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呢，它已变脏发臭了，部分河段已断流，黑色水草从淤泥里钻出来，冒着有毒的水泡，成群的鱼虾不见了，现在连鸭子都不愿下水，更何况人。我问乡亲们：是咋回事？他们说是邻县办了一个造纸厂，把这条河给染黑了，还有一些人搞网箱养鱼，把鸡粪鸭粪全往河里抛，好好一条河全毁了。我苦笑了一下，按现今时髦的话讲，这又是发展的代价了。一个县级造纸厂，大约能解决一两百人就业吧，提供的税收充其量也就几百万元。这在地方官员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绩，能成为晋升的资本。可沿岸数十万乡亲就惨了：天天守着一条臭河，啥也盼不上，冬天不能捕鱼，夏天不能游泳，人畜饮水全靠打井维持，生活全变样了。
有人说农村这些年发展了，标志就是农民盖起了新楼房。不错，是有一些人盖了楼房，买了彩电，但在没有河流滋润的土地上，即使盖上了摩天大楼，又能证明什么呢？我的总体感觉是，乡亲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实质性提高，特别是在生态环境方面，简直比一二十年前还要差。他们是在为一些官员的政绩买单，这个单也许几代人都买不完。
令我生出荒凉之感的，还缘于乡村的死气沉沉。村里人气极缺，青壮年全部外出打工，甚至很多五六十岁的男人都出去了，剩下的只是一些走不动的老人、少数妇女和孩子。村子以前有两千多人，现在不足千人。许多土地撂荒了，一些长年没住人的房屋也坍塌了。由于买不起车票，很多出去的人没有回家过年，有的甚至十多年都没回来了。我粗略打听了一下，全村出去打工的人，今年回家的只占三成左右。由于没有人气，整个村子冷冷清清，夜晚只听见狗叫声。
当然出去也是一件好事，全部守在家里更穷。那些出去的人，如果他们能够挣上一笔钱，把家安在城市，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然而，能够在城里安家的也就几个幸运者，大部分人还是要回来，回到这块他们打心眼里厌憎却又无法摆脱的土地。更糟糕的是，他们外出打工，孩子只能由留守的六七十岁的老人照管，结果老人得不到起码的休息，孩子也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孩子长大了，又像父辈一样出去，把一身力气卖给城市，然后拖着病体回到村庄。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宿命。
童年的伙伴中，有三人已命抛他乡：有一个在广州某建筑工地被水泥板压死，有一个在东莞得病无钱医治而死，还有一个在深圳因加入黑社会被判了死刑。他们其实只有三十多岁，正是人生的黄金阶段。奇怪的是，乡亲们谈起他们时，口气都淡淡的，也不见得有多少惋惜。也许大家都被这沉重的生活压迫麻木了，对生命的逝去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事实也是如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哪一处缺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那一处缺少命如蝼蚁的打工仔？当生命早已省略为冰冷的统计数据时，你能指望谁来敬畏这些有血有肉、有泪有痛的躯体？
出去的人日子过得不易，留下的人过得更艰难。这次回来主要是看望外公外婆，他们都垂垂老矣，整天倚在门边，基本上是等待着生命的终结。他们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七老八十了，还在养猪、种地，还在交农业税，2005年农业税总算减免了，可农资价格一下子又涨了。外公告诉我，上面说农民增收了，其实去年农资一涨价，年终算帐，反而减收上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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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看见荒凉（2）
两个舅舅都从外面打工回来。大舅今年51岁，还不得不在外奔波，他以前靠种庄稼，但不能糊口，去年一横心去了广州，在一家铁厂干轧钢筋的活，每天干十来个小时，月收入千元左右。大舅对此很满足，但我看着他满头逐渐灰白的头发，心里直叹息：这样的日子又能维持多久呢？二舅更惨，两个子女读书，一年要花费他一万多元钱，打工收入全赔进去了，全家至今还是住在低矮的瓦屋里。舅舅们说，他们最担心子女考上大学，或者家里人生大病，子女读书的费用起码要挣十多年，生一场大病更可能倾家荡产。其实在村子里，我两个舅舅的家境还不算太差，不知道其他家庭的承受力又怎样？说句消极的话，如果仅以能否吃饱饭来衡量乡亲们的生活，他们也可算脱贫了，但要以全面小康标准来考察，那他们还生活在“石器时代”。
