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合同对应这些债务。这可能导致卖家净支付买家3660亿美元，并导致卖家因没有足够的现金而倒闭，尽管卖家事前可能同时买入CDS合同进行对冲以抵消风险。
一触即发的金融海啸（3）
事情到这里还没结束，在疯狂中一种叫“结构性投资载体”（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的金融工具也横行一时。“结构性投资载体”通过发行低息短期证券（如商业票据），然后用筹到的资金购买高息的长期债券（如CDO），从而获得利差。然而，“结构性投资载体”具有致命的双重风险：首先，一旦高息买来的长期债券价值降低到低息卖出的短期证券的价值之下，偿付能力便成问题；第二，卖短期买长期面对的是，长期债券的收入没到时短期证券的偿付已经到来，除非可以再以优惠利率得到短期借款，当事者会因流动性风险而被迫在可能已经萧条的市场上售出长期资产。由于投资于“结构性投资载体”，美洲银行2007年第四季度的每股盈余下降95％。2007年8月，北岩银行成为因“结构性投资载体”而陷入困境的首家英国银行，并于2008年2月被英国政府收归国有。“结构性投资载体”为买长期债券而依靠短期商业票据，频繁的再融资使短期商业票据市场捉襟见肘。2008年8月，为期9个月的商业票据的利差扩大到了100个基点（1％），买家仍无动于衷，9月初整个商业票据市场几乎完全封冻，投资于商业票据的基金像逃避瘟疫似的逃避风险。同样，TED利差（T…Bill ＆ Eurodollars，即低风险的为期3个月的美国国库券利率和有风险的为期3个月的伦敦同业拆放利率之差）从2007年的150至200个基点，扩大到2008年9月17日的超过1987年股灾时的300个基点（3％），10月10日又达到新高465个基点，与同业拆放信用好时30个基点的长期平均值形成鲜明对照。资本市场的灾难由此扩展到了整个货币市场，同业拆放因信用的下降和破产的威胁而封冻。
美国的房市泡沫和次贷危机因此成了全球金融海啸的导火线。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演变成美国大投机家乔治·索罗斯所说的“自我强化”（Reflexivity）的恐慌。与传统的“有效市场假说”的经济理论相反，“自我强化”理论认为特殊条件下投资者的偏见会发展和传播到整个投资领域，投机者动用资产杠杆和跟随趋势会进一步使事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房市泡沫初期，放债人开始把更多的钱贷给更多的人购房，更多的人买房推高了房屋的价格（因为相对更多的钱追逐同样数量的住房），放债人增加了放债，支撑放债的房产又随房屋价格的上升而增值，他们进一步增加放债因为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变得更好了。房价与放债螺旋上升，贷款条件进一步放宽，最终静态的不平衡演化成动态的失衡。等到所有该买房和很多不该买房的人都买了房，市场上就只剩下卖房的了。而一有风吹草动，大势便随之逆转，影响所及连评级较好的房贷金融商品也一起跌价，争先恐后的动能使事态走向万劫不复。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触即发的金融海啸（4）
最初受影响的公司是那些直接参与建房和抵押贷款的。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占20％抵押贷款市场份额的全美金融公司在陷入困境后于2008年1月11日被美洲银行收购。2008年3月16日，从事抵押贷款证券化而面临破产的贝尔斯登公司接着在美国政府资助下被摩根大通公司收购。曾经是美国第五、全球赢利最高的投行贝尔斯登的股票价格从154美元狂跌到初定收购价2美元，最后以10美元成交时，华尔街已经从1月份的第一波跌浪进入第二波跌浪。2008年7月11日，美国最大的抵押贷款银行IndyMac银行倒闭，其资产被联邦监管机构接管。2008年9月7日，原由政府支持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无法一如以往将先前以高价买入的房贷债权卖出而濒临倒闭，最后被联邦政府收归国有。2008年9月14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因债被美洲银行收购。当年安然公司破产时所涉资产达630亿美元，雷曼兄弟公司竟10倍于安然，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司破产案。3个月间华尔街又因此掀起两次更凶的跌浪。
此后，危机开始波及与住房不直接相关的企业和与按揭贷款不直接相关的金融机构。但这些机构的投资组合中，其资产大多牵涉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2008年9月16日，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告急，联邦政府投入850亿美元收取其％的权益；后来又投入近800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政府收购案。9月25日，美国最大的储贷协会华盛顿互惠公司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其大部分资产转移到摩根大通公司。10月3日，全美第四大银行美联银行被巴菲特的富国银行收购。11月24日，联邦政府注资200亿美元救援花旗集团，累计注资总额达450亿美元，而其高风险资产则高达3006亿美元。美国最大的两家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未幸免于难；甚至通用电器和通用汽车公司也奄奄一息。以逆向思维著称的巴菲特趁机于9月24日和10月1日伸手投资于高盛和通用电器公司的优先股，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也于10月14日出资90亿美元收购摩根士丹利公司21％的股份。
