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遇到激流时，我站在竹筏上，撑着竹竿，左点一下，右点一下，把握着筏子的方向。悠悠地穿过石滩，自我感觉潇洒极了。当然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当筏子撞到礁石，我飞进河里，又被筏子重重地撞在我胸口上……虽然狼狈不堪，但我重新跳上去之后，站个骑马蹲裆式，左一撑，右一点地向前冲去，很快就把别人的筏子甩到后边。不久，又遇到那棵横架在河上的大树，我先纵身跃上树干，等筏子从树下漂过后，再跳回筏子继续前行。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4）
终于看到我上次撞进去的大石洞了，原来它是河道转弯时由激流长期冲刷在崖壁上掏出的石洞。我提早用竹竿撑住河底把筏头转往主航道，很顺利就过去了。而当竹筏要过瀑布时，我在筏子就要跌下瀑布的瞬间先跳了下去，等我从水中浮起，我的筏子也顺利地漂下来了，我翻身上筏顺流直下……下到那个滑梯式的大斜坡时，我是站在筏子上面任凭筏底蹭着石头，颠簸着哗啦哗啦响，滑行50多米仍“岿然不动”。
河流转弯时我又看到那棵狰狞的老树了，树下的那些老树叶，在白天看都是些很普通的叶子。这次我有了经验，没有让竹筏冲进那树根里。还有几里地就快到寨子了，河面很平静，我开心地站在竹筏上面唱歌，感觉太爽了。这次我是第一个回到寨子的。
10多天的时间，我们盖了20多间竹房，终于可以放假归队了。寨子离我的同学王开平他们住的地方比较近，我想去看看他，所以，当晚我一个人仍住在寨子里。我点着灯，看着《反杜林论》，很快就睡着了。半夜，我被疼醒了，原来我的手指上的擦伤在水里泡过后，被细菌感染，肿起了好大的一个疮，疼得我在竹笆地上滚来滚去。后来我干脆坐起来，抱着手坐到了天亮。第二天，到总场医院，医生给我的手敷药包扎起来。后来，在与同学相聚的时候，林力在帮我换药的时候，发现我手指疮里的脓已经烂出来了，她一捏就从我手指里掐出一个毛毛虫似的脓条，脓被挤出来后，我的手指就没有那么疼了。
听说后来又有昆明的知青去那条河砍竹子，他们两个人撑一个筏子。由于当时已是雨季，河水很大，水全是黄的浊的，筏子冲得特快，又常碰到岸边的石头。有一个坐后面的知青双手扶着筏子两边掌握平衡，只觉得河边的石头蹭了他的手一下，可当他抬手一看，手指头已经少了一个……
第一个在西双版纳丧生的同学
凌瑜是我同年级但不同班的同学。他的父母是右派，1958年就被遣送去劳改了，他是靠姐姐供他读完高中的。凌瑜性格内向，平时总是沉默寡言，很少有笑容；但他心地善良而正直，身体很壮，工作很刻苦。印象里，白天他总是打着赤膊挥着锄头，那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肌肉丰满的背影不时在山间显现。晚上，他总是在蚊帐里就着马灯的光看书。我总觉得，在他的身上有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影子。在那场政治运动中，他和我们大多数同学一样，没有“投靠”造反派，只是默默地但更坚韧地劳动、工作。
1969年中，他报名去了一个偏远的新建生产队。听说每天他总是最后一个下山，还要扛一棵干树送到伙房当木柴；饭凉了就用开水泡一泡吃。平时，他总是默默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5）
在1970年的3月15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从分场场部走10多里路到他所在的连队办事。一进他的屋子，见他上吐下泻，吐的都是绿色的胆汁，已经病得很重了。当时，他的同班同学王惠民正在他们生产队当卫生员，给他吃了药，似乎稳定了一些，我们和队里的老工人们都说要抬他去医院，但他坚决不肯。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凌瑜已经病得昏昏沉沉。我和王惠民还有一个老工人一起用担架把凌瑜抬到了五分场卫生院，医生一看，立刻派拖拉机把他送去小街的总场医院。
两天以后，凌瑜病逝了。死因是中毒性痢疾。那天，我们55个北京知青几乎都聚集到前哨分场场部，围在凌瑜的遗体旁。老工人把他安放在一个大的黑色棺材里。女同学们围坐在周围，手里不停地扎着白花。我已记不清，那一夜我们是怎么过的，只记得第二天一早，全分场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来了。开完追悼会，男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把凌瑜的棺材扛上肩，向墓地走去。墓地在三队的小山上，上山时，有同学把我换下来，我回头一看，送葬的队伍约有上千人，有的老工人、老大娘不时地在抹眼泪。
