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还出口廉价的###者。美国政府把他们进口了，却发现他们一无是处，顶多是给一点无用的道义支持。“给他们民主吧”在这里成了一句咒语。应该体现于选举民主的尊严和虔诚已经被玷污了。难怪有许多人已完全撤出来了。他们企图体验民主，结果却完全适应不了民主。
至此，否定在中国搞“西方民主”的论据主要是在“实证意义”上，而不是在“规范意义”上。逻辑主要为“是怎样”，而不是“该如何”。这就是说并不涉及“价值问题”或“道义问题”。多党竞选民主制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被证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这种“行不通”能在道义上被证明是有理的吗？换而言之，还能说西方民主制在道义上优越于中国的德能政治吗？在否定西方民主制的论据中，“民族主义”论据、“主体价值”论据、“法治”论据和“文化道德”论据将在下一章中再予以探讨。关于“为什么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制”的问题，总共有以下12点论据：
1。“政治文化”论据
2。“路径依赖”论据
3。“集体行动逻辑”论据
4。“政绩”论据
5。“理性选择”论据
6。“负面示范”论据
7。“正面示范”论据
8。“和谐平等”论据
9。“民族主义”论据
10。“主体价值”论据
11。“法治”论据
12。“文化道德”论据
以上这些论据，每一条都可能显得是孤立的。但集中在一起时，它们就成为一个互相强化的整体。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是“人类最终的统治形式”。对于中国来说，西方民主制却像是塞缪尔·贝克特的话剧《等待多戈》描写的情景。该剧打破常规，有对白而无解释，也没有剧中人动机和可供剧评家关注的情节。剧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们等待的多戈也没有出现：
弗拉迪米尔：那么，我们走吧？
埃斯特拉根：是啊，咱们走吧。
他们没有动。
中国的崛起被某些人认为是比中国的实际来得更快的闹剧。“中国西方民主化”的闹剧又怎样呢？它在某些人的脑子里是不是比中国的崛起来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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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人祸（1）
2007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变成了狩猎场，赵承辉开枪打死了32个人，然后自杀，酿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惨案。在中国和美国，人们对这一悲剧的反应显然不同，然而其文化含义却基本上未得到认识。当最初有消息说那枪手可能是来自上海时，许多中国人，甚至还有中国政府，都极其紧张不安。后来查清赵承辉是韩裔学生，中国人大大松了一口气，有些人开始在网上发表一些不得体的和不负责任的评论。在热烈的讨论中，香港新闻媒体的评论员尖锐指出，中国人整体说来还不成熟，有人先是忧心忡忡，继而幸灾乐祸，而美国人却是冷静而又成熟，作出了有信心和意志坚强的反应。真是如此吗？
1991年11月1日，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学生卢刚冲进教师办公室开枪打死了他的导师和几个同学，然后自杀。卢刚先是失去了他的工作，申诉又无效，就采取了给全校造成巨大创伤的这一行动。密歇根大学两位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生注意到美国报纸和中文报纸对这一事件的原因的报道有明显差别。于是他们系统分析了《纽约时报》和中文的《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从中看出，美国记者将这一惨案归因于凶手个人的性格（“脾气很坏”，“个性凶狠”，“相信开枪能发泄愤恨”），而华人记者则将此归因于环境因素（“与人交恶”，“曾与被害学生竞争”，“中国尖子学生教育方针的牺牲品”）。华人记者如此说，是想替自己同胞辩白吗？
仅仅两个星期之后，一场惊人相似的惨案又发生在密歇根州皇家橡树公园一个邮局，一个名叫托马斯·麦基尔文失业了的原邮政工作者开枪打死了他的原上司和几个同事，然后自杀。密歇根大学那两位心理学研究生又对比了那两家报纸的相关报道，希望从中看出华人的“民族偏见”。这一次，仍然是美国记者强调麦基尔文的个性，例如“常以暴力威胁人”，“动不动就发火”，“精神不稳定”，而华人记者仍然注重环境因素，例如“不久前遭解雇”，“与上司相敌对”。
