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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瑞基把收到的电报和保险箱上的密码簿扔给柏尼。
“来吧，”他说：“你的薪水不是白拿的，译出来。”
“这是要你亲收的电报，”柏尼反对道。“你看。‘由叶普溪拍发，亲收亲译。’我可不能译，这是最高机密。”
“柏尼，照他的吩咐去做。”麦士荻看着陶瑞基说。
十分钟内，三个人都没说过半句话。陶瑞基离开他们，站在房间的另一头，等得心惊肉跳。他已把手枪塞在腰带里，上衣放在椅子上，汗水湿了他的衬衣沿着背部而下。柏尼正用一把界尺读出一组组的数字，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他查到的字写在他面前的方格纸上。为了集中精神，他用牙齿咬着舌头，因此他缩回舌头时便发出一声轻响。他把铅笔搁在一边，拿起那张纸交给瑞基。
“大声读出来。”陶瑞基说。
柏尼的声音还挺和气的，而且带着点热心。
“由叶普溪拍发，陶瑞基亲收亲译。答应你的请求前，必须澄清事实以及/或者交出货物样品。‘对本局之安全有重大关系的情报’一句并不合格。容我提醒你在可耻失踪后现在所处的不利地位，望你停止目前的愚行，立即（重复一次）立即向麦士荻道出来意。局长。”
柏尼还没念完，陶瑞基就以一种奇怪而兴奋的方式大笑起来。
“就是这样，普溪小子！”他叫道：“是！重复一次不是！亲爱的柏尼，你知道他为什么拖延吗？他正在想办法从我背后开枪！他抓我的苏联女友就是用这套办法。这个老杂种，老调重弹了！”他拨乱柏尼的头发，对着他大叫大笑。“柏尼，我提醒你，这单位有些该死的下流人，所以你不要相信他们任何一个人。我告诉你，否则你永远无法长得又高又壮！”
独坐在黑暗客厅里的乔治，也正在管理部买的那张极不舒服的椅子上等着，头部以一种难过的角度夹着电话的听筒。偶尔，他会喃喃地说几句话，孟德皑也喃喃回敬几句，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分享着沉默。乔治的心情低落，甚至有点阴郁。象演员一样，在戏幕升起前，也会有种近似反高潮的感觉，以及一些伟大的事情缩小成一个既渺小又平凡的结局后的失落。正如在奋斗了一辈子后，死亡本身也是既渺小又平凡了。他并没有一种他以前所熟悉的征服感，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人，这是他害怕时的特征；并没有特别的理论或评断，只是思考每个人会受到什么影响，然后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他想到杰岷、山姆、虹霓、麦斯和韦杰利，以及这些人完全被破坏掉了的忠诚；在另一个不同的范畴里，他想到了安妮，和他们在康瓦耳悬崖上那段绝望而错综复杂的谈话。他在想，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不必依靠任何自欺就能存在的爱。他多希望自己能在事情发生之前起身离开，可是他不能这样做。他以一种颇象父亲的方式替古皮特担心，担心他如何承受成长期中最后的挫伤。他又想起他埋葬老总的那一天，他想到有关卖国者的心理，天下有许多说不出道理的、愚蠢的暴力行为，也有同样情形的卖国者吗？他这才发现他所信仰的一切知识或哲学上的法则，在面对人类的处境时就完全不管用了，这种消沉使他自己很担心。
“现在怎样？”他问电话那头的孟德皑。
“有两三个酒鬼，”孟德皑说：“大唱《看那被雨打湿的小树林》。”
“从没听过这首歌。”
把电话转到左边后，他从西装内袋中掏出把上好的丝绸衬里都弄坏了的手枪。他摸到枪的保险掣，一时间，他好笑地发现自己不知道向哪边推才是打开保险。他啪一声抽出弹匣，然后再装回去，记起战前在沙瑞特夜间射击场上，曾经这样连继不停地做过几百次；他记得有人老是用双手射击，一手握枪，一手握弹匣。“马戏团”里有个家伙要他把食指贴着枪管，用中指扣扳机。但他试过后，觉得很可笑，自此就没再试。
“我去逛逛。”他低声地说。
孟德皑说：“去吧。”