掩埋了凌瑜，举行完仪式以后，已是中午时分。人们散去的时候，军代表宋天明叫我们北京知青留下。他讲了许多话，我只记得他说：“过去的事谁也不要再提了，谁提谁负责……”
时隔30多年了，我只能粗粗地把过去的事写出来，已没有什么责任好负了。
“瘦是瘦，有肌肉，虚是虚，有干筋儿”
1969年下半年，陆续从北京、上海和昆明来了大批知青。昆明的知青相对来说像他们的方言语调一样，比较憨厚淳朴。北京来的知青“老初一”、“老初二”的比较多，还有小学“老六年级”（即1966年他们所上的年级）的。这些小孩特能侃，一来就跟我们吹：说他们的父母下“五七干校”了，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了，他们这些小孩便没人管了，经常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或者是一身“军绿”，骑着带转铃的自行车，结帮打架，动刀子，或者去“拍婆子”，就是去搭讪女孩子。就像后来姜文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表现的那种生活。上海知青个子比较高大，皮肤比较白净，对生活很讲究。在集体宿舍里，他们往往可以各自用塑料布隔出一个两平方米的小天地：竹笆床旁是一个木的行李箱，这种木箱北京和上海知青几乎每人都有一个，约90公分宽，60公分高，他们用土坯把它垫高，再用花的塑料布铺上去，布置成一个床头柜或梳妆台，然后在上面弄一些小摆设，有些还洒上花露水，显得很雅致，用现在的话说叫很“小资”。他们一般就比北京和昆明的知青要显得娇气一些，所以刚来的时候，他们生病的或者皮肤被蚊虫叮咬后长疮的比较多。在农场，各地来的人不论老工人还是知青，大家都是讲各自的方言。别的方言大家都还能听得懂，而上海方言外地人就听不懂了，像听外国话似的。但那时候，大部分上海知青虽然会说普通话，可即使当着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他们之间还是讲上海话，让别人感到很尴尬。上海知青来了以后，生产队里就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上海女知青的门口，常常高高地挂着刚洗过的花###和乳罩，随风飘荡。 。。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6）
当大批知青来了之后，需要领导管的事太多了，领导就顾不上来批判我们了。因此我们“老北京”的处境相对好了一些。加上凌瑜积劳成疾去世之后，老工人和“老四川”、“老昆明”知青们就更加同情我们了。当时造反派已经掌了权，派系斗争相对少了，领导对我们也就没以前那样凶。
1970年的一天，领导通知我带上笛子到分场的业余宣传队报到。原来宣传队里缺少乐手，就让我去吹笛子。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我在六队跟很多人都混成了好朋友，而且我认为宣传队有很多节目是派性宣传。但上边下的是“死命令”，前哨六队已经把我除名了，好在有冯黎明也和我一起去，他是去拉手风琴的。
分场宣传队是业余的，编在五队里的一个生产班组，大约有十几个人。我到了宣传队，晚上开会的时候，总场管宣传的领导训话说：“目前，六个分场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各自编排一台节目，除巡回演出以外，还将参加总场的汇演。”他突然话锋一转带着威胁的口吻说：“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滚！”那意思显然矛头是对着我的。
等领导走后，大家都来对我表示了友好，并相互自我介绍。队长张裕豪比我大一岁，是在昆明长大的山东人，戴一副深度近视的大眼镜，其貌不扬，大家都叫他的外号：“张瞎子”。他声音洪亮，身材很魁梧，待人很豪爽，是1963年初中毕业后主动报名上山下乡到东风农场当了知青。他告诉我，是他调我来宣传队的，那个总场管宣传的领导原先是农业中学的老师，也是从昆明支边来的，他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和张裕豪是宣传队里年龄最大的，很谈得来，后来成了终生的好朋友。那时候我刚学会抽烟，我们俩经常坐在床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直聊天到深夜。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在山东，土改时父亲被划为地主，他就被过继给在昆明作小商贩的姑姑家。1958年以后，生意越来越难做，姑姑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难了。于是在1962年他初中毕业后，就报名上山下乡来到了西双版纳。那时候他才16岁，热情似火，积极上进，样样活计都不肯输给别人，很快就成为生产模范，还入了团。他还特别爱写诗，尤其喜欢激情洋溢地朗诵郭小川和贺敬之的诗。宣传队的朗诵词、对口词以及“三句半”等都是他写的。上山干活“张瞎子”是一把好手，又争强好胜，无论是干活或演戏都要跟别人比高低，而且经常比赢。我们跟着他干，样样活计都不会输给其他人。
