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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献公对对地主和自耕农兑现了自己的行政纲领，继续推行初租禾，得到了地主和自耕农的支持。秦国在公元前408年开始实行初租禾。所谓初租禾就是按照土地占有者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征收农作物实物税。这项制度的实施，就是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占有者对所占土地拥有所有权，使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
地主经济需要雇佣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原来奴隶主贵族家的奴隶和与当权奴隶主贵族为敌的人，有很多都依附到这些地主的身边，因为地主的剥削比奴隶主要轻得多，而且人身上也不受伤害，有行动的自由，甚至是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奴隶主在追寻逃跑的奴隶和罪犯时，常常会追到地主这里，而地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包庇他私藏的奴隶和罪犯。由于奴隶的大量逃跑和留下来的奴隶工作积极性不高，奴隶主的田地大量荒芜。时间一久，地主就以开垦荒地为由，对这些土地进行开垦占有，与奴隶主就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产生法律纠纷。出于对劳动力和土地的争夺，地主与奴隶主的矛盾越来越大。但由于奴隶主贵族担任国家职务，因而地主在与奴隶主的争斗中常处于下风。
秦献公在夺取政权后，从地主中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担任国家大臣，允许地主和自耕农从军，使他们靠立功获得爵位。这就给了地主和自耕农从政的出路，使他们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地主和自耕农此时已是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是献公夺取政权后富国强兵的重要支持者，是秦国重要的兵源和税源。
在献公的领导下，秦人看到了秦国复苏的希望，许多人都追随献公建功立业来到了栎阳，栎阳很快就成为秦国新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代替了雍的地位。
秦献公六年（公元前379年），献公把蒲、蓝田、善、明氏等边境地区改建成县，由自己直接掌握，派官吏代表自己进行管理。献公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秦国初行为市，开始对工商业进行规范管理，抽取营业税。初行为市与初租禾为秦国的国库带来了大量的收入，国家的经济实力倍增。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为户籍相伍，把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互相帮助，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如果有人犯法，实行连坐。因而人人自危，互相监督，秦国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秦献公取得政权后，就埋头改革、励精图治，不参与其他国家间的争斗，秦国的国力渐强，人口也增加了不少，军队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秦人对恢复秦穆公时的荣耀也越来越强烈。
然而在秦国内部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为了平衡这一矛盾，秦献公决定利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于是他开始将双手伸向邻国的土地。
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献公见韩魏两国威胁周天子显王，便决定以此为借口，起兵勤王。秦军在洛阳打败了韩魏两军，得到周显王的赞赏，秦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秦人仿佛看到了往昔的荣耀，国内的注意力转向外战。秦国又开始参与中原的事务了。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献公下令秦军攻魏，夺取了秦国的故土河西地，一直打过黄河，深入魏境到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六万，取得了秦国前所未有的大胜利。献公把这些土地赏给了地主和贵族，国内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周显王向献公祝贺这一胜利，献公被赐予了与秦穆公一样的伯（是霸主的意思）的称号。秦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年），秦国在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大败魏军，俘虏魏相公叔痤，攻取了庞城（今韩城东南）。
