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传记:FROM文艺范儿TO新生代导演- 第7部分

　　　　贾樟柯这样说过：“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①以至于后来贾樟柯和顾峥他们多次谈到知识分子的良心问题，因为他们渐渐在变化，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贾樟柯的《小山回家》在电影史上有它独特的地位，将《小山回家》放在中国独立电影的序列里观照，它的重要性显然被忽略了。成为这种忽略的理由往往是它疑似学生作业，技术粗糙，而且是个短片，这种观点有着显而易见的专制，是对作品的“身份歧视”、“相貌歧视”、“身高歧视”，而没有去关注作品本身的价值。这部作品创作于1995年，那时中国独立电影己经起步，在剧情片的领域也已经出现若干有影响力的“地下电影”，但若论及作品的个人性程度，无一可以超出这部《小山回家》，它的创作动机是自发的，创作的方式是独立和自发的，没有试图依靠制片厂，当然也不是听命而为的作业。

　　　　这种自由独立的创作方式保证了《小山回家》的真诚和美学上的实验性。和当时其他“地下电影”的“精神反叛美学规范”相反，《小山回家》在精神上只有批判意识，没有反叛姿态，重拾了关怀现实与他人的传统。但在美学上则背叛了常规的“电影语言”。长时间晃动的跟拍镜头，对空间的毫不修饰的呈现，业余演员，剪辑上的反流畅，声音的拼贴，都挑战了以往的规则。但这些却反而使它达到了一种精确，它意图描述的那种生活状态得到了真实的呈现。所以说，虽然这部作品粗糙、模糊、控制力不足，但这其中，有一种敏感、直接的气质，意味着真实。这表明贾樟柯不仅有面对生活的敏感，同样有对理论的思辨力。
第二章　银海学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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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贾樟柯介绍，“《小山回家》拍完之后我们又拍了个短片叫《嘟嘟》。《嘟嘟》是描写一个女大学生大学快毕业的时候面临了很多选择，她得去工作，家庭对她有很多要求，比如婚姻的要求、就业的要求。这电影对我来说是另外一种尝试，我们没有剧本，只有一个女演员，明天拍摄，今天晚上我们就构思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是非常即兴的创作方法，它培养了我很多现场的能力。我不是非常喜欢《嘟嘟》这个作品，也很少拿给人家看，但从一个导演成长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对我是一次最重要的现场练习。我会在拍摄时突然明白我需要哪种演员或某个镜头需要哪种角度。一切都在未知的状况下完成，包括整个电影的叙事连贯性，甚至是整个电影的结构。《嘟嘟》这个作品拍摄的日程很特别，每星期拍两天”。①

　　　　■6。在电影叙事中发挥音乐的极致

　　　　贾樟柯自幼就非常喜欢音乐，大学期间学了电影，对音乐更是情有独钟。

　　　　因此，贾樟柯还就音乐问题写了一篇论文，谈电影叙事和音乐的关系。因为他觉得音乐的结构方式有很多可以借鉴到电影叙事里，那时开始有这种关于音乐与电影的抽象思考。后来他的电影用了很多流行音乐，是因为拍《小武》之前，中国内地突然开始非常流行卡拉OK。有一次，贾樟柯和一帮朋友去家乡的卡拉OK唱歌，看到一个非常孤独的男人，不停地唱同样的歌。他唱得非常难听，刚开始觉得很烦，后来时间久了，贾樟柯看着他唱歌突然觉得很感动，开始对流行文化有一种新的见解。对于在那样艰难的环境里生存的人来说，流行文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归宿，一个让他们自我安慰的地方。那一幕使其非常感动。所以写《小武》的剧本的时候，就把很多卡拉OK的情节写在里面。

　　　　贾樟柯是70年代出生的，据他回忆，“1980年代初正是我成长的阶段，那时候中国流行音乐开始兴起。我基本上是伴随着流行音乐长大的，流行音乐在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的角色。一开始是港台的音乐，后来开始有些国外的流行音乐进来。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之前中国没有“流行文化”，有的都是样板戏、革命文艺那种模式。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就像《站台》里一样，是偷偷听台湾广播的短波时听到的。当时年纪还小，说不清楚她的声音为什么打动了你，就好像有魔力一样。在那个时候，我每天时间一到就会开收音机听她的歌。