他拿着枪，走回杂物室那里、侧耳倾听地板有没有发出足以泄漏了行踪的辗轧声。想来那破旧地毯下大概是水泥地板，即使在上面跳，也不会引起半点震动。他用电筒发出两个短的闪光信号，过了一好会儿后再来两次。古皮特马上还以三个短闪光信号。
“我回来了。”
“知道啦。”孟德皑说。
他坐定以后，忧郁地想起安妮来：梦想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把枪放回口袋。运河那边传来一阵汽笛的呻吟声。在晚上？船只在晚上航行？一定是汽车发出来的。也许吉若自有一整套我们不知道的紧急程序？一个电话亭和另一个电话亭通话？一辆中途接载人的汽车？也许波莱可还有一个虹霓没发现的助手？这些他其实早已想过，这系统建立得无懈可击，能适应一切意外事故。谈到情报技巧，卡拉的确足以自夸。
还有他认为被跟踪的幻想呢？那是什么？他从来没见过那个影子，只是感觉到，直到他的背部似乎被他的监视者强烈的眼光刺痛为止，可是他还是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只有感觉到。他确实是老了，不能不提高警觉：以前从来不会发出声音的楼梯，没有风吹也在沙沙作响的百叶窗，车牌号码虽然不同，但外侧有同样擦伤痕迹的汽车，在伦敦地下铁道里那张你知道以前在某个地方看过的脸孔——多年来，他靠留意这些迹象活下来；其中任何一项迹象，都构成足够的理由采取行动、改变居处和身分，因为在这一行里没有巧合这回事。
“有一个走了。”孟德皑突然说：“喂？”
“我在。”
孟德皑说有人刚走出“马戏团”，他从前门出来，但他无法确定那个人的身分。他穿橡皮雨衣，戴帽子，体形颇大，行动迅速，一定事先叫了辆计程车在门口等他，一出来就直接上车。
“往北，向着你那边去了。”
乔治看看手表，他想，给他十分钟，给他十二分钟，他会在途中打电话给波莱可。然后他又想，别那么笨，他早已在“马戏团”里打过了。
“我要挂断了。”乔治说。
“祝你好运。”
在曳船路上的古皮特看见三次长闪光。“鼹鼠”已在途中了。
乔治再一次检查杂物室里的退路，把几张折叠式的椅子推到一边，在熨斗上别了一根绳子指示方向，因为在黑暗中，他的视力很糟。沿着绳子可到敞开的厨房门口，厨房有并排的两扇门，一到客厅一到餐厅。厨房是长形的，实际上是在建那间玻璃杂物室之前增建的房间。他本来想利用那个餐厅，不过那太冒险，而且他无法从那里和古皮特通信号，所以他在杂物室内等候。等候时，他一边觉得只着短袜的脚很可笑，一边擦擦因脸上的蒸气而使镜片迷蒙的眼镜。杂物室里比较冷，客厅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而且开过暖气，而这里只有些跟外面直接接触的墙、玻璃和地毯下使他的脚泛潮的水泥地板。他心想，“鼹鼠”会先到，“鼹鼠”扮演主人的角色。这是礼貌也是伪装的一部分——波莱可是吉若的间谍。
一辆伦敦的计程车就是一枚飞行中的炸弹。
这个比喻从他无意识的记忆深处缓慢地爬升出来，这个炸弹冲进这新月形地区时，低音沉静的消失，代之以有韵律的滴答声，然后在击中的地方，声音停止了。哪一幢房子——当我们在黑暗的街道上等候，蹲在桌子下或者抓紧一根绳子时——哪一幢房子被击中？然后是猛然关上门的声音，爆炸后的反高潮：如果你听得到，它就不是你在等待的。
但乔治听到了，而且这也是他等待着的。
他听到一双脚走在碎石路上的脚步声，轻快而有力。声音停止了。乔治荒谬地想，你找错门了，走开吧。他握着保险已打开的枪，虽然还在倾听，但是什么也没听到。他心想，吉若呀，你可真多疑。你这只老“鼹鼠”，是否嗅出这里有些不对劲？他想到马太太，也许她拿走那两瓶牛奶，设了一个警告，叫他走开。马太太破坏了这次的猎杀行动？然后他听见门闩转动的声音，一转、两转，他记得那是种班翰锁。——老天，我们将来一定要多照顾班翰公司的生意。这会儿那“鼹鼠”一定在拍拍口袋找钥匙。一个紧张的人或许已把钥匙拿在手里抓紧不放，在坐计程车的途中，还一直在口袋里玩弄它；可是“鼹鼠”不会这样。“鼹鼠”或许会担心，但他不会紧张。在门闩转动的同时，门铃响起来——又是管理部门的手法：高声、低声、高声。马太大说过，那表示是自己人；问题是她的人、虹霓的人或卡拉的？前门打开了，有人踏进这幢屋子里了，地毯上出现沙沙的走路声音、关门的声音、开灯的声音，接着看见厨房门下出现一道微弱的光线。他把手枪放回口袋，在衣服上揩一揩手心，然后再拿出来。在这同时，他听到第二枚飞行炸弹的声音，第二辆计程车停在门前，随即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波莱可不仅已手拿钥匙，而且早已准备好车资：不知道苏联人给不给小费？或许给小费不民主？门铃又响起来，前门开了又关上，乔治听到两个牛奶瓶拿到走廊的桌子上时发出的两响叮当声，这表示出良好的训练和一流的情报技巧。
