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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鲁迅虽然还是很伟大，但似乎离我们很远。加上很多中学的语文课讲得比较僵化：不结合当今的实际和拘泥于语言字词，以致有些学生认为鲁迅的文章里到处是病句。
所以，许多人觉得鲁迅太高大，对他敬而不亲，甚至有少数人在不曾认真读过鲁迅原著的情况下，胡乱诋毁鲁迅，反对鲁迅。
正是对鲁迅的这种误解，给我们这些讲鲁迅课的教书匠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每次讲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课程的时候，我都要用很多时间和力气来讲鲁迅不是李逵，不是张飞，也不是董存瑞。他确实骨头硬，能战斗。但他之所以能够长期战斗毫不动摇，恰恰在于他最懂得怎么休闲、怎么放松。鲁迅有一句著名的话：“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题未定”草·六》）鲁迅很馋，喜欢吃点这，喝点那。他爱吸烟，爱看电影、爱坐汽车兜风。他很看重钱，天天在日记里记帐，听说发薪水了就赶快跑去领，书局剥削了他的稿费就跟人家打官司。他也喜欢欣赏年青的美女，喜欢逗弄顽皮的孩子，爱情、家庭、事业、金钱……什么都没耽误。他有一首诗曰：“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我跟朋友开玩笑，把它改成：“无钱未必真豪杰，好色如何不丈夫。”觉得更能体现英雄本色。我从来不单独地、片面地讲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而是尽量多讲他世俗的一面，凡庸的一面，讲他搜集骨董，讲他变换笔名，讲他溺爱儿子，讲他劝青年多积几文钱，讲他告诉萧红穿红上衣要配黑裙子……学生们由此知道鲁迅跟我们是一样的凡人，不过比我们聪明些、深刻些、刚强些、生猛些……加起来也就等于伟大些。于是，北大图书馆里一向积满灰尘的《鲁迅全集》被借阅一空了。
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两本鲁迅研究著作——一本是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的《鲁迅作品十五讲》，一本是辽宁师范大学的王吉鹏和王竹丽写的《鲁迅的智慧》。这两本书写得很好，专业人士和普通的文学爱好者都可以读读。海内外那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写了几千部鲁迅研究著作，大多数不是给民众看的，实际上等于在鲁迅和人民之间挖沟砌墙。愚公门前的大山就是他们给堆的。但是仍然有一些很不错的著作，沟通了鲁迅和大众。用后书引言的话说：
他懂得避祸保全却不龟缩苟活，他善于经营生计却不促狭卑琐，他迎来送往却不敷衍虚伪，他嘻笑怒骂却不玩世油滑。他善于发现你闻所未闻的真相，也善于推翻你司空见惯的常理。他的智慧最朴实，最平俗，也最雅致；最实用，最真切，也最深沉。
只有潜心研究鲁迅多年，才能得出如此切中肯綮的评价。其实鲁迅到底什么样，以我们大多数人的学识和智力，是很难说清的。正像颜渊评价孔子：“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或者套用我前面的话，你看他像个愚公，可转眼又发现他其实是个智叟。那么我们再回头去读读《愚公移山》，是不是会觉得智叟其实很愚，而愚公其实并不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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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本来是智叟：鲁迅的智慧（2）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愚公实际上并没有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地干下去，他干了两三年，就感动了上帝，派了两个云里金刚，把山背走了。此后愚公的生活就是真正的休闲了。
而鲁迅其实也感动了上帝——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一眨眼就推翻了三座大山。所以，我们不能否认鲁迅是愚公，但这个愚公同时也是智叟，或者说跟智叟是一体的。以前我们只注意了他勇猛刚毅的一面，没有注意他聪明智慧的一面。我们想想，没有智慧，只有刚猛，能够在那么黑暗的年代坚持那么持久的频繁的激烈战斗吗？正像上甘岭的战士，光会堵枪眼，不会动脑子，能取得胜利吗？