这时华尔街以至全世界的各大股市都陷入了“十月旋涡”。继9月29日道指创单日最大点数跌幅778点后，10月6日后单周跌幅创道指118年历史的新纪录，10月16日道指再度大跌733点，跌幅达。各主要指数几周内总跌幅近40％，下跌力度之大、时间之快都前所未见。连油价也从美元的历史纪录下跌了60％以上，其他国家的股市也因涉足美国次贷太深而暴跌50％左右。在冰岛，银行的危机导致货币贬值，冰岛政府甚至一度面临破产。从遭受冲击和损失的程度看，欧洲的金融机构不亚于美国的金融机构。在此期间，美国和各国政府的拯救行动（包括暂停股票卖空和保障银行存款）已经不足以稳住金融市场。向市场注入流动资金也收效甚微，因为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流动性（liquidity）而是偿付力（solvency）。2008年10月3日，美国通过7000亿美元的“经济稳定紧急法案”；10月8日，英国政府宣布了类似于瑞典在1992年的做法，采用购买银行股权的部分国有化；同日，各国政府联手降息；10月10日，美国政府终于宣布动用经济稳定紧急法的资金，在买入银行不良资产之外，仿效英国购买银行股权，以稳住市场人心。11月25日，美国政府追加8000亿美元拯救消费信贷。12月间，三大汽车公司也从政府那拿到了救命钱。预计，未来几年各种救急资金总额将达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将达到使美国政府“破产”的边缘。
到2008年12月，美国股市已经从2007年的高点下跌50％以上。一年的时间，美国企业的股票市值从20万亿美元以上下降至10万亿美元，损失过半，多数金融公司的股价跌幅超过90％。在68％拥有自己住房的美国人中，约2/3的人有抵押贷款，而将近1/5的借款人的银行欠债已超过了房产的市价，这一比例很快就会上升到1/4。受灾严重的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和俄亥俄州等7个州，有64％的借款人处于欠债已超过了房价的“水下”，占抵押贷款总数的41％。一至四间的套房住宅贷款中至少一次逾期还贷的比例从2007年的上升到 2008年的，法拍屋占抵押贷款的比例上升到创纪录的。2008年，近220万套房产被迫接受法院拍卖，比2007年猛增了69％。2008年至2010年，在全美范围内预计将有730万屋主出现抵押贷款违约，其中430万可能将失去家园。美国企业的加速裁员推动失业率上升至15年来的最高点％，仅风雨飘摇的花旗集团一家就裁员万人。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创25年之最，累计总数达400万人之多，失业总人数突破了1000万。如果三大汽车公司出现破产重组或倒闭，那么，汽车及相关行业的新增失业人数将会数以百万计。相比之下，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将以空前的联邦财政逆差为代价，也只能创造就业岗位250万个。索罗斯称美国经济将可能从此进入长期萧条而不是短期危机。
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1）
2008年10月23日，华尔街仍在颤抖，满楼风雨的美国国会就金融危机问题举行了听证会。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上了听证会的证人席。这位在任长达近20年，素以不苟言笑、言辞模糊著称的保守派经济学家，曾以铁一般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信仰，带领美国经济度过了两次经济衰退和两次股市大崩盘，使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段经济增长期。但是，事到如今，昔日的辉煌成了可疑的历史，国会议员甚至对他的“目前的金融危机实属百年一遇”的看法也已经毫无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国会把那么大的权力交给他，他为什么没能及时防止危机的发生和蔓延？
面对低利率政策的指责，格林斯潘仍然认为，他任职期间实施的低利率政策可能助长了美国房价泡沫，但那不是危机的根源，真正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导致投资者低估了风险。而面对“放松管制到底错在哪”的逼问，格林斯潘承认，他犯的错误是“假定放款人比监管机构更有能力保护自己”，他和其他政策制定者原本都相信，市场信贷机制可以起到保护股东权益的良好作用，但是，此刻他们面对这个有“漏洞”的假设均震惊地“处于难以置信的怀疑状态”。“因此，在他的思想里看似坚实的大厦倒塌了”。
