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军官，他是家里的独生子，身体很弱，又得过肺癌。他还拉起衣服给我看，背上有做大手术留下的四十多公分的大刀疤。他经常有点神经兮兮的，没事就在那里活动他的手指头，一不高兴就跑到寨子里找不着人了。华天礽拉的小提琴曲《云雀》非常好听。戴星崇在鱼塘边练二胡，拉的是《二泉映月》和《江河水》声音特别悠扬。 txt小说上传分享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8）
我们的军装是现役连长老杨从部队搞来的。我演杨子荣穿的虎皮坎肩是用帆布拿油漆画的。那八大金刚的行头，就全凭各人自由发挥了。
哥哥不是吹牛皮，想当年，我才23岁，那可真是给点阳光就能灿烂的年华。我就凭着在地坛跟马老师学的武术功底，走台步、反身大跳、扫堂腿，再加上我最拿手的旋风脚，所有动作都不成问题。那年头还没有录音机，我就凭着看了两遍电影，拿着剧本就把全部唱腔都学会了。咱虽然唱的京剧味儿不浓，但是咱底气足，连舞带唱都不带喘的。那时候，咱还不懂踩鼓点，但架不住我们的乐队很棒，他们能跟着我在舞台上的自由发挥来打板鼓。当时，我为了学后空翻，还把鼻梁摔破了。我把我舅舅给我的德国单反相机拿出来，在排练场选好了角度，请别人帮我拍了一张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剧照。可惜当时没有靴子，我后来在照相馆手工上色的照片上用刀片刮出了一双白色的靴子。
前后也就一个月左右，我们便排出了全本的《智取威虎山》，演出效果还挺轰动的。我们在全团巡回演出了一二十场，看过我们演出的不下万人。在团部或营部演出一般会有电，就可以用电灯和麦克风，但在边远的连队或村寨就要靠点汽灯照明，更没有扩音器。每到一地，要先用洛阳铲在土台的后面打两个洞，栽上两根杆子撑起后幕布；前面还要栽上两根杆子挂边幕和扩音喇叭。这些活儿主要是潘驼背儿和昆明知青赵森负责；安扩音器和电工活儿，就由李突隆负责，当然，大家也都要帮忙。每逢演出结束以后，当地都会给我们准备丰盛的夜宵，菜用脸盆装着，有肉、有油、有炒花生，大家围蹲在旁边吃。要知道，那时候，生产队的饭堂里已经很难见到油腥了。有一次，我正演到献图的时候，往怀里一摸，那“联络图”忘了带了，我急中生智，向乐队所在的台边跨了一步，抬起双手从华天礽的乐谱上抖出一张乐谱，再回身跨两大步，把它献给了座山雕。那时候，我走在田间，放牛的傣族小孩骑在牛背上，隔着老远就向我喊：“老——杨——！”那可真有点明星的感觉。
六营的宣传队也排演了京剧《红灯记》，我的同学仲永和演李玉和。我还忘了说了，他从小就在北京的天主教堂唱诗班唱歌，后来还当上了北京少年宫合唱团的领唱，曾经给电影《农奴》配过主题歌，他唱的京剧更像是歌剧。一营宣传队排演的是京剧《沙家浜》，他们的唱腔可比我们地道，唱沙奶奶的，唱胡传魁的、唱刁德一的和唱阿庆嫂的都是北京知青，他们以前可能都唱过京剧。唱郭建光的是京剧学校毕业的四川知青，虽然个子矮了点儿，但功架很好，武打方面更是他的特长，空翻翻得特别好。即使这样，我们的《智取威虎山》也可以跟他们一拼：我们的乐队够洋气，我们的反面角色戏份多而且放得开，在那以“红光亮，高大全”为主旋律的年头，我们当然更吃香，何况还有我这够帅的主角儿呢。那时省军区歌舞团的编导还来观摩，其实是暗地里在物色演员。结果他们挑上了演座山雕的曾塞外，却没有挑上我这杨子荣。不过曾塞外家本来就是部队的，他父母不让他去。最后好像只有一营的阿庆嫂和郭建光被挑走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9）
这一帮三十来个年轻人凑在一起时真是挺热闹的。我们住在生产队高处的一排土坯房里，据说这房子以前是养牲口的地方。房子一分为二，大的住男生，小的住女生。房子前边是一片挺平的场地，白天在那里排节目，晚上就在那里乘凉聊天。房子的后边有一个鱼塘，傍晚我们常跳下去游泳。早晨，乐队的人到鱼塘边练琴。华天礽练琴很刻苦，他个子大、功架开，那单调的练习曲听多了很刺耳；二胡的声音在鱼塘边显得特悠扬。范大成练琴的时候，我们都爱围在旁边听，有时候还多手多脚地按他的调音键，他肚子里的曲子好像拉不完似的；余志强他们练黑管和圆号的声音我以前从来没听过……他们拉的曲目大部分都是当时被批判禁演的，在我们队里却大受欢迎。
