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假装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杰利向乔治解释道:“‘我很想知道,’我说:‘这个易金明到底是谁?’那个大男孩望着我,好象我是个笨蛋似的。他说:‘英国间谍’他说的话没有人听到。你也明白,他们当时都在大叫大嚷,唱着俏皮的歌曲。他女朋友的头靠在他肩膀上,不过她已神魂颠倒,陶醉在七重天里。因此他只管继续对我说,并为自己的英语感到自豪,你明白吧!”
“我明白。”乔治说。
“‘英国间谍。’他直接在我耳边大叫。‘战时和捷克游击队一起作战。回来时自称为何杰克,后来被俄国秘密警察开枪击中。’我只是耸耸肩膀说:‘老弟,我没听过。’你该明白,不能催他,一定不能催他,否则会把他们吓跑。”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乔治诚心诚意地说,而且他耐心回答杰利插问的有关安妮的问题,以及终生爱一个人——确确实实去爱——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我国是征兵制,”照韦杰利的说法,那大男孩是这样开始的:“我一定要服役,才能进大学。”十月里,他一直在勃尔诺附近的森林里接受基本训练。那儿的森林经常有许多军队,在夏天,整个地区会关闭一个月不让百姓接近。他正参加一次无聊的步兵演习,为期大概两个星期,但才第三天,就无缘无故取消了,部队奉命开回城里。命令是这样的:马上收拾装备回原营区,整个森林区必须在黄昏前出清。
“几小时之内,各种无聊的谣言满天飞,”杰利继续说:“有些家伙说,是狄诺的飞弹研究中心爆炸了,还有些人说,几个训练营发生叛变,正在与俄国士兵枪战。或说布拉格发生暴乱,俄国人接管政府,德国攻击——天晓得还有什么事情没发生。你也很明白士兵是怎样的,每个地方的士兵都一样,他们爱说闲话,而且一直说个不停。”
提到军队,引发韦杰利问起几个他以前服役时的朋友,乔治跟他们不熟,而且忘记了。最后他们又继续聊下去。
“他们于是拔营,把所有装备都弄到卡车上,坐在那儿等车队进发。他们走了八百公尺后,一切再停顿下来,车队奉命离开道路。所有卡车驶进树林,然后陷在泥巴、水沟等一切该死的东西里,进退不得,情况显然十分混乱。”
韦杰利说,原因是俄国人正从勃尔诺方向开来,他们匆匆赶来,一切属于捷克的东西便必须隐藏起来,否则后果自行负责。
“首先是机车队亮着头灯风驰电掣地沿着马路疾驰,驾驶员则向着他们尖声大叫,接着是幕僚车和几辆老百姓的普通车。那大男孩数过,普通车共六辆,再后面跟着的是两辆满载全副武装之特种部队的卡车,那些人脸上还涂有伪装的迷彩。最后一辆是装满军犬的大卡车,所有车辆构成了一队声势惊人的长队。老兄,我会不会惹你厌烦呢?”
韦杰利用手帕轻轻揩掉脸上的汗水,然后眨眨眼,好象一个从昏迷中醒过来的人。汗水也渗透他的丝衬衣,看来好象刚刚洗过澡似的。乔治不大喜欢咖哩,于是再叫了两杯酒,以冲淡咖哩的气味。
“这是故事的第一部分,捷克军队出去,苏联军队进来。明白了吧?”
乔治笑着说他明白,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他都听得很明白。
不过,回到勃尔诺,那个大男孩很快就知道,他的单位还有任务没有达成,他们的车队跟另一车队会合后,第二天晚上,他们漫无目的地在乡间乱驶了八到十个小时。他们向西直驶到特比士,停下来等候通信单位发出一封长长的电报。然后改变方向,朝东南方行驶,直到接近奥国边境的米库洛为止。沿途中,他们疯狂地发出许多信号。谁也不晓得行军命令是谁下的。而且没人肯对此加以解释。他们在某个时候奉命装上刺刀,在另一个时候又奉命搭营帐,然后又收拾所有装备离开。他们随处都遇见其它单位:在布里克调车场附近,有一队坦克车在那儿兜圈子。有一次,他们还看到两门架设在轨道上的自行推进式大炮。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一样,都是混乱、无目的地乱闯。资深的士兵说,那是苏联人整捷克人的方式。再回到勃尔诺之后,那大男孩听到另一种不同的说法。苏联人在追踪一个名叫何杰克的英国间谍,他一直在窥探研究站,而且打算绑架一位将军,俄国人已把他射杀。
“那大男孩不懂了,就去问,”杰利说:“那厚脸皮的小鬼跑去问他的士官:‘如果何杰克已被射杀,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乡间乱闯,制造骚动?’那位中士告诉他:‘军队就是这样的。’全世界的士官都一样笨吗?”