如果有读者朋友怀疑我的话是率性胡言，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鲁迅在战斗和生活两个方面的智慧，看看鲁迅是如何对待爱人、亲人、敌人，如何对待饭碗、金钱、身体，如何识破骗局，如何给别人设局，如何活得既堂堂正正又洒洒脱脱的。
鲁迅的战斗智慧
鲁迅的战斗智慧可以用“壕堑战”一词来概括。这是第一次世界
大战以后在军事上得到广泛重视的一种现代战术，面对密集的现代火力，躲在掩蔽物后面，沉着冷静地坚持打“防守反击”。鲁迅最反对《三国演义》中许褚式的赤膊上阵，认为那是有勇无谋。这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同时也是被压迫者必然选择的反抗战略。鲁迅的主张是尽量不做无谓牺牲，他勇于戳穿那些诱骗和激将别人去无谓牺牲的人。
鲁迅年轻时，在日本留学，一次革命党委派他回国刺杀满清权贵，鲁迅没有答应。他对派遣他的人说：“我可以立即动身的，现在只想了解一下，如果自己死了，剩下老母，那时候该如何替我照料呢？”组织上见他顾虑重重，就说：“不用去了，你算了吧。”鲁迅是不是怕死？不是。他是认为暗杀不能达到真正的革命效果，他认为长期的思想斗争才是对他最合适的。连###他都怀疑，何况暗杀呢。
三十年代的时候，实行左倾路线的中共领袖李立三约见鲁迅，请鲁迅出面发表革命宣言，以配合城市暴动的革命计划。鲁迅表示，如果这样，自己就不能在蒋介石统治下继续写作了。李立三说可以送他去苏联，但鲁迅终于没有答应。当时的革命领导何其幼稚，想把鲁迅这么举足轻重的思想战士就这样“一次性消费”掉了。鲁迅是“打一枪就跑”对中国的贡献大，还是坚持他的“壕堑战”、“游击战”对中国的贡献大呢？鲁迅跟李立三握手告别后，回家对冯雪峰说：“他的手真软啊！”没有战斗的智慧，光有战斗的鲁莽，那是不会坚韧的，当然会“软”。
为了战斗，鲁迅多换笔名，他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这已经成了鲁迅研究的一个专题。单是1932－1936，他就用了80多个笔名。为什么，不让反动派辨认出来。比如“越客”，“隋洛文”，“洛文”，“何家干”，“宴之敖者”等，都各有幽默的涵义。
鲁迅还善于利用法律战斗——由于女师大风潮，教育总长罢了鲁迅的官职，他就跟教育总长章士钊打官司，居然胜诉了，官复原职。他还跟北新书局打官司，在经济上不肯受书商的剥削，也获得胜利。可见，鲁迅是个智勇双全的杰出战士。
鲁迅的生活智慧
战士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战斗的。现代战争越来越重视后勤工作，
甚至有的军事专家认为，现代战争打的就是后勤。对于一个思想战士来说，生活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战斗的情绪和战斗的结果。
鲁迅是个非常有生活请调、生活智慧的人。
他的人生观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后来又解释道：“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鲁迅很重视钱，绝不假装清高。有个书商骗了我和###、摩罗等人的钱，我们跟他交涉，他却对我们说：你们知识分子怎么这么庸俗、这么爱钱啊？你们是灵魂工作者啊！我不听他的欺哄，就学习鲁迅，一定要跟他算账。
愚公本来是智叟：鲁迅的智慧（3）
鲁迅的日记里仔仔细细地记着他的几乎每一笔收入支出。他的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薪水，讲课费，稿费。后两者是不定的，所以他很看重固定的薪水。他在###每月可以拿三百大洋。那时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两三块大洋。一块大洋购买基本生活品的购买力大约是今天一块人民币的七八十倍到一百倍。举个例子：根据老舍的回忆，当时老舍当个“劝学员”——教育分局局长，每月一百元，小学校长40元，小学老师25元，学校的勤务员6元。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工性质的管理员，8元，而馆长李大钊300元。老舍说当时1毛5就可以吃顿很好的饭：一份炒肉丝，三个火烧，一碗馄饨带两个鸡蛋，这些只要一毛二、三，如果一毛五，就可以再来一壶老白干喝喝了。这一顿饭现在在北京，十五元恐怕还未必能拿下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很看重他的三百大洋。所以前边说的，他跟章士钊打官司，也有经济原因，一定要保住自己的铁饭碗——章士钊免了鲁迅的职，许多人等着谋他的缺呢。后来，他离开了官场，也离开了大学，由广东到上海。领导###的蔡元培先生每月给他干薪300大洋，他也接受了。有人不理解鲁迅的做法，说鲁迅为什么拿着国民党政府的钱，还要骂国民党。在鲁迅看来，钱是该拿的，但骂也是该骂的。跑到外国去，在帝国主义的大旗下面骂中国，那是没出息的表现。我就在中国批评中国，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真正的勇士，真正的豪杰。
