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烽烟录- 第7部分

　　魏惠王心中翻起了嘀咕：“这个老家伙，一定是病糊涂了，一会儿劝我重要公孙鞅，一会儿又要杀了他，唉，人老了，也糊涂了。我还是回去吧。”想到这里，他和公叔座寒暄了几句，便离开了。

　　公叔座见魏惠王离开了相府，以为魏惠王一定听了自己的话。全然不知道自己在魏惠王心里已经是一个老糊涂了。他又令人招来公孙鞅，一本正经得说：“卫鞅啊，你别怪我。我所以建议大王杀你，也是为国尽忠啊。唉，我看你还是快逃吧。”卫鞅心里估计把公叔座的祖宗十八代都给问候了：“妈的，大王要杀我，我现在跑还跑得掉吗？”不过他知道魏惠王一定不会杀他的。只是淡淡笑道：“大王既然不肯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

　　这话说得颇有道理。魏惠王如果相信公叔的话，相信卫鞅真得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话，一定会重要卫鞅——因为他和公叔座谈话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叔推荐人才，而他若肯用卫鞅，卫鞅也必不会推辞。他若不信公叔座的话，就没有杀卫鞅的理由了。——当然也有些比较变态的皇帝，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精神，将所有可能构成威胁的人都给消灭掉。

　　我们要感谢魏惠王，如果他真这么变态下，历史也许就会改写。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

　　魏惠王不是卫鞅的风云，他要去另一个地方，一个可以施展他的才华和抱负的地方，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化作翱翔九天的飞龙。

　　那个地方叫做秦国，那个地方有一个被称作秦孝公的年轻人正等着他。

　　有关商鞅和秦孝公的第一次见面，《通鉴》里叙述的并不详细，只是说公孙鞅到了秦国后，托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推荐自己见秦孝公，陈述了自己富国强兵的计划，然后就得到重用了。然而根据《史记》的记载，过程没这么简单。事实上，商鞅与秦孝公见面三次之后，才得到秦孝公的赏识，这才有机会进行第四次深谈。司马光的《通鉴》未及细说，我不知道是为了《通鉴》的详略得当做了删减，还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我更倾向于后者。

　　先让我们看看这三次对话的全过程。

　　在景监的安排下，卫鞅和秦孝公有了第一次正式的会面。卫鞅是个精通各种政治权术的人，在没有明白秦孝公真正的政治意图前，他必须做一定的政治试探。《史记》中说，卫鞅见到秦孝公后说了很久，但是秦孝公不停得打着瞌睡，根本提不起半点兴趣。等卫鞅离开后，他把景监大骂了一顿，说：“你推荐的那个人脑子有毛病，只会胡思乱想，哪堪一用（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很郁闷，心想：“卫鞅啊，卫鞅，你都和大王说了些什么？”事后，他把卫鞅找来骂了一顿。卫鞅解释了一下。

　　过了五天，景监又一次找来卫鞅。卫鞅再次与秦孝公会面，结果景监又被骂了一顿。景监再次责备卫鞅，卫鞅又解释了一番。

　　等到第三次会面后，秦孝公的态度忽然变了，他对景监说：“你推荐的那个人说的话很有道理，可以一用。”景监赶紧再次去请卫鞅，这次卫鞅却说自信满满得说：“我知道大王一定再次召见我的！”之后，他与秦孝公有了第四次深谈，成了大秦帝国的重要谋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前三次谈话都分别说了些什么呢？每一次，商鞅是如何向景监解释的？

　　第一次：我和大王谈论帝道，但是大王没有兴趣。

　　第二次：我和大王谈论王道，但是大王依旧没有兴趣。

　　第三次：我和大王谈论霸道，大王对此深感兴趣，我知道大王一定会重要我了。

　　事后证明确实如此，秦孝公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等不了。”