我们在编排节目的时候不用上山干活，或者只上半天工。队里的主要骨干是“###”前从昆明、重庆来的老知青，也有一些新来的昆明、北京和上海知青，还有两个湖南老工人的子女。我除了吹笛子以外，还应邀客串演些对口词或者跳个舞什么的，编导们都夸我台风很好。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珍宝岛打了一仗，毛主席号召：“要准备打仗！”我们就排了个节目叫《珍宝岛》，编舞时需要一个冲锋的场面，我就设计了一个搭人梯的场景。搭人梯的时候，我自告奋勇蹲在第一个，冲锋的“战士”第一脚先踏在我的肩背上，然后再冲上其他人的肩膀排成的人梯。一开始，他们都不敢上，怕把我踏坏了，我就鼓励他们：“别怕！冲！我是练武之人呀！四川话讲，我这叫‘瘦是瘦，有肌肉！虚是虚，有干筋儿！’。”我给大家“提虚劲儿”。很快，冲锋号一响，“战士们”就都能冲过去了。当时，我们这六个小伙子搭的人梯还挺壮观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7）
我们的节目在汇演时很受欢迎。
“一巴掌煳在大腚上！”
1970年云南西双版纳的农场改成军垦农场，俗称兵团，正式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师部在景洪。我们东风农场改为二团，团部在大勐龙。前哨五队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五营五连。与此同时派来了很多现役军官来当连长或指导员，农场原来的干部的衔头前面都要加上“代理”两个字。这些现役军人来自支援越战的战场上。他们在越南、老挝、柬埔寨、胡志明小道等战场上，已久经沙场了，个个都身经百战。
部队比较看重出身，就让我当了代理排长，张裕豪因为出身的原因，就让他当代理副排长。这让他很苦闷，晚上我们俩一起抽烟聊天时，我经常安慰他。
不久，团里布置各营宣传队排练样板戏了，我跟“瞎子”商量决定演《智取威虎山》，我自告奋勇演杨子荣。其实，那时我还没有看过《智取威虎山》，对京剧我连一句也不会唱。不过，我跟着“瞎子”学会了“提虚劲儿”。正好当时，《智取威虎山》影片在大勐龙连放了三场，放映点相隔差不多有10公里，我们就找了辆手扶拖拉机，几个人通宵达旦地追着看。我把场景调度、形体动作以及服装道具都牢牢地记住在脑子里。
看完电影之后，我们首先要“招兵买马”：先把六队的几个北京知青都叫来了，让曾塞外演座山雕，他把头发一剃，光头顶上还鼓起一道墚，大嘴巴一张，鼓眼睛一转，活脱脱的一个老土匪；有长得漂亮的，比如像安弟和昆明知青李德立、余建新，就演解放军战士；有长成马脸的赵刚、水蛇腰的肖炳南就演八大金刚；张瞎子演八大金刚的头儿；演少剑波的是吹小号的杜志强，他浓眉大眼，身材魁梧，在北京练过摔跤，虽然有时会唱走调，但是形象好极了；演小常宝的是上海知青姓张，她的嗓子很脆，在上海就上过舞台；演大山叔的是“老四川”陈启鹏，他虽然瘦了点，斯文了点，但演老头儿还挺像的；演土匪栾平的是“老四川”潘建华，外号叫“潘驼背儿”，其实他的背并不驼，只因为太像电影《抓壮丁》里的潘驼背儿了，一笑起来，两颗虎牙呲出来，比哭还难看；我们拉京胡、二胡和弹的都是昆明知青，有个叫戴星崇的，还有一个叫何中华；我们的编舞是四川老知青陈锦铀和小昆明张德芳等，他们负责舞台调度；服装道具由北京女知青张俊娴和小昆明赵森负责。
张瞎子还到团里要求，把我们看中的其他演不了整出样板戏的营宣传队的文艺骨干给调过来。首先就是我们队吹黑管的余志强他哥余志刚，他们哥儿俩从小就学小提琴，余志刚作曲配器都很棒，就负责乐队指挥。他来了以后不久，《智取威虎山》的总谱就被他琢磨出来了。因为我的嗓子唱不了原调那么高，他还把总谱降了两个调。有个小提琴拉得特别棒的上海知青叫华天礽，来自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他担纲我们的首席小提琴；上海知青李突隆吹的笛子是可以表演独奏的水平，比我可强多了；吹圆号的是老昆明魏宁；敲扬琴的也是个上海知青叫李承惠，真是人才济济。那时，冯黎明已经被思茅军分区调走了，我们缺一个拉手风琴的，正好就来了一位拉手风琴的上海知青，叫范大成。他会拉《马刀舞曲》、《蓝色的多瑙河》、《天鹅湖》等世界名曲，拉起来简直像交响乐一样，震撼人心，有的曲子，连华天礽都说没听过。范大成告诉我，他父亲是抗日战争著名的第十九路军的军官，他是家里的独生子，身体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