乔治平静地问道:“杰利,你谈到了两个晚上的事情,到底苏联人在哪个晚上开进森林?”
韦杰利扭曲着脸,一副困惑的样子。“乔治,那大男孩就是想告诉我这件事,那正是他在史坦勒酒吧里想说给我听的事,把所有传言澄清一下。苏联人在星期五就开入树林了,但是他们一直到星期六才射中何杰克。所以那些聪明的人说:你看看,苏联人在等候何杰克露面呢。他们老早晓得他要来,晓得那是他的命运,等待他自投罗网了。你看,这是个很糟的事,有损我们的名誉——懂我意思吗?而且对我们的大酋长和族人都不好。喝酒吧!”
“喝酒。”乔治说完,喝了口啤酒。
“顺便提醒你一声,德比也是这样想的,我们的看法一致,只是反应不同而已。”
“看来你也曾经把整个故事告诉过德比,”乔治递给杰利一大盘菜,一边轻描淡写地说。“你本来也是要去见他,告诉他你已替他在布达佩斯送出了那个包裹,因此顺便把何杰克的事告诉他。”
杰利说,对,当时情况就是那样,他正为这件怪事苦恼不堪,事实上,这也是他写信给乔治的原因。“德比说那个故事一点价值也没有,完全是军中的无稽之谈。起先他还非常亲热,拍拍我的背,说韦杰利应该当市长。第二天早上,就向我大发雷霆。我们十万火急地见了面,他开车载着我在公园附近转来转去,一味向我大吼大叫。他说我最近实在是醉得离了谱,已经真假不分了,他一直说这类话,令我实在很不开心。”
“我想你一定很想知道,在这之间他跟谁谈过。”乔治同情地说:“他用的确实是怎样的字眼?”他问问题时,态度并不很认真,似乎只是想把整件事弄明白而已。
“他告诉我,那可能是个精心设计的阴谋,那大男孩是个煽动分子,目的是分化马戏团,让我们自咬尾巴,他责怪我散播不成熟谣言,几乎拉掉我的耳朵。于是我对他说:‘老兄,德比,我只是据实情直报,老兄,不必气成这个样子。昨天你认为我还不错,现在何必对我大发脾气。如果你不喜欢那个故事,那是你个人的事。’我不想再听他唠叨下去了——你懂我的意思?这不是很不合逻辑吗?这种可鄙的家伙,喜怒无常,一忽儿冷,一忽儿热,他从前不是这样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杰利象个假装在思考的学童用左手抓抓头侧。“‘好啦,’我说:‘算了。我会把这件事写出来登在报纸上,不写苏联人先到那儿的事,而是写另一部分——树林里的龌龊工作这类无聊的东西。’我对他说:‘虽然马戏团认为它不够好,相信在报社还派得上用场。’后来他又碰了一次钉子,第二关,有个猫头鹰打电话给报社老板,不准‘那头大狒狒’韦杰利写易金明的故事,并给他一分正式的警告单:‘一切与化名为何杰克之易金明有关的进一步报导,都损及国家利益,必须严加禁止。’因此我又回去报导女子桌球队的消息了。干杯吧!”
“那个时候你已经写信给我了。”乔治提醒他。
韦杰利面红耳赤。“很抱歉,”他说:“我受反仇视和猜疑,刚从外面回来,最好的朋友又不信任我了,不如找个陌生人。”他接着说:“那时我认为德比有点过分。我不该写信的,对不对?那是犯规的。”在尴尬的表情中。他挤出个苦笑。“不久,我又听说你被开除,更觉得自己是个大傻瓜。你不会是独个儿在进行调查吧,老兄?不会吧……”他没有再问下去,不过他或许已知道答案了。
他们分手的时候,乔治轻轻地搭着他的胳臂。
“如果德比再和你联络,我认为最好不要告诉他我们今天见过面,他是个好人,但他老是以为别人连手反对他。”
“老兄,我不敢做那种好梦。”
“不过如果他真的在这几天跟你联络,”乔治继续说,声音听来好象漠不关心似的。“你甚至应该警告我,或许我可以帮你圆谎。我想起来了,不要打电话到我家,拨这个号码。”
韦杰利突然匆忙起来,那个足球员的报导是不能再拖了,但当他接过乔治的名片时,却奇怪而尴尬地避开乔治的目光,问道:“老兄,你没在做什么不对劲的事吧?”那笑容可真是难看。“族里没发生什么大骚乱吧?”
乔治笑一笑,轻轻把一只手搭在杰利宽大而微驼的肩膀上。
“随时来聊聊。”韦杰利说。
“我会记住。”
“我一直以为打电话给报社的人是你。”
“不是我。”
“或许是叶普溪。”
“也是他。”
“随时来聊聊,”韦杰利再说一遍。“对不起,你知道。代我问候安妮。”他犹疑不决了一阵子。
“杰利,有话就说吧。”乔治说。
“德比说了些有关她和彼尔的坏话。我叫他少废话,没那回事,对不对?”