　　　　“上了大学以后，再回想这段的时候，我明白了她的音乐代表了我们文化景观的重大改变。比如我们小时候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到了1980年代，我们唱‘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代’，都是‘我们’，都是群体。但邓丽君的歌永远都是‘我’，都是个体——‘我爱你’、‘月亮代表我的心’，完全是新的东西。所以我们那一代人突然被非常个人、非常个别的世界所感染。以前一切都在集体里面，住的是集体的宿舍，父母也在集体里工作，学校也是个集体，在我们的教育系统里，个人是属于国家的，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但1980年代这些东西都改变了，最先改变我们的是这些流行音乐。

　　　　“所以特别是在《站台》里，我想把成长过程里曾经感染过我、让我感动的音乐都放在里面。经由音乐，让它在叙事上有历史性。另外也用一些非常具体的音乐来代表某个年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比如1980年的时候，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国家要鼓励人民乐观地迎向未来，就写了一首流行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它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再过二十年，我们会实现四个现代化，那时候我们再相会，天也美、水也美。也就是说，国家许给人民一个巨大的承诺，未来会很好，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每个年轻人都在唱，社会上充满了激动与希望的气氛。到了1986年、1987年，我们开始接触《跟着感觉走》这样的歌，那时‘文革’早已结束，思想开始解冻，开始有思想自由与表达的自由。后来有了崔健的《一无所有》。所有这些歌都代表那个时候的社会状态。所以我这样年纪的导演，像我是没办法逃开流行音乐的影响的。所以是有很多东西吧，历史的原因吧，这些歌打动了我。”①

　　　　所以，贾樟柯说：“我自己非常喜欢音乐。”

　　　　辑封语：

　　　　对真实的“再现”就是他对自己作为一位当代中国电影人的责任的理解和自我赋予。而特别要紧的是，这些真实的东西正是被我们那些“不寻找真相”的文艺家们“忽略的事实”。这也正是贾樟柯之于当代中国电影乃至整个文艺界的意义。
第三章　《小武》试水（1）
　　　　1。“自由是自己争取来的”

　　　　“如果这种艺术的职业化仅仅以养家糊口为目的，那我情愿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业余演员，因为我不想失去自由。当摄影机开始转动的时候，我希望能问自己一声，眼前的一切是否是你真正的所思所感。”贾樟柯曾经这样说过。

　　　　拍电影而不依附于某种机构和体制，这样可行吗？贾樟柯自信地说：“我觉得是可行的。我已经在工业的体系里这样拍到第四部片子。我能行，为什么别人不能？自由是自己争取来的。”

　　　　贾樟柯及其电影制作，适应了时代潮流，也是时代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初，非主流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当时的不少人十分认同“非主流”，他们“看独立电影，听本土摇滚，看地下展览……”独立，成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信仰。在剧烈的变革中，“独立地表达自己的声音，不折不扣地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感受”，是他们的追求与信仰。这时候，身为导演的贾樟柯开始了对生活、对社会、对世界的审视与思考……当然在1997年，独立电影还不是一个很可靠、很可行的方法。但贾樟柯还是去做了，这就是《小武》。它的大获成功使得他的电影理念与实践更加清晰与稳定。一种电影的风格，开始渐渐浮出水面。〞米〞花〞在〞线〞书〞库〞 ；bOOk。mihUa。Net

　　　　《小武》这部影片的创作，与贾樟柯的香港之行有关。

　　　　那是在1996年。当时贾樟柯带了录像作品《小山回家》去香港参加一个独立短片比赛。就在那次活动中，他认识了他的投资人。他是巴黎第八大学毕业的，学的是电影理论。他回香港以后搞了一家小公司，叫香港胡同制作公司（HuTongmunications）。

　　　　这位投资人很喜欢贾樟柯的《小山回家》。他问道，拍这个东西你花了多少钱？

　　　　贾樟柯答道，大概需要几万块钱吧。

　　　　他听了惊讶说，啊！几万块你就能拍一个东西出来？那我们就一起做吧。他又说，我现在的力量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正在准备开始投资拍电影。他还说，我们先从小做起——花个十几万做个短片，然后拿去运作，等公司发展了以后，再做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电影。

