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被推翻？），而且“求方”（中国人民）也要求有一个坚强的德能政治的政府，他们认为政治西化有危险、代价高、不可取。道德的相对性最终导致“文化道德论”，证明西方民主制在中国不合适。
西方民主价值观被看做是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只是因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国家的精英们正好将这些价值观奉为他们的理想，而且相信“给人自由即给己安全”。这种“民主和平论”是所有成年人都玩的儿童游戏：你首先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然后你用民主的定义把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排除在外；然后你说明为什么真正的民主国家要对非民主国家进行战争；你可能还需要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战争。但在你敲定“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战争”以后，你最后敲定“和平”，尽管民主制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和平的选择。伊曼纽尔·康德在他1795年的《永久和平论》一文中就预言过这一理论，可是17年之后，即1812年，就爆发了民主的英美两国之间的战争。“民主和平论”的信仰者最不愿提到的第一场战争就是1812年的这场英美之战。这种自欺欺人的理论的“纯”逻辑效应就是“###”。在爱德华·弗里德曼的《如果中国不实行民主化会怎样？战争与和平的含义》一书中，这一理论遭到了驳斥（论证包括17—18世纪的几次英荷战争，美国推翻民主国家政权的企图，如1954年在危地马拉，1973年在智利，1979年在尼加拉瓜），但该书仍从文化观点出发肯定了中国扩张论，同时却又从非文化观点出发主张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制。
正如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是现实政治与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结果一样，“布什主义”是现实政治与“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处方相混合的产物。毫不奇怪的是，他精心宣传的军事控制与普世道德论相糅和的高调，在左右两翼干涉主义者听来都是入耳的音乐。然而，一些人曾急忙欢呼的第三次民主浪潮在非基督教世界逆转成政治文化崩溃，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正经历着空前的信任衰退，在这样的形势下，狭隘的选举民主制的教训以及自决的法律秩序的相对重要性仍然未被认识。如今美国深深陷于伊拉克###的泥淖之中，可是一些美国人仍然把他们在伊拉克建立科学的、普遍适用的民主制度的幻想紧紧抱住不放；在他们看来，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只能归咎于布什政府的失误，而不在于“民主原教旨主义”的鲁莽行事。
伊拉克现在被看做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燃料补给站”，颇像20世纪——“美国世纪”——之初菲律宾在太平洋充当的角色。而菲律宾这个美国当年的唯一殖民地时至今日在亚洲经济繁荣的浪潮之中仍处于落后状态，其罪过被推到民众身上，而没人责怪那里的美国式民主制度。现在伊拉克仍然天天有爆炸，巴格达天天在燃烧，人们彼此埋怨之情也在日增。伊拉克领导人埋怨一个超级大国在他们那里部署了如此之多的兵力，而战后表现却如此不力。布什政府则埋怨伊拉克领导班子老是不团结，始终没有足够的政治威力来治理国家。当然，美国纳税人也在埋怨。新建立的伊拉克民主制据说是一种优越的政体形式，又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尽力扶持，怎么会如此糟糕地应付不了宗教派别的暴力？
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然而它是传教士式意识形态专家们所不愿正视的。“民主原教旨主义”特点就在于意识形态上伸手太长，军事上扩张过度，如今它正在破坏美帝国的未来，因为它在政治上是福音传道式的，在智力上是鲁莽草率的，在军事上是自杀式的，在经济上则是挥霍浪费的。
历史的教训
历史总是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自己，华尔街的历史尤为如此。作为金融经济和资本市场化身的华尔街，它的一起一落反映的不仅仅是美国实体经济的沉浮，而且还是整个美国文化的兴衰。
19世纪20年代初，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美国被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的狂热带进了一个新时代。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噩梦的，是汽车、飞机、电影、广播、电话和电网等令人着迷的新技术，还有轻松的爵士乐、浪漫的舞蹈和趣味十足的体育娱乐。艺术和文化的活力也体现在重新界定的现代女性和达到新顶峰的装饰艺术上。贫民窟虽未像胡佛总统宣称的那样从美国消失，但空前的工业增长和高涨的消费需求和愿望却使“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的潮流。“咆哮的20年代”很快从北美蔓延到重建中的欧洲。当德国难以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时，华尔街投入巨资抢购欧洲的债券，从而使欧洲有能力成为美国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大型消费市场。欧洲经济日益与美国经济相互交织在一起，欧洲也很快进入了所谓的“疯狂年代”。