这一结果促使这两位研究生作进一步调研。他们将这两次枪杀案的案情材料印发给一些美国大学生和华裔大学生，请他们给相关的个性因素和环境因素评分。从答卷看出，美国人强调的是个性，而华人华裔强调的是环境，不论凶手是哪个民族的都是如此。这两位研究生找到了答案：“偏见”不在于国籍和民族属性，而在于对事件原因的认识有所不同。为了再进一步检验调研结果，他们列出了这两个案件的环境因素，请那些参加答题的学生再表态：倘若环境因素并非如此，惨案还会发生吗？是否有避免的可能？美国学生大多认为惨案仍会发生，而华人华裔学生倾向于认为有避免的可能。他们又对另外一批学生作调研，列出了与凶手作案动机可能相关的种种环境因素，请答题者删除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因素。结果是，亚洲裔学生删掉了37％，美国学生删掉的多得多，达55％，表明他们对事件复杂性的评估以及整体论世界观方面确实有所不同。。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人权与人祸（2）
这是2003年出版的《地理思维：亚洲人和西方人有何不同》一书所收录的许多调研案例之一。显然，本章开头谈到的香港媒体评论员见解错误，因为他们无视文化心理学方面的差别——中国人紧张不安，完全是因为他们一贯从人与人的关系背景考虑事件的原因（韩国人的反应也大致上与此相同），而美国人的冷静根本不是由于他们性格坚强和自信，而是因为他们只从个人性格出发考虑原因。这本书的作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教授，安阿伯市的密歇根大学文化与认识研究计划两主任之一。他一直在美国和亚洲为传统的“国民性格研究”进行直接实验，从而提供这样的信息：人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和西方人几千年来保持了很不相同的思维体系，而这些差别是可以从科学上加以衡量和从文化上加以解释的。他写这本书是要回答如下问题：人的性格真是“硬件”吗？人类所有群体都是以相同方式感知和推理吗？我们都体验过的差别模式是使用不同的“工具”来认识世界的结果吗？
尼斯贝特的实验室测试表明，像上述例子中那样的认知事物原因方面的差别不仅存在于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对动物行为以及物质世界因果关系的解释之中。他发现对事物原因认知的差别反映出中国人和美国人注意力的差别。虽然这两种文化在“人格特征”的理念上没有重大区别，但西方人更多地依靠用个人性情来解释事物的原因，因为他们较少注意环境因素和认识环境因素对于行为的相关意义。
这种所谓的“基本归因错误”反映出一个事实，即西方人易于注意“静物”而忽视背景。在亚洲和美国对历史教学方式进行的调研表明，美国历史教师通常是从结局讲起，而较少解释其来龙去脉的起因或催化因素。通常不是按“因果”顺序讲而是按“果因”顺序讲，很少按编年史顺序，喜欢从结果回头作推理或“目标导向”推理。尼斯贝特认为目标导向或先谈结果再谈原因的模式是表现出西方人的“个人主导”特性，即喜爱个人有行动的自由以及个人能控制自己的行动。“预言事件”的测试表明，参加测试的美国人较少可能陷入“后见之明谬误”，当预言被证明错误时也较少惊讶。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存在于各种潜在结果的“直接因果模式”，西方人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在原因分析中“难以辨正”的错误的倾向来自同一源泉，即注重目标及其性质，而不是注重背景。
尼斯贝特特别谈到“思想西移”：西方人对独立（对象）和依存（背景）的认识并不是铁板一块；从巴比伦人到古以色列人、希腊人、罗马人、意大利人，再到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英国的亚文化加尔文主义，直到美国，“一个国家位置愈是往西，总的说来也愈加强调独立的价值。此外，欧洲这些文化的差别也反映于它们各自在美国的亚文化继承者之间……在接受我们调研的美国人当中，白人新教徒行为模式最‘西方’，而天主教徒和少数种族群体，包括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则或多或少接近于‘东方’模式。”①他们先辈的学术思想史也恰恰显示出同样的模式。全景式的社会思想主要是产自欧洲大陆，而很少是产自英美。英美哲学家忙于原子论或语言分析，而欧洲大陆哲学家则推出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产自德国，社会学创始者是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而最有影响力的则是德国人马克斯·韦伯。 。 想看书来
人权与人祸（3）
