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的，可独立确定的。偏爱和不确定性都起一定作用，与政治相关的制度性“路径依赖”更是如此。美国的宪法就有这方面的明显事例。总统为什么不直接民选而要由“选举团”选举？参议员为什么不是按人口比例而是每州一律两名？这样“不公平”的设计给美国的民主带来严重问题。然而，这已经在既得利益方面产生历史性“锁定”效应，想把宪法改得更民主平等一点，已是几乎不可能。
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2）
从这种“路径依赖”论据也可以看到中国没有采纳“选举式民主”或“多党制民主”的原因。人们偏爱非对抗性政治组织，是表明人们已长期适应一种生活方式，若要改变它，甚至只是议论要改变它，都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和恐慌。这不仅仅是需要付出心理上的代价，而且还会由于潜在的“心理模式”或“思维方式”的改变而付出相关的认识上的代价。这样，不确定性就会起作用。考虑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注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是前后左右的联系而不是孤立的事物，中国民众将会计算从德能政治转到多党竞选将会给他们的生活福祉带来多大影响。为变化作准备、向新制度过渡以及新制度的实际运行，人人都会算自己的得失账，形势就会变得失去确定性了。在这些过程之中，对于所得最多或所失最多的人来说，他们的付出就会超出心理的和认知的范围了。
在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中国的“虎斗”文化遗产时，我们得知竞选民主的“自发遵守”和“开放参与竞争”已在中国现代史上证明是行不通的。在中国，“开放参与竞争”的选举过程进行于党内，而不是在多党之间。这一“政治文化”论据与“路径依赖”论据几乎像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一“政治文化”论据还能说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只有双方都是“虎”时，才会斗；若有一方不足以称“虎”，就斗不起来。
对于中国没采取西方的民主制，论据还不只这两条。假定多数中国人都确信对他们来说，竞选民主比德能政治更为有利，这时仍然有一个“集体行动”问题。常识说一个群体内若人人都有共同利益时，则人人都会通过集体行动以实现这些利益。有些人觉得这道理是再明显不过了，所以他们热心地提倡在中国推翻现政权以实现民主。这些主张在互联网上下翻腾了相当久了。不幸的是，似乎明显的道理又是明显地错了。
回想一下感恩节故事中谈过的“搭便车”问题。一方面，有些人提议用暴力实现政治变革，这需要付出巨大的组织费用；另一方面，有些人觉得可以从这一变化获利，但却指望别的人来承受那种代价，也就是指望别人开车而他们则搭便车。曼库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只有当集体行动只给其积极参加者提供好处时，人们才不会想“搭便车”。倘若没有人能阻止搭便车，而且他们分得一份好处也不会损害他人利益，那么这些人自然会想“搭便车”了。因此，即使有大批人有共同利益，也仍然需要有具体的或特别的刺激因素来激发大家参加集体行动，否则集体很可能仍旧行动不起来。
奥尔森的洞见还不只于此。若想在中国实施暴力政治变革，那就必定会牵涉到大量的人。但策划集体行动时，大批的人会面临较高的费用（代价随规模递增；而且行动者个人代价随规模而比例递增），而人数少会面临较低的费用。此外，与人们为成功的集体行动可能要付出的代价相比，这大批人当中个人所得到的人均利益较小（利益随规模而比例递减）。人数少的集体行动不仅会面临较低的费用，而且行动者得到的人均利益较高。。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3）
总之，若是多数参加者没有强烈的特殊的利益刺激，那么，共同利益也保证不了成功的集体行动。而且，即使有强烈的特殊的利益刺激，但若组织代价太高，仍然保证不了成功。1644年，当满族人越过长城占领中原时，满族人口大约只有200万人，而汉族人口当时已有亿多人，比满族人多60倍。汉人应抵抗满人入侵，这利益刺激显然强烈，但仍然未能阻止满人的入侵。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亦是如此，因为当时的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集体行动的逻辑，包括“搭便车”、“代价随规模而比例递增”和“利益随规模而比例递减”，过去起作用，现在同样起作用。同时，说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竞选民主，这本身就很不确定的。过去30年的经济迅速发展（见本书前几章）带来了实在的利益，而竞选民主会有什么结果还说不准，这就跟“集体行动的逻辑”一样有说服力。