在美国，支撑新生活方式的经济发展依赖的是新兴起来的消费信贷。在华尔街，当时的新技术公司特别是汽车公司的股票开始被轮番爆炒起来，就像早先投机者的“铁路狂炒”和后来投机者制造的“网络泡沫”一样。从1896年5月26日的点开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同年夏天跌至点后开始缓慢上升，1906年1月12日突破了100点。大约21年后的1927年12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突破200点。可是刚过一年，道指便在1928年12月31日突破了300点，并在1929年9月3日发展到收盘高点（日内高点，这一高点直到25年后的1954年才被打破）。如果从1921年8月24日的点算起，到1929年9月3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8年间已上升了5倍多。华尔街的投机热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甚至大量借钱购买更多的股票。被称为投资信托的共同基金也开始时兴起来，交易保证金越来越低。到1929年8月，股票经纪人给中小投资者的贷款超过了股票面值的2/3，贷款金额达85亿美元以上，竟超过了美国当时货币流通的总额。1929年9月，标准普尔指数（1957年确立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前身）的市盈率（股票的市值与公司年赢利之比）也达到的历史新高。从1900年到2005年，美国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平均只有14。
就在华尔街最后疯狂的前夜，实体经济方面已经传出不祥之兆。由于苏联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木材的价格在1928年开始出现滑坡。但更为不妙的是1929年加拿大小麦的生产过剩，导致了美国强迫压低几乎所有农产品的价格。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迎来了它的“黑色星期四”。在接下来10月28日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狂跌38点，下降了％至260点。10月29日又是一个“黑色星期二”，恐惧堵塞了电话和电报，导致了进一步的惊慌。保证金要求迫使更多焦虑的投机者清偿其股票，华尔街完全被卖单的洪水所淹没。这一天，股市约有16亿股易手，创纪录的成交量到40年后的1968年才被打破。两天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总共下跌了23％。
到11月11日，道指仅剩228点，从9月份的高点累计下降了40％。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相当于当时10倍以上的联邦政府年度预算，约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到3年后的1932年7月8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点，指数失去了89％的价值。美国金融崩溃了，华尔街从巅峰跌入了深渊。整个19世纪30年代，经济的衰退由于金融的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联邦储备局紧缩货币的政策更是雪上加霜。可怕的连锁反应发生了：从收回贷款到延期还债，从疯狂挤兑到银行倒闭，从工厂关门到工人失业，从饥饿穷困到销毁“过剩”品，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惨状环生，不一而足。各国政府自顾不暇，纷纷采用外汇管制以及货币贬值以增加出口竞争力和减少国际收支赤字的政策。由于贸易和资本流动局限于各主要货币集团，以邻为壑的歧视政策反而导致了国民收入下降、需求萎缩、大规模失业、国际关系紧张与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整体下滑。其中失业规模之大令人发指：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500万—700万。这便是70多年来工业化国家中令人谈虎色变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大萧条”最重要的教训就在于政府调控经济与信贷的程度和水平以及政府间有效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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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危机（1）
经历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各国普遍实施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市场失灵”带来的经济大萧条似乎已被以财政货币政策和产业管制为特征的国家干预主义所制伏。但是，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却为19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的新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在战后的宏观经济理论里，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被视为是相互排斥的。不利的供给冲击（如石油价格的上涨），加上不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政府对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管制和中央银行过多的货币供应同时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却使滞胀成为现实。此后，放松管制下相机调节货币供应成了消除滞胀的药方和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主流，“政府失灵”也因此取代“市场失灵”而备受非议，美国经济似乎进入了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在2004年所称的“大平稳”（The Great Moderation）时期。