尼斯贝特说，在一次“变化的性质”的测试中，参加者在图表上表现出正加速变化和负加速变化的趋势，结果美国人比中国人（华人）更多地预见到变化趋势，尤其是正加速变化的趋势。美国人线性思维优于循环思维，这看来符合西方人长期以来的创作，即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清教教义，到震颤派和摩门教，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直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都不同于中国人的信念，即完美的世界存在于某种过去的模式，而未来只是在更高的水平上重复这一模式（请注意对于中国人来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用于夺取政权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文化信念体系）。西方人的上述种种乌托邦思想都有共同的特点：线性进步，实行后即长存，依靠人的努力而不是靠命运或神的干预，对人性持平等和极端假定。
在中层经理人员参加的与就业相关的调研中，90％的西方人希望自己的工作岗位能鼓励个人发挥积极性和实现个人的奋斗目标，而50％以上的亚洲人希望自己的工作岗位是人人团结互助，谁也不争强好胜突出个人。90％以上的西方人认为自己的职位是有一定期限的，而持同样观点的亚洲人只占40％。60％以上的西方人反对职位高低与年龄挂钩，60％以上的亚洲人对此没有意见。在考虑解雇时是否应顾及以往的业绩，75％以上的西方人认为一个人现在表现不好就该解雇，持此观点的亚洲人只占20％。参加测试的一些欧洲人得分是介于美国人和亚洲人之间，这又是“思想西移”的一个表现。
有一道问题是“熊猫、猴子、香蕉”这三者当中，哪两种关系较紧密？尼斯贝特发现，美国学生明显地倾向于“生物分类学”（熊猫和猴子都是动物），而中国学生倾向于“主体关系”（猴子吃香蕉）。在另外一次对美国儿童和中国儿童的测试中也出现同样的差别。尼斯贝特认为这种感知和推理上的差别一定是与社会化因素有关。美国孩子学名词比学动词容易，因为动词意味着关系，活动性强，而名词一般是惰性的。
然而发展心理语言学家们发现，东亚的儿童跟西方儿童不一样，学名词和动词的效率是一样的。亚洲母亲教幼童识字往往是从社会生活常规教起，而美国母亲则往往从名词教起。在英语中，表示一个东西或一类东西是靠词形变化，例如“a duck”，“the duck”，“the ducks”，“ducks”。在汉语中，这些区分是靠上下文和事实提示语来表达，属类区分通常晚一点再学。
英语是“突出主题”，汉语则是“突出论题”。例如，问客人要不要再来一点茶，英语是说“More tea？”突出的是“茶”。汉语则是说“再喝一点？”突出的是“喝”。在西方传统中，物体被认为是其种属的抽象属性组成的实体。对于这些稳定的实体，其行为可作线性预言，而不受环境因素左右。支配物体的规律是可以学习到的，因此这些物体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在东方传统中，物体被认为是具有具体的属性，这些属性与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行为。抽象的属性并不是常在的（如抽象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并不反映现实，而只是表明一特定物体的一种特点。环境敏感性说明物体以及物体与物体的关系是复杂的，不那么好控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人权与人祸（4）
以下两类成语，哪一类更有意义？“半块面包总比没有面包强”和“一人对大伙非输不可”，或者“谦虚过了头就是半骄傲”和“要当心的是你的朋友，倒不是你的敌人”？尼斯贝特的调研表明，中国学生更喜欢那些看来似有矛盾的成语，而美国学生更喜欢成语直截了当。犹太人的意第绪语后来被用来再作测试，以免人们对熟悉的成语有偏见，但测试结果相同。
尼斯贝特认为，中国人喜欢用矛盾表达成语，表明中国人传统思维的辩证风格看重的是如何超越于冲突之上，找出冲突每一方的道理。这反映出一种信念，即处境总在变化，对立面相辅相成，以及一种相互依存的总体论观点。既然至理的反面亦为理，思想的基本信条就是寻求中庸之道。它也远不像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正题—反题—合题”思路那样咄咄逼人，因为努力的目的是承认和超越矛盾，而不是消除矛盾。它肯定不同于西方的一些逻辑定律，包括“同一律”（一个东西就是它自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即“跨环境一致性”——西方人认定民主就是民主，不应有什么中国特色的民主）和“不矛盾律”（一个命题不可能是在抽象和具体意义上既正确又错误）。
尼斯贝特提醒说，以上这些概括并不是适用于每种文化的所有成员，因为那些成员之间还有差异，其差别通常还很大。在东亚，有人发现日本人与自己直系亲属的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