们留下些什么？
李力：父亲去世以后，他办公室的东西，所有的文件材料都是组织上清理走，我们根本不插手。所有的房子、家具这些东西，全部交公，而且不讲任何条件。他的书籍、生活用品给我们子女留下了，还有一些生活照片和私人照片，再就是他多少年来所有的积蓄，大概一万多块钱，分给了我们每家的孩子。一个人分了3000块钱， 这3000块钱我们都不用，要传下去。
临阵不换将
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毛泽东秘密派遣李克农以隐蔽身份主持朝中谈判代表团同美国谈判。当时，他的哮喘和心脏病发作，曾出现昏迷，中央派人去换他，他却说：“临阵不换将。”
记者：据说，您父亲有一只眼睛是失明的，这是真的吗？
李力：他的眼睛是从芜湖到上海的时候坏的。当年到上海以后，办地下刊物搞宣传，没有钱油印，都是自己刻蜡板。刻蜡版条件又不好，灯光暗，趴在那儿一个劲地刻，把眼睛劳累坏了，父亲工作起来是很忘我的。坏了到医院去做手术，因为没钱，手术做得很糟糕，一只眼睛没搞好，另一只眼睛给搞瞎了。
记者：他的眼睛对他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影响？他平常怎么看文件？
李力：他看东西很困难，不但要戴眼镜，而且要一只手拿着放大镜才能看文件，每天就这么趴在桌上，一行一行地看。他在上海时，有一次护送刘伯承，刘伯承也是一只眼，他们俩坐在火车上你看我，我看你，说我们俩加在一块就两只眼了。
记者：晚年您父亲的身体一直多病，这与他从事的特殊事业是不是有很大关系？
李力：长征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条件也都很艰苦。他在国民党里当官，当官那个钱都是党的活动经费，自己本身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经常当东西过日子，冬天把夏天的衣服抱到当铺里当了，夏天再把其他的东西拿去当，把冬衣再赎回来。就这么过日子，外面装得很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很艰苦。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未染硝烟的将军…采访李克农的子女（7）
他确实是积劳成疾，都知道他有病。1957年，他进毛主席屋子的时候突然一下晕倒了，朱老总、毛主席都搀着让他休息。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有病，是哮喘、咳嗽，毛主席还去看过他。
记者：据说1951年您父亲被秘密派到朝鲜主持停战谈判的时候，他病得很厉害还不让人去顶替他。
李力：因为知道他哮喘，晕倒了好几次，中央派伍修权去换他。伍修权去了，父亲说：“临阵不换将。我不是不相信你，现在我在这儿已经熟悉情况了，临时换了人，你不熟悉情况又要耗费时间。谈判很艰苦，你来了很好，就在这儿待着熟悉情况，我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你去。”这样报告给中央，中央也同意了。
记者：您印象中他生病时精神状态怎样？
李力：父亲工作很艰苦，有病也不告诉家人。我母亲是1960年去世的，父亲以前的生活完全靠母亲安排，吃多少，喝多少，什么时候吃药。我母亲一去世对他影响很大，他生活完全乱了，也没人照顾，我们离得又远，他有事又不讲。我父亲有病，只在日记上记着，别人不知道。
最后一件重要工作
1957年，李克农病重，他知道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于是向中央请命由他本人去调查当年上海特科的一些遗留问题，让那些还没有落实政策的隐蔽战线的家属老有所养，鳏寡孤独能够受到照顾。这是李克农最后一件重要的工作。
记者：将军去世前的几年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你们家生活状况怎么样？
李力：中央对他特殊照顾，按照副总理一级待遇特殊供应，也无非就是一个月多两斤糖、多几斤肉。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回家去都给我母亲交粮票、交油票，减轻他们的负担。他们也很照顾孩子，那时候没有油，每顿饭炒两个肉菜，他就希望孩子们，特别是孙子辈们多吃一点。我们也很自觉，把肉菜放在我父亲身边，希望他多吃一点，但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一天天垮了。
记者：什么时候大家开始意识到他健康状况严重？据说将军最后最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隐蔽战线工作。
