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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 1958年太保街小学（3）
最困难的时期来了，我们开始啃那种番薯面的窝头，喝小球藻煮的绿色的汤。有时候，窝头只有两三个还舍不得吃，留半个放在兜里，等饿了的时候再啃两口。我妈的粮食定额才26斤，每到星期天她都会省出一些来给我们包饺子或者烙合子。但她那时脾气不好，常斥责我们这不好那不好的，经常弄得一家人不高兴。有一次，我又被骂了，便赌气不吃，走出家门。等我在外面转饿了，我才回来自己做着吃。可是我做的合子乱七八糟的，还得我妈强撑着病体来帮忙。我们都哭了……
我觉得妈妈像变了个人似的……
有一天半夜，我在睡梦中听到啜泣声。睁开眼见灯还亮着，我妈坐在我床头抹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我睡梦中在哭。我告诉她：我放学的时候被高年级的同学打了。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清朝被推翻不久，皇帝还住在紫禁城。她是蒙古人，放学回家时，同学就追在后边骂“鞑子、鞑子”。她哭着回到家告诉我姥爷。我姥爷说：“别理他们，想当初咱们进关的时候，杀得他们一片一片的。”我妈接着说：“我现在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就是被当成了敌我矛盾。现在蒋介石又要###。一旦打起来，我们这些敌我矛盾的人就都要押起来。万一战事紧急，就会被枪毙。在延安的时候，有一个叫王实味的作家就是这样被‘秘密处决’的。”我安慰她：“现在不会的。”她接着说：“如果我死了，你爸爸又还在海南岛，你要照顾好两个弟弟。你是长子，要担起家长的责任。”那时我12岁，但我对王实味印象很深。直到近年，才见到书中报道他惨死的情况。
王府井市场边冲洗人民币
1960年，我爸爸也从海南岛回来了，家里房子太小，我就搬进侨委大院的集体宿舍去住。后来，我们又搬家了，这回搬到侨委大院东北角的大烟囱院，有三间房。我妈的右派“摘帽”以后，她也从农场调回来了。有一天我妈带我和弟弟到王府井的银行去取两年来被扣发的工资。那时人民币最大的面额是五元的，我们取了一大袋钱。妈妈有风湿性关节炎，就买了两瓶“冯了丁”药酒。她把钱和药酒全装在一个旅行袋里，让我提着。我虽然已经十二三岁了，但提着这袋子还是觉得很重。我们继续逛街，走了很久，在东安市场，我不小心，手一滑，只听“哐啷”一声，袋子里的酒瓶子被摔破了，酒洒在袋子里面。我妈急忙找水龙头，把袋子里的钱放在水龙头下冲。引来很多路人围观，弄得很狼狈。回家以后，我妈把椅子、凳子和桌子搬到院子里，把湿的钱一张一张摊开，在太阳底下晒。药酒的药性太厉害，把钱都给浸坏变成血红色了，我们都担心这钱怕不能再用了。后来我妈把钱拿去银行问，银行居然同意给我们换了。
⒋ 1958年太保街小学（4）
我妈喜欢吃羊肉，就想办法给我们做白水羊头，是蒙古人的做法，很香。
北京的市场上，那时候才刚开始有苦瓜卖。北京人还不会吃苦瓜，买苦瓜尽挑黄的、熟的。买菜要排队，我爸排在最后，轮到他的时候，卖剩的都是绿色的苦瓜了。广东人吃苦瓜是吃嫩的、绿的。我爸高兴地买了一大堆回来。
我爸在家里养了三只来杭鸡，白羽红冠很漂亮。有一天，我从商店里看到有气枪卖，便磨我爸要买气枪，我爸果真给了我三十块钱，我买了一把。侨委大院有很多树，我的射击技术不错，每天打麻雀都能打到两三只，我爸便把麻雀撕了喂鸡。结果，鸡下的蛋特大，几乎都是双黄的，我们拿称一称，足足有二两一个。
有一次，我爸带我们哥儿仨去十三陵玩。那一天，我打了###只麻雀，回家后我爸用麻雀煮了一锅汤，好吃极了。
我们家还养了一只小白兔。它长大以后，有一天晚上，我爸和我妈说要把它杀了吃兔肉。他们递给我一把锤子，看我敢不敢去杀。他们和我弟弟都在院子里等着。我拿着锤子进屋，蹲在白兔的旁边，看着它的红眼睛……蹲了好一会儿，我才鼓足勇气，举起锤子往它的头上砸去。白兔一点儿都没有挣扎就死了，我的心跳得扑腾扑腾的……我妈做的红烧兔肉很好吃。
我爸妈还带我们去北京和平饭店餐厅去吃过几次。那里可以用高价吃到炒面。一盘五元，油多多的，还有肉，我们好久没有吃得这么饱了。我妈说，这是政府为了回笼货币而开设的餐厅。这餐厅的门开在金鱼胡同街边，门口常有人排队。餐厅里的空间好像比现在的麦当劳快餐店里还挤。有一次，我们和两个老外坐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老外，他们不仅鼻子高，胳膊上的汗毛也长得好长。