是否有可能在现政权内部以较小代价实现民主变革，就如同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以及上世纪90年代李登辉在台湾地区所做的那样？当“外部方式”看来行不通时，“内部方式”显得很吸引人。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公开性”促成了叶利钦的上台。当叶利钦1991年6月当选俄罗斯总统后，俄罗斯这个苏联的最大共和国就变得即使联盟瓦解，俄罗斯也可以独立存在。1991年8月强硬派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失败，加快了苏联的崩溃。内部的竞争势力导致了俄罗斯的民主制，而台湾地区与此相似，执政的国民党势力减弱和###势力增强，促成了台湾地区的民主制。李登辉这个台湾本地人1988年上台后，民进党打着主张民主和主张独立的旗号登上了政治舞台。李登辉本人被广泛认为是主张###的，终于让###在2000年自由选举中当政。
苏联和台湾地区不仅是靠精英“从内部实现民主”的例子，而且也是竞争势力导致了民主而避免了内战的例子。苏联瓦解中避免了内战是因为左翼力量太弱。在台湾地区，“权力资源的广泛分布”避免了内战，是因为有中国大陆的压力和美国的影响力。也许真的是任何一个地方都能选择民主制（似乎文化不起作用）。但实际做起来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文化仍以隐蔽的方式起作用）。俄罗斯的民主制现已表明是“进一步退两步”（像印度一样，俄罗斯的地方领导人仍由中央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台湾地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并不是一句空话。一个人要入党，须经过严格挑选，只有表现优秀才能成为党员。又得经过一个很长过程才能当上干部，先在地方上得到提拔，然后才能得到一个国家级职务。即便在上级有关系，还得看德才如何。现在党内以及日益重要的人代会内还有差额选举一关。德能政治制度下的组织逻辑，若非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透的。中国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对组织的忠诚是党内一切活动的关键。任何离心企图都是禁止的。一个党员即使自以为是为“正义事业”奋斗，只要是脱离组织自行其是（体制外行为），就得受批判受处分并羞愧自责。一个“理性选择”的领导人连小错误也不敢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如果主张实行竞选式民主制，就会被认为是政治机会主义者，企图躲避那长期考验过程而“走捷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4）
台湾地区第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已因为他自己的腐败丑闻而深深陷入政治困境，这就更加让“理性选择”的主张占了上风。事实是竞选式民主制并不能保证政府廉洁。相反，它还引起更多的社会对抗，让更多的人卷入政治。
2006年8月，###的支持率只有18％，还远不如深陷伊拉克泥沼的乔治·沃克·布什总统的29％支持率。到同年9月，###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10％（布什2007年初支持率27％）。领导人丢尽了人，社会必然也乱，竞选式民主制原先的抽象许诺也都兑现不了。
台湾的民主制让人们更加期盼最高领导人是有道德的人，要符合“圣君”的传统。但另一方面，民主制让民众有了更大的抗议自由，从而有可能增加社会的不安定。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的最大悲剧之一，是他们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强调照程序办事而不顾选民的利益。最明显的例子是2006年台湾的“倒扁”运动。千百万台湾人走上街头表示了对###的失望。可是台湾的那些议员们却纯粹出于自私的目的而拒不支持弹劾###，因为他们担心来一次改选（弹劾成功立法院要解散改选）。程序主义的制度化使得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政府仍然不被及时剥夺其合法地位，这表明注重手段的程序民主制不能对民众的紧迫要求作出反应。
如果说台湾地区提供一个负面示范，那么新加坡就是提供了一个正面示范。像台湾地区一样，新加坡的文化也是源自中国。它在19世纪成为英国殖民地，1965年独立后，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一院制的议会拥有多数席位而执政，领导新加坡成为世界一流的城邦。