乔治在凝视身旁的旧冰箱时恐怖地想，老天爷救我，我从没想过这点：假设他想把那两瓶牛奶瓶放回冰箱，那该怎么办？
客厅的灯打开时，厨房门下那线光突然变得较为明亮。一种异常的沉默笼罩着这幢房子。乔治握着那根绳子，侧身在冰冷的地板上向前挪动。然后他听到一些声音，起先朦胧而不清楚。他想，他们一定仍在客厅最远的一头，或许他们一开始时总是低声说话。现在波莱可走近了些，正在手推车旁倒酒。
“万一有人来打扰，我们的借口是什么？”他以流利的英语问道。
“可爱的声音，”乔治回忆着：“象从前一样柔和动听，我常常把录音带放两次，只为了听听他说话的声音。”虹霓你该来这里听听他的声音。
仍旧站在远处的那个人，用不清晰的低语声回答每个问题。“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再碰头？”“退路怎么样？”“既然我有外交豁免权，有没有要交由我携带的东西？”
乔治心想，这一定是一套基本问答，卡拉所设计之必然程序的一部分。
“开关关了没？拜托你检查一下，谢谢。你要喝什么？”
“苏格兰威士忌。”彼尔说：“要特大杯。”
带着一种完全难以置信的感觉，乔治听到那熟悉的声音高声读出那封在两天前乔治亲自替陶瑞基起草的电报。
然后，一时间，乔治的一部分自我突然公开反对另一部分自我。曾经在莱肯的花园侵袭他、自此以后就宛如一股令人担忧的潮汐般阻止他进展的、那个怀疑而且愤怒的巨浪，现在已驱使他走向绝望之途，然后叛变：我拒绝。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值得一个人为了它去毁灭另一个人。然而，痛苦和背叛的道路，总是要在某个地方到达终点。在此之前，这个背叛的人不会有任何前途可言，只能继续滑向另一个比目前更可怕的情况。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和安妮的情人，杰岷的朋友——就我所指——也是杰岷的情人，大众受其害的是他的叛国行为，而不是他那个人。
韩彼尔出卖了大家。身为一个情人、一个同事、一个朋友、一个爱国分子、一个被安妮笼统地称为“模范”的绝顶珍贵的团体中的一员，他背叛了他的每一种身份。他竭尽所能、公然地追求一个目标，但暗地里却在完成和它对立的目标。乔治很清楚，即使到现在，他还是没法完全了解这骇人听闻的重叠。但他自己的一部分已替彼尔辩护起来。彼尔是否也被人出卖过？他耳边响起虹霓的悲叹：“我所爱的这些人，为了大英帝国，为了控制时代的浪潮而接受训练。。。 。。。你们是最后两个了，乔治，你和彼尔。”他带着伤痛地心情明白地了解到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生来就是要让人画上大油画的，在“统治、分化和征服”这套理论下长大，他的眼光和虚荣心与叶普溪一样，都着眼在世界级的竞赛上，结果，现实的影响力像过不了岛屿的一波可怜的海水。因此，乔治不仅感到厌恶，而且——不管那一刻对他有多么重要——对他应该去保护的制度兴起了一股怨恨。“要知道，社会契约是双方面。”莱肯曾说。部长那不负责任的虚伪，莱肯那自以为是的道德标准。叶普溪狐假虎威的贪婪：这些人使任何契约都失去效用——别人为什么要效忠他们？
其实，他早就知道，他自始至终都知道彼尔就是“鼹鼠”。老总也知道，而莱肯在孟德皑家时亦已知道。虹霓、杰岷、叶普溪和艾德比也知道，他们几个人全都默默地分担着这件未曾明说但心里都有数的事，他们只希望它会像某种不应该发生在自己身上或从来没诊断出来的疾病一样不药而愈。
至于安妮呢？她知道吗？这是否就是康瓦耳悬崖上的那一天，罩在他们身上的阴影？
乔治看看自己目前的样子：一个没穿鞋的肥胖情报员，既辜负了人家的爱也无力去恨（这话很有安妮的口气），一手拿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