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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单位里来了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听说我是从西双版纳回城的知青，沈宏菲问我：“那里的风景很漂亮吧？”我说：“远看青山绿水，近看牛屎成堆……”于是我又开讲了。等听我讲完以后，他们往往感慨地说：“经历也是文化呀！”这样我和这帮比我小十来岁的年轻记者们一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下，共同见证了这大时代的千姿百态。当我1988年7月在广州中山图书馆举办自己第一个影展时，沈宏菲帮我起的题目就叫做《中国：开放百态》。
1988年底，我奉调到香港《中国旅游》画报任记者、编辑，六年里，走南闯北踏遍祖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在采访和组稿中，结识了全国各地的朋友。在旅途中，大家经常海阔天空地吹牛，以增广见闻，交流信息。
1994年底，我又调回广州工作。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广州的媒体是全国最早市场化的，行内的竞争日益激烈。于是，各家报纸、杂志竞相招募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才子、才女”。我和这些同行小朋友们在工作之余，经常爱在酒足饭饱之后侃大山。记得美国小说《廊桥遗梦》流行的时候，小朋友们总是追问我走南闯北时的###逸事，还夸我身材苗条、身手矫健，样子“酷呆了”。于是我借着酒劲儿，清一清嗓子，站起身，亮个相，然后开吹：“哥哥不是吹牛皮，想当年，在西双版纳我曾经和杨丽萍同台跳过舞；演出完了之后，我们吃夜宵的时候，陈凯歌是来蹭饭的……后来，在2002年平遥摄影节，我的影展虽然只得了个铜牌奖，但是，我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给我颁奖的嘉宾除了外国专家，还有巩——俐！”
小时候，我本是笨嘴拙舌的漂亮男孩，到如今已是整整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不太会说话的小男孩，如今却常常在酒桌上带着满脸沧桑向同行小朋友吹牛皮、侃大山。过后，我自己又有些自惭，是不是“吹”过头了，就像在西双版纳时，四川女知青“小歪”常说的话：“你的面皮像城墙倒拐啷个厚！”不过，我自认为我讲的都是真话。尤其是在我18岁快入团的时候，学校团委书记声色俱厉地对我说：“你不老实，你没有交代你父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此后，我更加不敢说半句假话了。其实，我也不仅是吹我自己的传奇经历，也吹我的前半生中遇到的那么多好人、好朋友和好师长。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引子：哥哥不是吹牛皮（3）
1999年，《广东画报》改版为《城市画报》，副总编沈颢邀我去做兼职图片编辑。那时候他还不到30岁，已是中国报业知名的记者和编辑了。我们在工作之余聊起了我正在把20年记者生涯的经历和摄影作品编成一本书，他问我：“书名叫什么？”，我说：“叫《中国：开放百态》。”他说：“这个名字太老土了，你应该叫《###时代》。”于是，我把我的书名定为了《生活在###时代》。因为我认为：战争时代是英雄的时代，而这年头，无论城头如何变幻，升斗小民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
2001年，在fotoe图片库的老总吴少秋和区进的帮助下，我的这本图文书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了，它在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发行出售，还摆上了北京地铁里的书摊。
哥哥不是吹牛皮：时光荏苒，在这花甲之年回头看看，我已见证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近30年来的中国民间的摄影大事儿。2003年我和胡武功、王璜生为广东美术馆策展了《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摄影展。3个月以后，北京的“中央两会”上，党中央把“以人为本”定为了执政的理念。我们似乎又“先知先觉”了一把。38年前，在西双版纳的茅草房里，我的同学赖万京曾心灰意冷地说：“以后，咱再也不要先知先觉了！”到如今，我仍然觉得毛主席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还是有道理的：我们影展的250位作者，大部分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不知不觉中我的话题越来越多了。现在，我就不只是在吹西双版纳了，天南海北，世事风波，人生百态，什么都有。