“谢谢,杰利,再见。”
“我知道没那回事。”杰利很高兴地说,然后竖起一根当做是羽毛的手指。
第二十九章
那晚,乔治独自一人在爱黎旅馆的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于是再次拿起欧莱肯在孟德皑家里交给他的卷宗来看。那是五十年代后期的档案,当时的“马戏团”象政府其它部门一样,受到彼此竞争的压力,不得不严加调查所有办事人员的忠诚。大部分的调查所记录的只不过是些日常工作和琐事:电话截听记录、监视报告、跟研究员和朋友等人无数次会谈记录。但其中有项文件却象磁铁一样吸住了乔治,使他看完后还放不下手。那是封信,索引栏里直接注明:“韩彼尔致范史维信件,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说得明确点,那是大学生韩彼尔写给导师范史维的信,而范史维是“马戏团”的情报员探子。彼尔在信上推荐年轻的裴杰岷,认为他是英国情报局应该吸收的新血液。该信有段歪歪斜斜的注,那无名作家写着:“‘乐观者’是上等阶级的基督教俱乐部,会员大都是伊顿学院学生。范史维(曾获英国荣誉勋章,见人事档案某某号)是乐观者俱乐部的创办人,在那年,韩彼尔(档案编号无数,可前后参照)是最出色的会员。韩彼尔的父亲在世时,也是该俱乐部会员。‘乐观者’的政治色彩极为保守去世多年的范史维是狂热的‘帝国分子’,而乐观者俱乐部是他个人为‘马戏团’储备人才的地方。”很奇怪,乔治仍隐约地记得范史维当年的样子:一个瘦长的热心人,戴着副无边眼镜,拿着把英国首相张伯伦爱用的那种雨伞,脸上有种不自然的红晕,好象还在长牙似的小孩子。欧史蒂称他为最“神话般的教父”。
“亲爱的范老师,我建议您去调查一位众所周知的年轻人(审核员附注:即裴杰岷)。您可能会认为杰岷——如果您本来就认识他——是个略有成就的运动家。而您不知道但该知道的是,他是位极优秀的语言学家,但并不是个书呆子……”(接着是段异常正确的传说摘要……巴黎勒勤努公立中等学校毕业,申请伊顿学院,但从没去念;在布拉格念过耶稣会日校,并在斯特拉斯堡〔译注:法国东北部之一城市〕念过两个学期,双亲在欧洲从事银行业,属于小贵族,已分居……)
所以我们的杰岷对国外的情形非常熟悉,他那副孤儿似的外表非常吸引我,令我无所抗拒。此外,他虽然集欧洲各地之大成,,但可不要搞错,他仍是地道的英国人。他目前是个奋发但有点困惑的人,因为他刚注意到足球场边线外还有一个天地,那天地就是我。
但您必须先听我说我们认识的情形。
您也知道,我习惯(也是您的命令)偶尔改装到市场或市集,坐在下层人民当中,静听他们的先知在说些什么,并在适当的时机,也许提出点反驳。那晚的‘贵宾’是来自俄国内部、一个名叫瞿立基的研究院院士,目前在伦敦的苏联大使馆服务。他是个谈笑风生的矮小家伙。而且相当机智,有办法在这种看似无聊的事上搞出些名堂来。那天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名叫‘流行’的辩论俱乐部,亲爱的范老师,‘流行’是我们的敌人,相信您从我过去偶尔所作的攻击中已经很清楚了。长篇大论完了之后,俱乐部供应‘政治咖啡’,还有非常可怕的‘民主面包’。当时我注意到这个身材高大的人,独自坐在房间后面,显然不好意思混入人群中。我在板球场曾见过他,后来才发现我俩曾在凑合的球队里一起打过球,但并没有交谈过。我不晓得怎样形容他,他有那种个性,我现在是说真的。”
到这儿,字迹仍然很工整,但再下去就比较龙飞风舞。
“他有种沉重的沉默气质,使人会听命于他,确实说起来,是个不动感情的人。是那种精明能干、领导人于无形的人,您知道我一向不善‘演戏’。必须由您常常提醒我,您对我说,除非我亲身体验到生命的危险,否则永远不会了解生命的奥秘。但杰岷凭着本能扮演自己的角色……运用自如……他是我的另一半;我们俩合在一起,可以变成一个难以思议的完人,只可惜我们俩都不会唱歌。范老师,您可曾有过您知道必须出去找个新朋友、不然这个世界会在您跟前消逝的感觉吗?”
信上的笔迹现在又比较工整了。
“我说:‘尤斯拉格鲁’,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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