我的亲奶奶和叔叔在新加坡知道了国内“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主动给我们寄来一大罐猪油和一铁盒饼干。那铁盒盖上还印着一幅裸女像。同时，他们还寄来一套最大光圈的日本PETRI牌135高级相机和小闪光灯及一口袋闪光灯泡（那年头，万次闪光灯还没发明出来呢）。我爸自从1940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以后，由于外国的封锁，他就没能再与海外的亲人见面，只能靠书信往来。每年我们家都要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寄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们家也常能收到海外亲人寄来的照片。1958年以前，我爸常带全家去逛公园，并且用从公家借来的相机给我们照相。1958年以后，我们家已经好久没有拍全家福了。自从有了自家的照相机，我们又常去逛公园了。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跟我爸学会了照相。懂得在什么样的光线下，调多大的光圈和速度……没想到，我后来把照相当成了职业。
体育老师让我考芭蕾舞校
我的体育老师叫张羽，是练健美的，他个子不高，胸肌发达。那时他也很年轻，也就18岁左右。张羽老师见我每天早上做广播体操，都做得很认真，可能是看在了眼里。有一天下课，他问我愿不愿跟他学健身，我说愿意，他就让我到他健身房去。里面有哑铃和各种健身器材。
张羽老师教我练健身，还练哑铃。俯卧撑是在三张凳子上练，再在脖子上吊两个哑铃。张羽老师还让我早起，教我短跑，高抬腿跑，练单双杠。六年级时他还送我到东城少年体校的体操班学习。
少年体校的体操班在东单金鱼胡同口的基督教青年会里，那是一座古老的洋房，体操队在一个很高的大厅里面，窗子也很高。我去学了几次，已经可以做前浪分腿支撑上单杠的动作了。不过，没去几回我就不去了，因为六年级功课忙，加上那时已经吃得不好，总觉得累，力气根本不够。
小学快毕业前，张羽老师帮我报名去考芭蕾舞学校。我妈一听说就急了，跑到学校去找我的班主任曹老师，坚决不让我去考。
1960年夏天，我小学毕业了。升中学考试时，我语文答得比较慢，最后一分钟才交卷。曹老师等在考场外，很生气地对我说：“怎么那么晚才出来，都答完了没有？”知道我答完了，他才松了一口气。成绩出来后曹老师很满意，我的分数都挺高的，语文、数学平均都是95分以上。后来我和郭来顺、吴剑平、徐永祥还有程成生都考上了北京第五中学。
⒌ 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1）
北京第五中学的先生
北京五中是当时东城区最好的中学，在北新桥附近的细管胡同里。学校中间是一个大操场，四边都是两层高的教学楼。我们学校是男校，没有女同学。那时候，北京的很多中学都是男女分校的，尤其是那些由解放前的教会学校转过来的老中学。
进了中学要管老师叫先生。那感觉真好，让我们感到自己已经长大了。可不像现在，90年代，我女儿上初中的时候，那班主任凶巴巴的样子，在家长会上把家长一个个地训过来，让我觉得斯文扫地。
我的班主任叫靳尚诚，靳先生是教数学的，那时他也才19岁。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因病休学了，病好以后就来五中任教了。他在我们班还组织了数学兴趣小组。我记得我们常在操场的地上画出他出的几何题，讨论一题的多解，直到天快黑了还不愿离去。暑假的时候，他还曾带着我们几个同学骑车去八大处或是香山碧云寺和樱桃沟去玩。那时候，我妈给我买了一辆飞鸽牌26寸、线闸、天蓝色烤漆的轻便自行车，还装上了带磨达的车灯。用现在的话说：帅呆了。靳先生还请我们去他家做客。他家在一个很漂亮的四合院里。他的哥哥是有名的画家靳尚谊。
语文老师是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常围着好看的围巾。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地理老师，那时中国正好是6亿人口，而地理老师的名字就叫陆义，正好跟6亿谐音。陆先生四十来岁，胖胖的，腆着大肚子，常穿个大裤衩，套件大T恤，笑容可掬，头发稀拉，很像电影《好兵帅克》里的主角儿。讲课时，陆先生经常用外文发出一些很怪的声音，逗大家发笑，使我们能把这些地名记得更牢。比如，我现在还记得雷克雅未克，好像是冰岛的首都。讲世界各地的地理山川，讲得活灵活现的，好像他都去过一样。他在讲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时候，还表演当年庞贝古城的人们惊恐万状的样子。他编了好多顺口溜，有山川名的，有河流名的，让我们大声地念，出怪声也行，这样易于记住。我现在还记得：“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天山、秦岭、大巴山。”他是个很有教学经验的好老师。