　　秦孝公何以会对霸道如此感兴趣？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帝道、王道、霸道。

　　帝道：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天下共举，依然辞让，仆人之出，天下庆幸

　　王道：一心行仁，泽及百姓，万国景仰，莫不愿为平民，征伐一地，多地盼王师

　　霸道：修刑厉法，富国强兵，使民怀刑畏威，以法服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别，所谓帝道，大抵有无为而治的味道，老子曾在《道德经》中说：“最好的君王，百姓不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君王，百姓亲近并称誉他；再次一等的君王，百姓畏惧他；更次一等的君王，百姓反抗他。”（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中国古代很崇尚这样的一种政治，治大国如烹小鲜，给百姓们最大的自由，才是最好的君王。这种观点在汉初时得到了广泛的推行，这才有了文景之治。客观来说，这种治国理论，在今天的社会依旧有他的积极性。最好的政府就是要创造这样一种状态，政府的运行是隐匿的，人民不知道政府的存在，但是却可以感受到政府的功效。

　　何为王道呢？儒家最为推崇的就是王道。以仁治国，以百姓之心为心，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王道从根本上来说，是有为而治的。按照老子的说法，可以算第二等的君王。王道要求施仁政，给百姓恩惠。如果有必要，君王可以牺牲自己。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对于王的尊重是有限的。“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而“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通义》中。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结合了法家、阴阳家、道家的学说，创立他所谓的“独尊儒术”。如果儒家也有原教旨主义的话，董仲舒的思想必定属于异端。

　　那么什么是霸道呢？霸道是法家最为推崇的。也是战国时代最流行的思想，至于说儒家、道家什么的，在诸侯的面前都是非主流。像吴起、商鞅都是法家的著名人物，而集法家之大成者，莫过于韩非子。所谓的霸道，在我看来是某种程度上的依法治国，当然这与现在的依法治国不一样，更多强调刑法的作用，有国家恐怖主义的味道。君王和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只能按照君王和政府制定的政策，像机器一样为国家服务。

　　当我们明白什么是帝道、王道、霸道后，就很容易明白秦孝公的心态了。

　　让我们返回到上文，秦孝公说卫鞅是一个妄人，不堪一用。但是这是他的真心话吗？显然不是，否则第一次会面，他也不会听了很久，才让卫鞅离开，更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召见卫鞅。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霸道？

　　这也很容易解释，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战乱连连。在这样的时代里，施行所谓的帝道或王道是不现实的，有些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味道。霸道可能会导致一些民怨，但是最容易见成效，而帝道、王道虽然可以获得长久的效益，但是见效太慢。可能还没等你把仁政推广下去，你的国家就被灭掉了。如果要推行帝道、王道，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不受威胁的中央王朝做后盾。而这个条件是战国时代任何一个诸侯国都不具备的。这就很好的说明了为什么孔孟之道难以流行了。

　　当商鞅将自己最擅长的法家思想倾囊相授时，秦孝公的积极性被彻底调动了，这正是他需要的人才，也正是他要做的事情。　。。

第十四章　卫鞅变法
在经过四次的深入了解后，卫鞅完全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卫鞅也将一展他的抱负，在秦国进行一场变法。

　　可是变法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将触及到无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自古以来，很少听说变法而不流血的，其中的阻力和压力是难以想象的，想要变法，绝对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想王安石变法，下了多大的决心，花了多大的力气，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丢官流放的人一批一批——好在太祖皇帝有遗命，“不得杀士大夫”，否则还真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而千百年后的另一场变法，更是惨烈，不但涌现出可歌可泣的戊戌六君子，连当时的光绪皇帝都搭了进去。

　　可见变法不是什么人都玩得起的。

　　好在秦孝公不是光绪皇帝，卫鞅似乎也比六君子幸运。

　　一场有关变法的辩论在秦国展开。《通鉴》对这场辩论只做了简单的交代，但是我相信当时的情景一定远比《通鉴》中来得惊心动魄。

　　卫鞅对秦孝公说：“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可能和他们商议开创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而讲论至高道德的人，和凡夫俗子也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如果要建立万世的基业，就不能与众人商议。因此圣人只要可以强国，又何必拘泥于传统？”