经常有小朋友听了以后劝我写出来。如今，在曾听我吹牛最多的同行小朋友颜长江的推荐下，我得到广州市文联的支持，终于有机会在年轻作家方玉敏的帮助下开始动笔了。我写文章非常慢，学打字又很辛苦。只是因为对我的命运，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心存感激，才坚持写完这本书。我的书稿在几经修改之后，正当要交稿的时候，我40年没见面的从小在同院玩大的老朋友，小学和初中的同班同学吴剑平出现了，他从大学教授的岗位上退休以后主动帮我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由于在上一套书中，已经把我从事摄影记者后工作中的见闻大部分都写过了，所以在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主要写那些不曾被主流媒体所关注的民间摄影的故事和我的同行朋友们，以及我们的摄影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仅供同行小朋友们参考。
在写书的过程中，一幕幕的往事和一张张的面孔又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我把他们的真名实姓写在书中，一是证明我所言不虚，哥哥真的不是吹牛皮，有真人作证；二是这二十多年来，我的这些朋友和我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生活史和中国的摄影重新走进民间的历程。
我在为书稿选配我家老照片的过程中，也把我保存多年的在1968年至1976年间我家的来往信件和我的同学、朋友们的来信翻看了一遍，有百十来封呢。那时候我家五口人从南到北分在四个地方，相隔千万里，我的同学和朋友更是天各一方。看着我妈当年在信封上贴的印有毛主席、###、毛主席诗词和样板戏剧照的纪念邮票以及我们大院的一群小朋友们在来信的末尾的集体签名，摸着那残旧的信封和发脆了的信纸，亲切之情油然而生。在展读那一封封有三五页纸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的时候，我的心怦怦地跳，尤其是我妈在写了已经从北京给我寄来的邮包里的物品清单以后还嘱咐我，农场发了布票以后要寄给她帮我在北京买衣服。用剩的牙膏皮要保存好，北京买牙膏要给牙膏皮才能买。看到我们当年的字里行间有那么多对伟大领袖表忠的“套话”和对当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阐述，恍如隔世，让我脸上一阵阵发烫。这要是让我那些同行小朋友们看见非笑死不可。他们现在玩的那些荒诞派艺术哪有我们当年荒诞呀！我开始怀疑我现在写的当年的故事的真实性了。可是我今天的世界观又确实是在那些过去的故事里形成的，而且在这些信的字里行间也印证了我在酒桌上向年轻人“吹牛”时所讲的故事。只不过我的这一堆旧信年轻人看不懂了。
我曾经以为，语言文字是最容易造假的。近年，有专家考证，摄影也是会造假的。既然如此，那么，就把这些文字权当我的摄影作品的印证与参照吧。或者再说大点儿，这也是我的书《生活在###时代》和我参与策展的《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影展的后记。尽管这“后记”长了点儿，又啰嗦了点儿，但那些生活的、历史的细节都挺重要，它们往往是摄影拍不到的，或不好表现的。与此同时，这本书也是对那些在我的前半生曾关爱过我的亲人和师长，还有在西双版纳相濡以沫的同学和老工人，以及一起走过来的朋友、同行的一份交代和祝福。
我谨将此书献给我爸和我妈，还有长眠在西双版纳大勐龙知青墓地的我的同学王开平和凌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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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1）
日本投降了，不久就有了我
1946年末，在冰天雪地的河北坝上草原，有一队八路军干部骑着马从延安向东北行军。我爸和我妈就在这行军的队伍里。他们到承德的时候，在照相馆里“补”拍了一张结婚照。那时，我妈肚子里已经怀上我了。这张结婚照的底片是玻璃的，后来摔成了两半。几年以后，我爸在北京的照相馆复制了一张底片，现在仍保存完好。
我爸和我妈是1944年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军委办的外语学院英文系学习时相识的。这个系是准备开赴山东抗日根据地配合美军在青岛登陆对日作战的。1945年8月，美军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苏军势如破竹地从蒙古和黑龙江向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我爸我妈所在的英文系也不用再开赴山东了。不过，它却成全了我爸和我妈的婚姻。后来也就有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
我妈是蒙族 姥姥是满族