李力：1957年犯了一次病，是在院子里，刚吃完午饭，突然一下子晕倒了，摔倒在石头台阶上，把脑袋磕破了，人当时就昏迷了。后来送到北京医院抢救，抢救了一个月还昏迷不醒。那时，周恩来、贺龙、彭真、张爱萍，好多同志都去看过他，我母亲说眼看不行了，要准备后事了。后来周恩来从天津找了一个姓赵的脑外科医生，赵大夫给他做手术，慢慢地人就苏醒过来了。从那以后他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就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说：“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已经不能担任第一线的工作了，但是我希望能担任上海特科的工作，特科有些遗留的事情，一些老人，一些遗属，没人管，其他人不了解情况。”因为在当时那个“左”的气氛下，弄不清那些人是共产党还是坏人，所以他给*写了报告，*同意了，他就带几个人去了上海。
记者：还记不记得将军去世那天的情景？
李力：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父亲白天去开会，回来以后写日记。父亲是2月9号去世的，日记一直写到2月7号。2月7号只写了个日期就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病得很厉害，每天晚上都咳嗽。2月9号上午，杨成武同志到家里同他谈工作，劝他住医院，他还坚持着不去。下午邓颖超同志来了，邓颖超同志他很熟悉，非要劝他住医院，并且马上打电话把医生叫来，送到医院去了。三四点钟送去，七八点钟就不行了。
196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欣喜不已，宣布休假三天，这个举动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位当年朝鲜谈判时毛泽东钦点坐镇开城的将军，曾经用“坐下去！”三个字，以整整2小时12分的沉默对抗创下了谈判史上的纪录。他的战场或许没有战火熊熊，他的故事或许鲜为人知，但是高山、长河会作证，历史、人民会记住，这位未染硝烟的将军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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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将本色…采访贺炳炎的子女（1）
虎将本色
——采访贺炳炎的长子贺雷生、长女贺北生、次子贺陵生
采访时间 2003年3月
采访地点 北京 平安大道受访者家中
采访对象 贺雷生（时年60岁） 贺炳炎长子 转业后经商
贺北生（时年56岁） 贺炳炎长女 解放军某干休所干部
贺陵生（时年55岁） 贺炳炎次子 武警特警学院副院长
采访记者 王 哲
贺炳炎上将素以“独臂”和传奇般的骁勇著称，被誉为“孤胆英雄”。在他3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11次，身上留下16处伤痕。他经常说：“我比很多人还是命大。”
提浆糊桶的小卒
1929年，贺龙领导的红军转战来到了湖北松滋，当地那个16岁的小铁匠贺炳炎再也无心打铁了，他尾随红军两天两夜，跑到红军营地又哭又闹，要跟父亲贺学文一起当红军，打坏蛋。因为他又瘦又小，红军怎么也不收留他，这时候贺龙军长来了……
记者：在开国上将里面提起您父亲的名字，人们的印象：第一是“独臂”，然后就是“猛悍”，都说他打起仗来不要命，有“万夫不挡之勇”。但是从将军留下的照片来看，他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魁梧，据说，他当年参加红军的时候因为个头不够还颇费了些周折。
贺陵生：对，我父亲个子当时确实比较矮，我父亲身高跟我母亲身高差不多，后来可能是营养好点，个子高了一点。以前大家都叫他猴子，在部队有的老同志开玩笑说，你爸原来外号叫猴子，又瘦又小，以后也是又瘦又小。16岁参军，那时可能就更瘦小了，成年以后，部队有湖北人叫他“幺娃子”，说你怎么来参军，连浆糊桶你都提不动。他原来要去当马夫，人家“马夫班”不要他，说你这么小，马料你也提不动，怎么能当兵啊。他就又哭又闹，非要当兵。后来贺龙从这儿路过，看到这个小家伙在这儿又哭又闹的，就说算了，留下吧。就在宣传队里提浆糊桶。他那时提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