尽管秦国的国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也在与宿敌的交战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秦国已经跨入了一流国家的行列，事实上，早中原各国的眼中，秦国依旧不过是西陲野国。
就在秦国大败魏军的那一年，秦献公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带着对大秦的无限热爱和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把一生的梦想留给了他的儿子赢渠梁。
公元前361年，刚刚满二十岁的嬴渠梁继承了君位，成为秦国的国君，是为秦孝公。秦孝公在位二十余年，他是战国时期一位很有名气的君主。他一生做过两件改变秦国历史的大事：
第一， 迁都咸阳；
第二， 商鞅变法。
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评价秦孝公，说：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霸气。
刚刚即位的秦献公，面对诸侯各国看不起秦国的事实，愤慨得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当年他便颁布了求贤令，他说得很明白：“谁能帮我把秦国搞起来，我就给他官做，给他封地。”求贤令一出，天下英才纷纷慕名而去。这其中有一个叫做卫鞅青年也踏上了奔赴大秦的旅途。
第十二章 诸侯称王
在秦国的发展史上，不乏外籍人士入秦，这其中有很多很多让我们难忘的名字，其中有两个卫国人，对秦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影响。这第一位便是商君卫鞅，第二位便是大商人吕不韦。吕不韦的故事容后再说，且看看这位卫鞅先生。
卫鞅是何许人也？
中国人喜欢问出身。英雄莫问出身，这是没有出身的人，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想刘邦一朝，布衣天子，布衣朝臣，满朝皆是老百姓。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刘邦不是还给自己搞了个赤帝子的名头。而那常常自谓“淮右布衣”的朱元璋若不是与朱熹年代太近，不容易巴结上这门亲戚，估计就变成朱熹的什么什么孙子了。
卫鞅的出身我们也是要看看的，他是卫国宗族的旁支，姓公孙，名鞅，有贵族血统，据《史记》说，他的祖上原来是姓姬的，够牛了吧，和周天子一个姓。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研究法学，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他原来在魏国打工。他的老板就是那个逼走吴起的公叔座，也就是被秦献公俘虏的魏国国相。
读到这里，读者心里面不禁会犯嘀咕，怎么又是这位老兄，他那么嫉贤妒能，会不会整死卫鞅？
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常常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做了一件我们所认为的坏事，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事实上，人就是人，人是有人性的，而人性的本身掺杂了善恶，很难说谁是绝对的好人或是坏人。公叔座同样如此。他其实是一个懂得看人才的人，吴起所以被他记恨，根本在于吴起不仅仅有才，而且正在施展他的才干，并且咄咄逼人，让他这个国相无处容身。人为了自保，难免会做出些小人的行为。
卫鞅一直在公叔座的手下打工，《资治通鉴》上说公叔深知商鞅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只是还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就重病不起。这个说法，我觉得有待商榷。从吴起事件上，我们对可以对公叔的品性察知一二，这个人应该不会允许一个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爬到自己的头上。而从后来卫鞅在秦国干得那些事，足以证明，卫鞅是有潜力爬到公叔座的头上去的，并且只要给了卫鞅机会，他一定会这么做，在权力的道路上，卫鞅同样不是善类。
因此公叔座不可能在自己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向当时的魏惠王推荐商鞅。
第一，这会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历史告诉我们，人的本性中更多的是忘恩负义，一旦与权力沾上边，父母兄弟尚且可以不管，更不必说一个外人。如果让卫鞅得到重用，他很有可能取代公叔座的地位，这不是公叔座希望看到的。
第二，让自己少了个得力干将。对于卫鞅的才干，我想没有什么人会怀疑吧。这样的人才放在自己的智囊团中，有事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出谋划策，没事的时候，可以给自己说个笑话解解闷，多有意思啊——聪明人拍马屁总是拍得不显山不露水，既让你舒坦了，又让你觉得是那么回事。
公叔座在魏武侯和魏惠王两朝任国相，是一个政治老油条，当然深知这些，因此他只有在临死前，才可能给卫鞅出头的机会。当公叔座病重之时，他和魏惠王有过一番关于商鞅的交谈。