　　　　贾樟柯本来就是胸怀大志，想做一番事业的人，在香港投资人的外力支持下，他回到电影学院又写了一个剧本——是照30分钟的长度写的，名字就叫《夜色温柔》，跟英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同名。对此，据贾樟柯忆述：“拍《小武》前我本来要拍一个短片，写一男一女第一次在一起过夜的故事。我想拍个单一场景（一个卧室）、单一时空（一个晚上）、两个人物这样的一个小品。”剧本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相爱很久，但一直没有发生关系，于是男生借了同事的房子，一夜初欢的经历。故事发生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时间的跨度也很小——准备就做一个实验性的短片。“写完觉得自己很牛，全是夜景，就一个场景，那间房间内，直到天蒙蒙亮——电影结束。”

　　　　写完这个剧本后，摄影师余力为也从香港过来了（原来他们就约好了一起来做这个电影，当时眼看春节就要到了，他们准备过完节就开拍），这样贾樟柯就带着他一起回了老家。

　　　　《小武》是贾樟柯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这是一个拍小偷的故事，而这完全与贾樟柯在汾阳有关。那是1996年，他们拿到了30万元的投资之后，家乡的人只觉得他每天要拉赞助，“好辛苦”。
第三章　《小武》试水（2）
　　　　因此，尽管贾樟柯已经把演员都挑好了，没想到回家过年，发现一切都变了：卖服装的街，变成了歌厅。他一下子就被巨大的、沸腾的变化吸引，一拍就是好长时间，目不转睛，舍不得离开，总担心稍纵即逝。他只好又开始挖掘自己最熟悉的体验。他的小学、初中的同学和朋友，是他电影的“倾诉对象”。所以贾樟柯回想道：“我已经有一年半左右没回过汾阳了，那次回去觉得到处的变化都特别大。”他记得：

　　　　“春节期间，每天都有许多我小时候的同学、朋友到我家里来串门、聊天……在谈话中间，我突然感到大家好像都生活在某种困境里——不知道怎么搞的，每个人都碰到了麻烦——夫妻之间、兄弟之间、父母子女街坊邻里间……各种各样现实利益的冲突正使得这个小县城里彼此之间的人情关系变得越来越淡漠。这些人中间，有一些是我小时候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是一块儿长大的。但是长到18岁以后，他们的生命好像就停止了——再也没有任何憧憬：上单位，进工厂，然后就是日常生活的循环……这种苦闷，这些人际关系毫无浪漫色彩的蜕变，给了我很深的刺激。”

　　　　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贾樟柯到街上到处走走，各种感受就更深了——

　　　　在他老家的汾阳县城边上有一个所谓的“开发区”，叫“汾州市场”，那个地方以前都是卖点儿衣服什么的。可是他这次回来一看，全变成了歌厅！街上到处走着东北和四川来的歌女。人们谈笑间说的也都是这些事。再譬如，汾阳城里有条主街，当地人都把它叫做“正街”，其实也没多长，从这头到那头步行也不过十分钟左右，但街道两旁都是很古老的房子，有店铺什么的。

　　　　这时候有人告诉贾樟柯，下次来你就见不着了——再过几个月这些房子全要扒了，要盖新楼，因为汾阳要由镇升为县级市了——现在那条街上已经是清一色的贴着瓷砖的新楼了。

　　　　因此，扒房子这个情节，也是贾樟柯最初萌发拍摄《小武》念头的契机之一。他认为，倒不是留恋那些老东西，只是透过这个形象的细节，可以看到社会的转型正在给这个小县城里的基层人民生活带来各种深刻的、具体的影响，使我看到了一种就当下状况进行深度写作的可能。“我的创作神经一下子兴奋了起来！”贾樟柯如是说。

　　　　原来，贾樟柯在他进电影学院后的几年里，他所接触到的中国影片，大致不外乎两类：一类完全商业化的，消费性的；再一类就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他深深地感到，真正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记录这个年代变化的影片实在是太少了！整个国家处在这样一个关键性转折时期，没有或者说很少有人来做这样一种工作。因此贾樟柯觉得，这种状况对于干这一行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耻辱——起码从良心上来讲，自己也觉得应该要想办法，一定要去做一个切切实实反映当下氛围的片子。

　　　　贾樟柯称，他回到汾阳后，“突然发现，这一年汾阳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现代化的进程，商品经济对人的改变，已经到了中国最基层的社会。山西是很内陆、很封闭的一个省份，汾阳又是山西比较封闭、比较内陆的一个地方，它靠近陕西，离黄河很近，是个很古老的地方。很多东西的改变让我非常吃惊，尤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很多老朋友都不来往了，相互之间都有很大的矛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