村里通向乡镇的一条石板路，早被人撬得七零八落，成了又烂又窄的土路，凹凸不平，茅草过膝，遇到雨天简直无法下脚。旁边修了一条机耕道，说是“小康路”，但路上的石头比车轮还大，大货车都不敢行驶，因此一直没有通车。乡亲们赶场卖鸡蛋买盐巴，还是得走那条烂石板路，到场镇要跋涉一个小时。更伤心的是河边那座石桥，1995年被洪水冲垮，村民多次向村、镇反映，但上面拿不出钱，就一直无人修复。大家只好涉水过河，去年河里已淹死了三个小孩、五头生猪。说实在的，在老家那样的农村，要搞点公益事业，比如修座桥，修条路，修个蓄水堰塘，简直难于上青天。主要就是穷，村、乡镇拿不出钱，村民更拿不出钱，同时青壮年都出去了，也无法组织劳务工。于是，当路烂了、桥断了、堰塘垮了时，只能维持现状，得过且过，村庄也就益发破败、荒凉。
晚唐诗人韦庄说：“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他是担心功名未立，回乡会被人耻笑。而我这次回乡，倒真是有一种断肠之感，为故乡凋敝的环境、沉重的民生以及黯淡的明天。我不知道，这种状况何时会有所改变？中国太大，在广袤的中西部，如故乡这样的村子，何止千千万万，它们的命运谁来安排，环境谁来改变？村子里无数孤弱无助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能挣脱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一直承受的宿命怪圈，羸得一点真正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吗？至少在目前看来，这还是一种憧憬。
挤火车（1）
楚些
一个人与一个地方厮守终生，毕竟是别样的姿态，异地而居则成为我们共生的属性和可能。川流的时间，变动不居的内心，迫使着单薄的肉体紧随而行。
记不清第一次离开呱呱坠地时所住的村庄的具体时间，这些都已模糊，想重新梳理似乎不大可能。应该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小到还没学会走路，小到还是大人的玩具、累赘、幸福的时候，骑在他们的肩上，就开始去异地旅行。在不停袭来的慵困的间隙，偶尔会睁开眼睛，聚光于远近的草丛、树木、房屋、河流，也许那些事物并没有进入记忆，也没有激起兴奋，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终于踏上了旅程。
亘古的河流是不会停止的，我们的旅程也是如此，除非我们永远地睡去了。接下来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必须承受。
在真正的长途旅行到来之前，像我这样的乡村少年，使用的工具极其简单，主要依靠的是瘦瘦的脚板，再复杂和高级一点，则是自行车。有赖于此类工具，我完成了对异地的最初的勘探：散布于四乡八邻的亲戚所在的村庄，更远一些的学校，还有我们小小的县城。它们自然分布在我的旅程中，并得到不断重复和循环，像血液一般围绕着我的生活。
19岁以前，我的旅程是自足的，所踏入的空间地域不过方圆百里，往往是这样，从村庄出发，重复着同样的河流、山川以及矮矮的谷地。但在19岁以后，随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到来，有关另一种旅程的风景悄悄拉开了帷幕。
1992年，我独自踏上这一新鲜而又漫长的旅程。说是漫长，其实有点夸张，大学所在的城市位于家乡的北部，相距也只有千里。当时能够选择的交通工具除了公共汽车外，只有火车了。听别人说，坐汽车慢，需要10个小时，而且，本县还没有直通车，权衡之下，还是坐火车经济实惠。但是坐火车也需先搭乘汽车，经过4个小时的路程后再去换乘，其中的辛苦，直到后来的后来才有所体会。
在我们家乡，每当说到坐火车的时候，皆会使用“挤火车”这个词语，如果你使用了“坐”这个词，很多人都会匪夷所思。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大明白其中微妙的含义，等到后来经验增多，才最终明白“挤”的完整寓意。像我这样去异地求学的乡村少年，像他们那些以农民身份去异地打工的庞大一族，或者以普通旅客身份去外地的人们，几乎都要依靠“挤”才能攀爬到其实早已从贵族化身份阵营中退却下来的火车车厢内。
求学过程中的返乡，以及工作之后与故地的来去相往，都和坚硬的火车车厢紧贴在一起，十几年下来，挤过的火车虽然有数，但其中的经验却是无数，每一次都有所不同，它们叠加在一起，成为胸中的块垒。
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未使用过火车的卧铺车厢，即使在条件已经大大改善的今天，它在我的现实中依然是遥远的天堂。有几次公派外地出差，虽然有这样的机会，但还是被我主动放弃了。整整四年求学期间，“卧铺”的概念始终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展开，直到我工作之后，才第一次实现与这个词的遭遇，才触摸到火车这一熟悉事物身体之上延展出的另一种陌生，我有点莫名，也有点刺痛。