上海知青陶大炳是螳螂拳的高手，安弟在北京学过拳击，我们常在一起聊拳经。有一次，陶大炳还带来一伙外营的知青，是练摔跤的，他们为首的要跟杜志强切磋。大家就围成一圈看他们摔跤。双方势均力敌，摔了几个回合，对方眼看要处下风了，他就开始使阴招了。于是我们就叫停，因为再不停就要打架了，好在当时我们人多。40年以后，我听说那个来挑战的上海知青后来还真的当上了国家级的柔道教练。
曾塞外的幽默，总能给大家带来笑声。有一次，他趁着热闹，站起身，口中念念有词：“当——里咯当——，当——里咯当……”这是要说山东快书呀！于是，大家都围拢来听他说：“说的是——山东好汉——武二郎。当——里咯当……他提着裤子上茅房。当——里咯——当……不好！——屎拉在裤裆上。当——里咯当，他爹一看着了急，当——里咯当，一巴掌煳在大腚上。”他的手却拍在了身边人的脸上，接着他吐着舌头，甩着手说：“呀——拉稀啦！”大家哄堂大笑，那被打的人也站起来，笑着追打曾塞外……
有一次，大家躺在床上聊各地的美食，聊得馋虫泛起。于是大伙儿决定明天星期天凑钱去爱尼人山寨买狗来杀。曾塞外吹嘘自己会砍价，大家就让他去砍，让潘驼背儿给他带路。第二天一早，我们大家去大勐龙赶街，买菜买作料，有薄荷、香茅草，还买了一堆草排。然后就在勐龙河滩上摆开了摊子。有人借来了一口大锅，河滩上到处有冲下来的树枝和树根当柴火。这时候，曾塞外和潘驼背儿拉着一只黑狗来了。塞外说只用16块钱便把狗买了来，大家都夸他有办法。但潘驼背儿悄悄告诉“瞎子”，其实是用了20块。他自己咬牙贴了4块钱。
这年头大家都爱养宠物狗了，那杀狗的细节咱就按下不表了，免得爱狗人士抗议。单说用草排烧狗毛，把皮烧得焦黄，用刀一刮，毛就褪得干干净净了。把它切块放锅里煮，再加上我们从北京带来的酱油膏和当地的各种香料，用慢火来煳。那一顿狗肉，可香了，我终生难忘。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0）
我有一把花梨木柄的锄头
样板戏演完了，从各连借来的人都回去了，我们宣传队又上山干活了。在张瞎子的带领下，我们宣传队不论是上山干活，还是下场打篮球，或是登台演节目从来不会落于人后。我们有一帮嗷嗷叫的棒小伙儿，还有一帮漂亮、能干的大姑娘。
这时，我干活已经是一把好手了。记得那时我有一把锄头，锄把是从山上砍下来的花栗木，带有栗木的花纹；刚砍回来时，是粉红色的，风干后变成棕色，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变成红黑色，就像紫檀木一样油光锃亮。锄头的刃口因常年挖地已经磨得很快了，就像个艺术品一样。我很享受用这把锄头挖地的感觉，光脚踩在翻过的红土里，一锄下去，把土翻到自己的脚前，像切蛋糕似的。有时候，翻出土的大蜈蚣趴在我的脚背上也不用慌，我的脚已经和土地融为一体了，它是不会叮我的。
劳动时，余志刚看起来最文弱。他很少说话，整天在哼曲子、写曲子，好像很神经质的样子。他喜欢在夜里“偷听”境外电台的音乐节目，尤其是交响乐，一听到好的交响乐就告诉大家去听。其实，所谓“偷听”也是不得已，不仅因为中央和云南省台不播这些“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而且我们地处边疆，有重重大山阻隔也很难收到内地的电台。他对音乐的热爱很是痴迷。每次排新节目，他都会认真写配器的总谱，乐队里也就那么几个人，他还要吭哧吭哧地写个总谱，有小提琴、二胡、扬琴、阮、笛子、小号和黑管，七八个人一人一个谱，弄成和声。余志刚很少洗澡，还老戴个破帽子，这个破帽子最后还是在回北京探亲路过武汉长江大桥游玩时，被他弟弟余志强一把抓过来扔到长江里了。余志刚虽然长得白白嫩嫩的，上山干活却挺刻苦，没过多久他就能完成定额了。
范大成最爱偷懒。有一次挖梯田，那时正好下雨，我们宣传队的任务还挺重，我干着干着，只见范大成躲在树丛后站着半天没动静了，走过去一看，原来他把锄头把儿拄着下巴，双手手指在锄把儿上练指法，身上冻得哆哆嗦嗦的。我气坏了，使劲推了他一把，没想到他竟哭起来，弄得我也不好意思。晚上开大会的时候，我还做了检讨。范大成干活累了，他就跑到傣家寨子里，睡在人家木楼的楼梯口，像个流浪汉似的。因为我们的生产任务很重，再加上一营宣传队也要他去排节目，我们就把范大成送到了一营。不久一营也传出他的一些好笑的事儿：有一次，他觉得排练太累，就在大家喝水的桶里放了安眠药，结果大家都睡了，他就高高兴兴地走到傣族寨子里去闲逛。范大成经常出这些坏点子，当大家骂他时，他又现出一副苦兮兮的样子，弄得大家又生气，又好笑，简直拿他没办法。现在想来，他身体不好，动过大手术，本来就不应该让他离开上海，更不应该让他干重体力劳动。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1）