在叙述这段交流之前，我想插叙一段内容。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公叔座所任的两届政府，其最高元首的称呼是有差别的。前者称作侯，后者称作王。在那个讲究血统身份的时代，这种称呼的变化是有其特别的意义的。
周天子取得天下后，分封天下诸侯，各诸侯国的元首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每个诸侯国内部又有卿、大夫、士三个级别。《孟子&；#8226；万章篇》中就有这方面的论述：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
各诸侯国的首脑是不可以称王的，他们一般只能以公或侯称呼，比如春秋五霸里的齐桓公、秦穆公，上文提到过的魏文侯等。从权力和地位上来说，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礼节上则有差别。当然了，我们知道，通常一般矛盾和特殊矛盾是并存的，总有那么一些人比较的有个性。比如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他的称呼就是王，而不是公。难怪至秦国统一六国，唯有楚人不服，尚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楚人的叛逆精神。
那么魏武侯到魏惠王的变化是怎么产生得呢？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魏、韩、赵三国正式接管了晋国的江山，这家股份制公司被彻底瓦解，晋静公被废，晋国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周烈王五年（前371），魏武侯病逝，因为没有立太子，他的儿子魏和公中缓争位，国家陷入大乱。韩赵两国趁机落井下石，攻打魏国。然而在最后的决战中，赵成侯和韩懿侯的意见相左。赵成侯认为应该杀死魏，立公中缓为国君，这样就可以割地赔款，大大的捞一笔。而韩懿侯则想得更为长远，他认为应该让魏和公中缓各领魏国半壁江山，从而相互制衡，再不能对两国产生威胁，用心极为歹毒。最终两人搭不成协议，各自领兵回国，无功而返。
魏乘这个机会杀死了公中缓，即位为君，是为魏惠王。
在这个事件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
第一，储君的重要性。不论是世袭制还是选举制，不论是国家还是公司，未来领导人的培养和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将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权力，这个东西就像某种神秘的药品，明明知道一旦沾染就无法摆脱，但是还是有无数人心向往之，恨不能得。储君之位未定，这就给了大股东们一个机会，你可以称王，我也可以称王，大家都是两个眼睛一张嘴，凭什么让你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因此争夺就不可避免。如果确立了储君，相对就好了许多。尽管这仍旧难以避免权力的争夺，像康熙的十几个儿子，闹得还是很凶，但是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名正言顺总还是有些作用的，毕竟既敢当婊子，又敢树牌坊的人不多。
第二，学会妥协，学会沟通。韩、赵两国本来可以就这个机会将魏国的实力瓦解，从而消除这个埋伏在身边的庞然大物。但是，他们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如果韩赵两国可以取得一个妥协性的约定，就不会有以后“围魏救赵”一类的事件了。其实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必定是存在冲突的，学会妥协才可能取得利益的平衡。在国际政治学中有一个模型，被称作“囚徒困境”，即被关押的一对囚徒本来可以死扛到底，打死不认罪，从而取得最轻的惩罚。然而由于被分开关押，信息交流不畅，担心对方出卖自己，从而交代了对方的犯罪事实，以取得相对较轻的惩罚。这个模型被用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两个国家之间本来可以通过交流妥协，取得最佳的利益分配，但是由于彼此的不信任，从而导致不信任的安全危机。
第三，即当时周天子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在废除晋静公后，韩、赵两家还有些顾忌。魏国却已经不在乎了，因为魏国足够的强大。魏取得国君之位后，正式称王。有了魏国榜样在前，韩、赵两家最终也选择了称王。
第十三章 卫鞅入秦
现在我们来看看公叔和魏惠王交谈的内容吧。
魏惠王坐在公叔座的身旁，看着行将就木的公叔，说：“您如果不幸病逝了，国家大事应该交给谁去处理呢？”
公叔说：“在我府中任庶子之职的公孙鞅，年纪虽轻，却是一个奇才。我希望您将国家大事交给他。”
魏惠王听了，沉默不语，看来他并不想用这个人，又或者正在考虑该不该听公叔座的话，毕竟公叔现在病重，也可能是病糊涂了。用错一个人，他或许可以不在乎，但是听了一个老糊涂的话，这可就有损他魏惠王的英明神武了。这个问题他必须慎重。做皇帝做国君的大多将面子看得比国家重要。
公叔座见魏惠王不说话，怕他不用商鞅，急忙说：“大王，您如果不想用公孙鞅，那就请您杀掉他，千万不要让他去其他的国家。”
魏惠王心中翻起了嘀咕：“这个老家伙，一定是病糊涂了，一会儿劝我重要公孙鞅，一会儿又要杀了他，唉，人老了，也糊涂了。我还是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