第一次见到火车这一钢铁大物是在信阳车站，时间是1992年的9月。当时的感觉茫然异常，只是随着巨大的人流涌入站台，听着由远而近的尖锐的汽笛、咔嗒作响的铁轨，然后就是它呼啸而来的身影。一个少年在钢铁长龙面前的手足无措，这是个极佳的艺术构思，但在现实中，它却一闪而过，像是蜻蜓的翅膀扇起的一波水纹。而怎样挤上去的记忆早已模糊，只有那些锋利的声音还残存在意识里。虽然是第一次与其见面，我想到的很少，欣赏到的则更少，在争先恐后的人群中，我所想的和所做的，惟有怎样挤上去这一问题。
我始终不知道，一个人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将无知的岁月走过。对于我来说，整个四年，都被无知所散发出的特有的味道覆盖，其中的痴狂，又使这种岁月有了更大的曲折。四年中，当我在火车上，在狭窄的过道或者两节车厢的拼接地带，在各种身体味道混合而成的空气里，我所注意的只有我的同学们，还有那些陌生的妙龄女子，我的想象和车厢内人们的普遍表情一样，是逼仄的，到达不了更远的地方。所以说，我虽然挤了四年的火车，但我还是不能够认识它，其中包括不知道卧铺的存在。
挤火车（2）
四年中间，在我们的旅程中，能够选择的只有两趟火车，分别是青岛—武昌、徐州—武汉的双向来回，横跨陇海线与京广线，皆是普快，草绿色的车皮，挂着一长列的普通车厢。一般而言，上车的过程都附带着大汗淋漓，更多时候是被后面的疯狂人群间接地推上车的，偶尔也会和其他同伴一道从车窗里钻进去，等到刚刚站定，便能闻见火车又一次的汽笛声。许多次我都以为自己根本上不了车，而结果总是鬼使神差，像是希区柯克侦探小说的结尾，所有的惊魂都将尘埃落定。于是，在无端的庆幸中开始寻找落脚点，除了座椅下方，四年的经历覆盖了车厢所能站立的一切地方。
迈过了那个四年之后，如今的我依然去挤火车，但也开始慢慢地认识火车，认识到一列火车正是底层中国的深刻缩影。从候车室的入口开始，那些奔跑的身影，慌乱的神色，挈妇将雏的双手，一一在我的眼前展开，这样的旅程注定是一场阔大的逃难。几乎所有的标识都被人们抛下，各式各样的本性在入口到站台的短短路途上，在站台上人群的围聚里，在窄小的车厢门下，遍地绽开，求生的本能在本不关键的地方，大规模运用了。姑娘们在爬车窗的时候，并不在乎她们的裙子是否高高卷起；先登上车门的小伙子则站在入口处大声叫着同伴的名字，伸出长手去接他们递过来的包裹，而下面人群的叫骂声如潮水般起伏。一个人离去了，另一个人接着占据紧要路口，重复同样的戏剧；某个不大的孩子开始啼哭，但很快被淹没；小偷则乘机在人群中出没，这要等到上车之后丢失钱包之人的惊呼后才得以证实；至于列车员，无可奈何地抱着双手立在远处，神情淡漠，他们最有可能成为理解底层中国的一群，但事实上这样的机会皆被他们放过了，他们的目光高不过车皮。挤火车的间隙，上午或者下午，这一段的时间发生着崩溃，不远处的风和阳光，以及遥远的天空成为真实的虚构。当这短暂的一段成为过去，车厢内则是另外世界的构成，女人开始成为女人，男人开始成为男人，民工，学生，工人，布尔乔亚，这些身份也开始回归，慌张终于结束。在不同的车站，一些陌生的人下去了，另一群陌生的人填补上来，而他们的经历，则成为观看的内容，夹杂着复杂的滋味，人们很快恢复了平静。而对于车厢来说，形式虽有些变更，却不影响照旧的内容。
和19岁以前一样，19岁以后的旅程以及旅程中的故事不断地重复，这些经验生长在我的哀愁中，帮助我认识和了解外在的世界，它是我生命中的水分，虽然不够纯净，却依然能够滋养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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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为什么这么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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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买到上午发车的火车票只得又返回学校，吃完中饭我首先想到的是家里。今天是国庆节，虽然农村感觉不到这种气氛，但总感觉到要说点什么，电话重拨几次无人接，我的心开始紧张起来，我担心家里又出事了，像暑假那样我不得不立即赶回去，带着恐怖和害怕，但愿这不要影响这次调查。带着忧虑和不安，我渐渐睡着了。
醒来第一件事依然是拨打家里的电话，依旧没人接听，我由不安变为害怕，甚至在想着可能即刻之间要退掉去十堰的票而踏上回家的火车。还好邻居的电话通了，奶奶（按辈分叫）接听了电话，她已是80多岁的人，要是城里人应该儿孙满堂安享晚年，可她还不得不帮助做许多的家务。去年她的大儿媳患肝炎去世，而今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