同出席作证的前财长斯诺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一样，格林斯潘否认自己的个人责任。用考克斯的话说，“国会并没有给我们权力”去规范“信用违约互换”和遏制强大的抵押贷款机构。其言下之意是，放松管制的法案一个个都是国会通过的，现在出了事国会倒好像没责任了。别忘了，1933年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规定金融业实施分业经营，银行不允许从事证券业，国会于1998年把它废除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权也被国会同时废除。安然事件后，国会曾在2002年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该法案对上市公司和证券业提出了严苛的监管要求，但经过多次修订，监管要求都放宽了。
其实，主要的责任确实并不在于哪一个人或哪一项政策，甚至也不在于哪一个政府机构，而在于几乎每个人都视为绝对真理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信条。华盛顿长期以来的普遍的态度是：“市场永远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私人监管在限制额外的风险负担方面比政府监管更为优越”，等等。除了格林斯潘之外，多数当政者和一般选民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坚信市场“无形之手”的力量，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运作，以至于当格林斯潘强调金融衍生品是很好的控制市场风险的工具时，国会中多数的议员也乐于认同，少数有顾虑者也不敢挑战自由市场的神明，以免被视为无知或异端。证券化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的严重不对称由此扩大。
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2）
正是在这种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的主导下，一般的美国人根本不可能认识到，在几十年来不断扩展的“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那里，“市场经济的行为者比监管机构更清楚并更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的信条已经没有任何制度保障。难怪这些公司的管理者敢于追逐风险，敢于追逐短期利益，敢于设计和实施自我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报酬制度（甚至于报酬与业绩毫不相干）。因为问题已经不在于追逐什么，而在于这种滥用权力的追逐已经不受到“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那样有效的制度约束。在这类公司已经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股东“用脚投票”卖掉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也就毫无实际意义，因为卖股后下一家投资对象仍可能是这类公司。滥用权力成了巴菲特所说的“制度冲动”（institutional imperative），而且这种制度状态在现实中已经是一般而不是例外。这就是为什么证券评级公司会不顾长远的信誉而丧失中立，这就是为什么投资银行会不顾名声而在证券承销和证券评级上自卖自夸，而市场机制的迷信者还津津乐道于“顾及名声”是最有力的市场制约呢。当这种制度现实成为当局者的盲点时，政府管制就被简单地等同于家长制和父爱主义，放松管制就是必然的制度选择。
在自由市场的思维习性和群龙无首的公司结构之外，乐于冒险的民族气质也是广义的制度含义中的另一层面。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对冲基金聘请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拉斯（Myron S。 Scholes）和莫顿（Robert C。 Merton ），并利用他们的至今仍被广为运用和“声讨”的期权模型，在受政府管制较少的对冲基金中炒作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可是智者千虑，当他们赌各国政府债券的价值趋同时，怎么也没想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俄罗斯会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违约而无法兑现其政府债券。惊恐万分的投资者抛售日本和欧洲债券以购买美国国债，结果该对冲基金损失惨重，成为一个“大概率的小赢利事件发展成小概率的大损失事件”的典型案例。加上其他失误，整个原本多年来年赢利40％以上的公司危在旦夕，以至于格林斯潘不得不纠集一批华尔街的大公司进行联合拯救。后来格林斯潘告诉国会，如果他不及时行动，美国的整个金融体系就会因连锁反应而处于危险之中。不幸的是，美国政府并没有从这个来自放松管制的“负外部效应”的重大案例中吸取教训，而是变相地鼓励金融机构冒更大的金融风险和冒更多的“道德风险”，反正一有大麻烦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