作为东南亚现在的金融中心和高科技中心，新加坡以政府廉洁而著称，生活水平居亚洲第1位和世界第11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22位。在它的将近440万人口中，华人占77％。新加坡提倡儒家价值观，强调稳定的家庭生活，鼓励多生孩子。它广泛实行公费住房、公费教育、公费基础设施和非补贴公用交通（对私家车征收高税）。它的海港和航空服务及公务员服务都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它的失业率低，种族矛盾少，污染水平低。博彩业2005年合法化了，旅游业非常发达。
然而新加坡的文化也立足于严格的“法律与秩序”的法治基础。在“新闻自由”方面，它在世界上167个国家中名列第140位，人均死刑率居世界之首。然而，新加坡犯罪率低，“经济自由指数”一直名列第2位，仅次于香港。对于“低新闻自由”的批评，一位新加坡人回答说：菲律宾一向是亚洲新闻最自由的地方之一，可是它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都仍然乏善可陈；美国的新闻最近几十年倒是越来越自由了，可是在这同一时期社会的治理越来越差。自由的新闻与好的社会根本没有因果关系。新加坡也许并不是任何地方都可学习的榜样，它的细微管理、社会工程和小型控制措施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但是新加坡证明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情况来建立自己的政体，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确是最好的例证。
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5）
对于一个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的经济阶层分化也不是太大来的国家说，传统的理想是圣君式的领导有正直官员所支持。西方的“党派政治”在中国根本没有生存的基础，因为在中国的相互依存的文化中，对大众利益的关切总是比对特殊利益的关切更有力一些。中国有和谐平等传统，而没有“党派政治”，“和谐平等”与西方的“竞选式民主制”是不相容的。
中国农村的直接选举曾受到广泛报道，但这些选举如今却污点不少，如富人花钱贿选，雇人投票，选出的村干部不是人们敬重的人。中国一位记者章敬平在他的《浙江发生了什么：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一书中谈到了这方面的不少故事。故事之一是：一位农民在2002年夏天白吃了27顿酒宴，因为当时要选举村干部，参选的那些人为了拉选票就纷纷宴请村民。他觉得可惜的是村干部3年才选一次。
章敬平谈到政府想了许多新的办法来提高监督工作的效率和提高官员们的责任心。其中包括：即将上任的地方政府官员保证建立社区福利基金；人大代表直接给报纸写专栏文章；要求当选官员上一种特殊的保险以防止犯错误。他得出结论说，尽管当代中国已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但基层政府即使不是依靠，至少也是不得不顺应传统的道德观。
中国民众开玩笑说这样的政治就像一场选美秀。但是，即便是在“超女”之类的非政治性选拔赛，也不是像“美国偶像”选拔赛那样全由民众投票决定胜负。需要民众投票，是出于商业目的（打电话投票时被收费），而谁能进入下一轮比赛，决定权是掌握在评委们手里，直到决赛都是如此。在2007年的“快乐男声”比赛中，为被淘汰者挽回面子的做法精致到了极点，最优秀歌手的评定程序则是复杂到谁也听不明白的地步。评委的决定是受尊重的，有时还有大得多的分量。在湖南卫视的“名声大震”歌手比赛中，评委给的分数可以高达10分，在公开统计分数时，评委给的每1分抵得上观众投来的1000张票。在通俗文化中，权威的传统都是如此根深蒂固。现在多元化的趋势在中国有明显增长，但德能政治的影响仍不会减弱多少。总之，当选举机制应用于中国时，在政治竞赛中不存在多党因素，在非政治竞赛中则仍然保留着权威因素。
在这方面，海外的“###”更是不值一提。1989年以来情况如何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团糟”。它叫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叫民主。它的“民主选举”成了马戏团中的小丑。“###”活动分子还不到100人，而且多数是“兼职”的，可他们中间的党派或组织竟有35个之多——平均每个“党”的成员不到3人。谁也没有能力或威望把别的人团结起来，而当他们短时间凑合到一起时，就彼此争权夺利。选举程序被扔进了垃圾桶。他们腐败，抢了外来的经费就跑。他们彼此攻击，彼此指责对方是共产党间谍。
这一切都毫不奇怪。但最有趣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什么“民主运动”。为了生存，他们需要经费；为了获取经费，他们需要有自己的组织来自己控制。如果能从台湾得到钱，他们支持###毫无问题。当然，中国政府对此感到高兴。你们要民主，好，现在你们自己有民主了。结果如何？中国不仅出口便宜商品，而且还出口廉价的###者。美国政府把他们进口了，却发现他们一无是处，顶多是给一点无用的道义支持。“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