从1982年开始，华尔街进入了一个长达20多年的牛市。其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增长，房产价值上升，利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也都保持在较低水平。1987年和2000年的股市崩溃竟然仅仅是整个牛市中两次较为令人惊心动魄的回调而已，1991年至1992年的经济衰退也极为平缓和短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都在2007年创下了新高。
但是，在表面的繁荣背后却隐藏着极其不妙的忧患。联邦财政逆差和国际贸易逆差长期居高不下。联邦债务、公司债务和家庭个人债务也越积越多。2008年联邦赤字飙升至创纪录的4550亿美元，突破了2004年4130亿美元的赤字，比2007年的1620亿美元增加一倍以上。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曾扭转了前几任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局面，2000年甚至有2546亿美元的财政盈余。然而，小布什2001年执政以后，美国政府支出大幅增长。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反恐、减税、社保医疗等措施导致政府财政赤字骤增。从1971年开始，美国结束了长达80多年的国际贸易（经常账户）顺差的局面。除1973年和1975年为略有顺差外，平均每年有10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2000年后贸易逆差增速加快，2001年至2006年间贸易逆差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7％以上。贸易逆差从1992年的501亿美元大幅增长至2000年的4361亿美元，2001年至2008年分别为4119亿、4682亿、5324亿、6509亿、7675亿、8173亿、7945亿和约8000亿美元。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也从上涨到了6％以上，美国一国就吸收了全世界约75％的总逆差。
美国大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曾提出过一个减少贸易赤字的“进口证书”的想法。巴菲特建议设立一个进口证书市场，这些证书按出口的金额颁发给美国的出口商，进口商则必须购买证书以进口同等金额的货物。证书的收益将鼓励出口商出口并提高进口商的进口成本，同时证书也不像关税那样针对任何特定行业，这样，市场的力量最终将使进出口达到总体平衡。这个主意后来在2006年被民主党的两位参议员引入一项平衡贸易议案，只是至今仍无实质进展。这个看似巧妙的方案当然只是治标之策，因为进口证书的问题在于同时提高了进口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容易造成短缺的缺口，最终推高国内商品的价格从而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巴菲特还曾依据博弈论提出一个竞选筹资改革方案。他假定有一个古怪的亿万富翁拿出10亿美元作为这个改革游戏的回报。民主党和共和党每一方都可以选择支持或不支持改革法案，如果双方都支持法案，该法案获得通过，两党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如果民主党支持而共和党不支持法案，该法案无法通过，民主党获得10亿美元。反过来，如果共和党支持而民主党不支持法案，该法案也无法通过，共和党获得10亿美元。最后，如果双方都不支持法案，该法案搁浅，双方也都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巴菲特显然使用了本书第五章讨论的“囚徒困境”的逻辑，企图使双方都有动力去支持竞选筹资改革。如果有一方不支持该法案，另一方将白拿10亿美元，正好用于竞选经费。当然，任何一方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因此都会选择支持改革当下弊病百出的竞选筹资制度。游戏的结果当然是法案通过，两党都没有得到任何东西，那位古怪的亿万富翁也一文不花。只是，这个同样巧妙的方案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使两党同意进入游戏，如果有一方不进入，再巧妙的方案也等于白费。 txt小说上传分享
走向危机（2）
以上讨论的含义是，联邦财政逆差和国际贸易逆差有着更深的制度原因，机巧的逻辑不可能取代制度的逻辑。巴菲特曾在1993年给股东的年度报告中提出，尽管“经理革命”的观点早已为人所知，公司治理的专家们还是很少区分存在于上市公司中三种不同的经理—业主结构：首先是目前最常见的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第二是控股股东也是经理的公司，第三是有控股股东但老板不参与管理的公司。巴菲特还正确地指出，第一种结构中滥用权力导致财政危机的问题最为严重。不幸的是，美国现行的多党竞选制度恰好正是这种容易滥用权力导致严重财政问题的“没有控股股东”的结构。政府的赤字无论如何无法通过设立像另外两种公司结构那样的控制预算的机制来消除。政府的赤字从多党竞选的制度上看是必然会失控的，因为多党竞选的制度使政府像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非排他共享逻辑”使执政者缺乏长期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