我妈在承德收到了我舅舅从北京写来的家信。告知了自从我妈1940年（17岁）离家出走以后家中的情况。得知我姥姥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的消息，她大哭了一场。
我妈叫吴昭（参加革命前叫：张若筠），是北京的蒙古人。我姥爷叫张庆颐，字畏天，从他上溯三代的祖爷爷可能是个蒙古王爷，住在昭乌达盟扎鲁特旗。祖爷爷擅长拉弓射箭、骑马打仗。后来随清朝御驾亲征的军队作战，立下大功，被册封在北京做大官。我外曾祖父当的什么官我妈也说不清，反正外省进京上朝的官员都要请他抄奏折。他的小楷写得特好，“###”前我家还有许多因抄错一个字就废弃了的黄绫奏折。“###”中都被我妈悄悄烧了。我姥姥是满族人，叫韩雪琴，大清朝讲究满蒙一家嘛。辛亥革命后，旗人没有了俸禄，姥爷家就衰败了。在民国时，姥爷在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教外国人学中文。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外国的使领馆都撤了，我姥爷一家沦落为“城市贫民”。我妈说她自己小时候很淘气，虽然她的功课学得很好，却总是坐不住。后来我看到她当年上学时的相片，她居然连拍照都要爬到墙头上去拍，当然，也有在河边树旁搔首弄姿的，总之，她从小就不是一个安静的女孩。姥爷虽然不打她，但有一次实在是太生气了，就把她提起来扔到床上。我舅舅却总是一副很文弱的样子，看来比较乖，因此在外面受人欺负的时候，都是我妈保护他。
我妈小时候长得黑乎乎的，长大后却突然变白了。那是有了自行车之后，有一次，她冒着暑气在大太阳底下拼命地学骑车，结果中了暑，晒得浑身起了泡泡，休息几天后，她身上脸上都脱了一层皮，结果皮肤就变得白白嫩嫩的了，而且还有了双眼皮，漂亮了很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2）
1936年，我妈正在北京女一中上学，好动的她也参加了###，还参加“民先队”，那是共产党的外围青年组织。我妈这么活跃，就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共产党地下组织为了我妈她们的安全，就帮助她们这一群希望到太行山去抗日的学生秘密地离开北京。
那天，她们在北京一个郊区集中，由一个河北来的交通员带队。那人很干练，带着她们爬山、行军、过封锁线，一路瞒过敌人的耳目。当时，走了许多路，有一次从一个山坡下来，她们实在走不动，就顺坡往下溜，结果把裤子都磨破了。
到了解放区以后，她们就参加打游击、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战、组织妇女支援前线，还带领群众跟着八路军躲避日军的“三光”政策。她跟我讲：最危险的一次，是她传染上疟疾打摆子，她已经病得走不动了，跟不上大队，就被安排在一个山洞躲起来，准备听天由命了。那时她病得很厉害，藏在山洞里，看到很多日本鬼子大扫荡从洞口下面经过，幸运的是，最终她没被鬼子发现。
后来她又到华北大###合大学高中班读书，据她后来讲，她要求入党时还费了很多周折，原来他们的支部书记因为追求不上她，就整她，说她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让她入党。当时她压力非常大，但总有一股不认输的劲，于是积极向党组织申诉，终于在1943年8月入了党。
我妈长得特像现在的电影明星斯琴高娃，她的嗓子特好，还参加过延安的合唱队。她说：如果继续留在那里的话，她就跟王昆一起成了歌唱家，但她不喜欢搞文艺。后来我妈进入中央军委外国语学院于英语系学习，就跟我爸在一起了。那时，我爸是英语系党支部书记，他的英语很好，因为他在新加坡读中学时，大部分课程都是用英语教学的。
我爸是马共归侨
我妈说：一开始她还嫌我爸是南方人，又矮又不帅。她说东北的小伙儿长得漂亮。但最终她选择我爸，是受了我爸他们那一帮华侨的影响。那时，华侨们在一起很团结、很开心，总是互相帮助。而且华侨有钱，他们相对来说穿得很整齐，又讲卫生，还经常请她上饭馆。在一帮华侨的撮合下，我妈最终嫁给了我爸。但是，在我爸的传记里，他写的跟我妈说的可就不太一样了，那是另外一个版本。
说到爱干净，我爸说：他2002年去太行山，到他当年抗战时住过的村子探访。当地的老乡还记得，当年八路军里有个“外国人”每天要洗澡，数九寒天时候，他就在河面把冰凿开一个洞，拿冰水冲凉。其实，那“外国人”就是我爸。直到现在，我爸90岁了，在北京仍然是无论冬夏，天天洗冷水澡，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我爸叫彭光涵（原名：彭海涵），他的祖籍是广东陆丰县（现在归揭西县）的客家人。我爷爷叫彭获璧，字聘三，是教书的秀才，还懂中医，在乡村里很有威信。但他在我爸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我奶奶叫庄贤娘，带着我爸他们大小八个兄弟（我爸是老七），生活越来越艰难。1925年，彭湃以海陆丰为基地领导农###动蓬勃发展，斗地主，分田地。我的几个伯父也参加了农民自卫组织，我爸还当了儿童团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