我们五连的老工人大都是在1960年从湖南农村移民来的。我们属于老连队，有很多橡胶林已经可以割胶了，生活条件也相对好一些。宣传队在这里，虽然给连队生活带来许多乐趣，但我们排练节目时，也耽误了许多活计。加上我们唱唱跳跳地搞到很晚，也影响大家休息，老工人开始发牢骚了。为不影响与老工人的关系，我和张瞎子主动要求拉队伍去参加大会战。所谓大会战，就是每年旱季，各生产队都要组织壮劳力到新建连队周围的原始森林去砍坝烧坝，烧完坝还要翻地；到雨季来临的时候，又要在翻好的地里种玉米和花生。收完了玉米、花生以后，再等到年底旱季刚来的时候，我们就在那片山地上挖梯田、种橡胶。我们把五连参加大会战的各项任务包下来，老工人就可以留在队里干活，照应家庭。
我们干活的地方，是原始森林，离五连有十里多。那一年，我们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住在山里，在小溪边搭一排竹房子，中间隔开，男女生各住一边；竹床是连着的，像北方的大炕。有一天早晨，在小溪边洗菜的女生惊叫着跑回来，说有一只大蟒蛇在小溪对面望着她。我们几个男生抄起锄头、砍刀冲出去，什么也没见到。烧坝以后，我们在山上翻地，土地被大火烧过以后，是砖红色的，硬邦邦的，锄头挖下去，手振得生疼。我们挖着挖着，张瞎子琢磨出了窍门，地上被火烧过以后有裂缝，我们就用锄头往裂缝上挖，然后一翘，就翻起一大块。这样，工效就很快。我们翻过的地像是乱七八糟摆满了土坯，凹凸不平的。老场长“张大炮”看到以后说这样不行，让我们返工去把土块敲碎。我们正在用锄头敲土块，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雨水一浇，那些土块立刻就变得松软了。“张大炮”看了以后，立刻改口表扬我们干得好。
记得收花生的时候，雨季还没结束。我们从泥里收获的花生还要挑回来。而山路上都是泥，我们连滚带爬地把花生拖回来。谁知几天过后，仓库里的花生都发芽了。但是，花生是国家财产，不能分到各家各户去处理，结果大部分都烂在仓库里了。
元旦之前，我们在山上挖梯田，已经干了将近一个月了。最后一天，“张大炮”把全营的壮劳力都调来了，搞“大会战”，创高工效。营里还杀了猪，给大家改善伙食。我们宣传队清晨四点就起床上山了。各自找好了一块坡很缓的山地，点着火把就挖开了。到天亮，大队人马才匆匆忙忙赶上山。那一天，我们干得特快，干到天完全黑了才下山。我们背着行李、扛着锄头、唱着、闹着往五营五连走。有人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正好走到一个山垭口，收音机的信号很好，我们收听到了电台里播的新年的钟声，我记得是《东方红》的旋律。那天大家好像都不觉得累，因为我们创了高工效。那两天，我挖了2米宽、180米长的梯田，和61个1米见方的栽橡胶树的坑。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2）
1971年的春节，我们又排演了一台节目。
在与张瞎子和宣传队的小弟兄们朝夕相处的两三年里，我身上的锐气涨了不少。那时候我二十四五岁，正是年轻气盛，干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我也再不是乖乖仔了。我也“学坏”有了烟瘾，那时候抽的都是9分钱一包的“等外烟”或是一毛二分钱的“春耕”牌。生产队开会的时候，我还常接过湖南老工人递过来的水烟筒，用手抹一下筒口，把嘴、下巴和半边脸埋进去，“呼噜噜”地抽上几口。
京城夜话小道消息
1971年夏天，离我上次去北京探亲已经又过了两年了，按农场的规定，又可以申请探亲了。我的申请，领导很快就批了。这一次，我要去江西探亲，父母已到江西进贤县的“五七干校”劳动了。去江西的火车要在株洲转车，车上人不多，每人可以睡一个椅子。我半夜醒来的时候，见车已经停了，灯也熄了，车厢里一个人也没有，好在我的行李还在。我下车跨过几条铁路，找人打听才知道：这是向西车站，要去南昌还得转乘其他火车。我摸上了另一列火车就到了南昌。现在也不记得后来是怎么搭车去中侨委“五七干校”的。
“五七干校”在鄱阳湖边，那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还有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