鲁迅有个学生叫李秉中，在军队当官，想辞职不干了，写信征求鲁迅意见。鲁迅反对，认为饭碗可以跟理想分开。鲁迅回信说：“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鲁迅居然说出“混混”这样的话，很不英雄吧？很不容易理解吧？其实重视饭碗，重视物质生活对于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态度。鲁迅不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的这个真理，而是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得到的。
薪水之外，鲁迅到处兼课，最多时曾经在8所大中学校上课。当然，那时的讲课费也比较多，否则也不值得到处跑了。
稿费他也很计较，因为那是他的劳动，吃草挤奶的劳动。
鲁迅到上海后，那时的一块钱的购买力也相当于今天的四五十块钱，而鲁迅平均每年的收入是一万多块，自家住着一幢三层的现代化豪宅。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所以，我也不避讳“钱”字。到饭店吃饭，我一般不说什么“买单”那种文理不通的话，我就直接说：算钱。而且还要检查一下帐单——当然如果跟女朋友吃饭，就算了。
可见，鲁迅的生活智慧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上的。生活搞不好，仍然追求理想，当然也值得尊敬，我们应该帮助这样的“有志”青年。但是不要把二者绝然分开，一味追求理想，不顾生活实际，那就可能成为“幼稚”青年了。
鲁迅的生活智慧经常表现为细心。萧红回忆说，一次从福建菜馆叫的鱼丸子，海婴说不好吃，别人却都说好吃。鲁迅就夹了海婴的丸子一尝，果真不好吃。鲁迅便说：“他说不新鲜，一定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他在生活中的智慧，使他在思想上、在文章里都明察秋毫。
但另一方面，他又很大度。例如有个北大的旁听生叫冯省三，是个山东青年，一天跑到鲁迅家里，往床上一坐，跷起脚说：“喂，你门口有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鲁迅毫不迟疑地给他拿去修好，冯省三连句谢谢也没有说就走了。鲁迅怎么评价这件事呢？他提到此事时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哇！”冯省三是北大###中的英雄，被学校当局开除，教务长胡适落井下石地嘲笑他，让他“好汉做到底嘛。”他为大家做了牺牲，鲁迅全集里多次提到过他。但是冯大哥这件事做得未免太失礼啦。我也是山东人的后代，我替俺们山东粗人向浙江同胞表示道歉。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迅是细心的，但不是斤斤计较的。
愚公本来是智叟：鲁迅的智慧（4）
所以，他知道如何应付不同的场面。比如他说如何听高人讲话：“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做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小杂感》）
这是世故，但这世故背后是对虚伪的社会风气的冷嘲。他也有直率的时候，比如日本请他主持中日通航典礼，他拒绝逢场作戏。他说：“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个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记者纠缠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答道：“如果我答应您，我就非常为难了。”智慧不一定都是圆融婉转的，有时候也表现为斩钉截铁的果断。
所以，鲁迅是看透了生活，可以从心所欲，但又不肯随便敷衍的人。或者说他的敷衍背后有着理智的清醒。他在《立论》中讲，有一家生了个男孩，满月时抱出来给客人看——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痛打。其实说要死的是真话，说富贵的是撒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真话的遭痛打。你愿意既不撒谎，也不遭打。那么，得怎么说呢？那就只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 ……阿唷！哈哈！”
鲁迅在《世故三味》中写道：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