　　秦国大夫甘龙反驳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只有按照旧的典章制度办事，才能使官员熟悉规矩，百姓安定。”

　　卫鞅说：“常人只知道安于旧习，学者则往往陷入所知范围不能自拔。这两种人做官守法可以，可是不能和他们商讨变法这等大事。聪明的人制定法律，愚笨的人受制于法；贤德的人因时而变，无能的人墨守成法。”

　　这几句话无疑是在讽刺那些墨守成规的大臣，同时也表达了卫鞅的自信。当然，作为一国君主的秦孝公不会轻易被这几句话打动，但问题在于，在这些话以前，他已经被打动了。由于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变法终于得以施行。

　　卫鞅变法主要是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好像没有文化措施——这其实也很好理解，中国古代的变法往往集中在两个目的上：富国和强兵。而在农业社会里，什么样的人民最利于富国强兵呢？——最好的臣民是只会服从命令做事的臣民，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条理论被历史无数次证明了。所以历来中国古代的变法，都不会在文化上做什么文章，最好让老百姓一辈子都笨下去。

　　现在我们首先看一看在经济上，卫鞅都做了些什么。

　　（1）废井田，开阡陌。这是卫鞅变法中最具革命性的一条，简单来说就是从奴隶制土体国有制转向封建制土地私有制。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是中国的一项传统，直到明朝中后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这种传统仍未被打破，士农工商这种阶层的划分深深的植根于人的心灵。甚至于到现在，我们看到某某人经商发财，仍不禁与“奸商”相联系。从现在的角度看，重农抑商当然不对。但是就当时的情况，这种政策的推行，无疑会极大的鼓动农民去垦荒种地。

　　（3）统一度量衡。当时秦国各地的度量衡标准不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卫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卫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　“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卫鞅量”中得知，卫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卫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这为秦始皇后来统一六国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我们要看得是卫鞅的整治措施。还记得我们在上文里提过，当时卫鞅变法来到秦国，当时他带了一本李悝主编的《法经》，因此可以说卫鞅变法很大程度上是在借用魏国的法律。但是作为一个著名法学家，卫鞅一定会有他的独创性。他在政治上彻底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以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为重点。在这个方面，他远远超过了他前辈吴起和李悝。而这也是秦国最终可以统一六国的一大要素。

　　其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有：

　　（1）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二十等爵制。这一制度的推行意味着以前宗室贵族们的长期饭票从此作废，想吃饭？行，自己拿命挣去。而对于那些普通的士兵来说，这无疑是一大福音，从此英雄不问出身，只问英勇杀敌。上战场，能砍人，就可以成为朝廷新贵。这一制度的推崇使得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可见，人的本性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驱动的。然而这一制度的推行，从另一角度看，也是为卫鞅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史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2）改革户籍，编民为什伍，实行连做法。这招够狠。将秦国的百姓变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百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有罪，九家告发，若有隐匿，十家并罪。同时，卫鞅还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3）推行县制。这是一项具有革命性质的制度改革。具有分权味道的分封制变成了具有集权味道的县制，从此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卫鞅在秦国共设立了三十一个县（也有史书认为是四十六个县或三十一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这一制度与废井田，开阡陌，堪称绝配。正是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上的反应。

　　（4）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如果说毁灭文化典籍也算是文化政策的话，卫鞅变法还是涉及到了文化政策。此制度的推行，对于秦国的强盛不无作用，但是对于我泱泱中华的几千年文化来说却是极大的摧残。不过干这种事的岂止秦国，自古以来，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即令进入*时代，中国仍旧难以避免此等浩劫。能说些什么呢？能做些什么呢？稳定和发展是第一大局，烧本把书算什么？！！！

　　大历史的发展如同滔滔洪流，汹涌澎湃，是非功过，唯有后人方能评述——可是后人又真得可以评述吗？

　　历史的发展总是那样的扑朔迷离，让我们不禁一次次的想，如果当时不那样会多好啊！可是，历史就是历史，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