物理、化学课的老师也特好，他们的样子我记不清了，但我很喜欢这两门功课，尤其喜欢在实验室上课。我这两门功课的成绩很好。我现在还能背出元素周期表的大部分元素名称，甚至连它们的分子量有些还记得呢。
那几年容国团拿了乒乓球世界冠军，接下来还出了庄则栋、李富荣、姜永宁、王传耀这批乒乓明星，还有他们的著名教练傅其芳，中国开始掀起乒乓球热。我记得，我曾经在和平饭店的大厅看过他们的表演赛。我在侨委大院经常可以打乒乓球，我打的是横板，输多赢少。有一年放暑假，我们侨委的孩子一起去东单金鱼胡同口的基督教青年会报考东城区少年体校乒乓球队，结果只有我考上了。可能是我动作比较规范，又是横板，他们需要一个“耍大刀”的当陪练的吧。那时候，直板左推右攻的打法是主流，横板还是以削球防守为主，所以，“耍大刀”的很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⒌ 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2）
我们打球的地方在二楼，隔成好几个小厅，地上是木地板。队员来自各个学校，教练姓关，是个退役的运动员。关教练曾带我们去先农坛体育场参观国家乒乓球队的训练。我参加的是二级班，准备考二级运动员的，其他队员都已经通过了三级运动员的考核了。每星期四放学后去体校练习，我跟老队员们练了一段时间以后，有时也能赢他们一盘。但关教练不让我们多打比赛，主要还是练习基本功——搓球、削球、推挡和抽球。没过多久，我就可以把侨委大院的小孩儿们都打赢了，只有郑昭明（外号叫小红脸儿）、王树理和吴剑平，跟我打是互有胜负的。我们几个还组队去什刹海体校和市少年宫体校打比赛。我们和什刹海体校比赛虽然输了，但比分还很接近。而跟少年宫体校比赛，我们则输得很惨，难怪他们那里能培养出世界冠军庄则栋了。
初中一年级和三年级，我都得了优良奖状，优良奖状的标准是：各门功课年终总评只允许有两门得4分，其他都要求是5分。初二时，我因为要在课余去上业余体校打乒乓球，功课耽误了一点。年终总评多了一门4分，没能得到优良奖状，十分可惜。因为如果三年连续得优良奖状，就可以得银质奖章。如果本人再政治进步，能入共青团或当班干部，就可以得金质奖章。得了金质奖章，升高中就可以免试保送上名牌高中。
我的语文老师王广成
初三那年，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一位教政治的老师，人挺和气。我们班已有同学入了共青团。我也开始申请入团。那时候，申请入团要向组织交代家庭的历史背景。老师知道我爸妈是右倾分子和“摘帽右派分子”，便让班里的团干部找我谈话。我就对他说，我爸妈是冤枉的。团干部向老师汇报以后对我说，我这样的态度不好，要跟家里划清界线。他的说法和我爸妈说的不一样。
那时候，我妈正在写翻案的材料。因为要送上级的很多部门，我妈就让我帮她用复写纸抄写。她给我讲了很多侨委大院里的内幕和1957年到1958年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我爸的主要“罪状”是在运动中为下级机关的中国新闻社的领导开脱罪责，还有他在广东、福建等地考察后支持了当地政府为侨乡的华侨地主退回在土改中被没收的房屋；而我妈的主要“罪责”则是在国家极需外汇的时期，她在经过广泛调研后，设计了一套政策，根据海外华侨所寄赡家汇款的多少，发给侨眷侨汇券，用侨汇券可以在国家指定的商店购买当时很紧俏的日用消费品，这套政策既可以鼓励海外华侨赡家汇款，又能进一步改善广大侨眷的生活。在很多侨乡，因为地少人多，历史上就有很多侨眷是靠侨汇生活的。这套政策是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后在全国实行的，即使在反右斗争以后，这套政策也仍在实行。我妈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给我扣的帽子是‘破坏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我妈还告诉我：把我爸和我妈打下去的是那时从外地新调来侨委的副主任一伙。本来，廖承志主任是因为同情他们在当地挨整才把他们调来侨委工作的，但他们来了以后就与廖主任争权。而我爸和我妈又是廖承志手下的得力干将，所以，搞掉我爸和我妈是他们蓄谋已久的。我妈说：“廖承志是个公子哥，斗不过他们……”以上这些，我当时怎么能向班主任和团组织讲得清楚呢？ 。。
⒌ 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3）
我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