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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别人对父亲的频频赞扬形成对照的是，我自己记忆中的父亲都是比较无聊的或咄咄逼人的，我觉得很奇怪。他留给我的一个好印象是，“他可以用左手来仿造一只烧烤架”，我觉得（或者说我应当发现）这是极为有趣的，尽管我一点也想像不出烧烤架是什么。可惜我也记住了他的一些话，例如，“我要把你打到讨饶为止”，“我要把你整得死去活来”，以及“我要打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后两句话当然不是在开玩笑，而是针对我那经常顽皮捣蛋的哥哥维克多。为什么我只记得这些可怕的威胁，而不是父亲肯定说过的一些吸引人和真正有趣的事情？
虽然我很珍惜到英国的旅行，并向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竭力吹噓过，可是我只能回忆起一系列不连贯的镜头：从南安普敦到伦敦似乎漫无止境的乘火车旅行；我的三个年轻阿姨捧着网球拍——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球拍都是慷慨的父亲赠送的；祖父家那座可爱的花园，及祖父在他的家里设法安排我们所有人的吃住。这是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几个月前刚逝世，我看到商店正面木门涂上黑漆以示哀悼，这景象令我久久难忘。我记得别人告诉我那年夏天爱德华七世生病，因此他的加冕典礼不得不推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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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纽约度过的童年生活（6）
此外，当时布尔战争正如火如荼。我和利昂得到了卡其布做的小军装——在当时那种色彩是很新鲜的——以及木头步枪。我们按士兵队形在大街上来回游行。我还记得乘坐在有名的双层敞篷公共汽车的顶部，迫切希望吸引街上士兵的注意。每当我看到有士兵抬头注意我时，我就热情地向他敬礼。当有人还礼时，我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
可是我们只在伦敦度过很短的一段时光，然后搬到布赖顿，在外公格森海特家度过大部分夏天。格森海特这个名字让别人觉得好笑，却使我们感到尴尬。外公家是剑桥路14号一幢很大的褐色沙石建造的房子。我记得外公矮胖，快活，留着白胡须，外婆则是一个结实健壮，易动感情，盛气凌人的妇人。她刚从巴黎回来，带给我们满满一玻璃瓶的硬糖，年轻的阿姨玛格丽特和卡罗琳对我们非常和蔼可亲。
我有一张在我们必须经常去的那座犹太教堂做祷告的照片，因为外公外婆家和祖父祖母家都是正统的犹太教徒。我曾看到一位犹太教士的5个儿子列队行进的仪式，他们全都穿着伊顿公学制服，戴着翻下的硬领和高高的帽子，鱼贯而入，坐到高背椅子上去。那个夏天，这位犹太教士家里发生了煤气取暖器爆炸事件。他烧伤得很严重，长期闭门不出。我记得我们前去慰问，发现他全被绷带可怕地裹住了。
经常到布赖顿沙滩去洗澡是既令人愉快又令人痛苦的事。离海岸稍远的沙滩很平坦，脚踏上去很舒服。可是近海外（7岁的孩子必须抓住一根导绳才准去的地方）开始出现成堆的小卵石，波浪把小卵石直冲到我们的腿上，令人讨厌。
我们总是渴望去洗澡，其原因我想像不出，也许我们认为真正的男孩理应有这种渴望的。可是，由于海水冷飕飕，沙滩上多卵石，我们又一点不懂如何游泳，所以整个洗澡过程就像斯巴达人经历的一次艰苦严峻的考验。
但是，布赖顿的洗澡车确实很有趣。那是些全封闭的运货车辆，作洗澡者更衣用。在退潮时，你可以看到它们密集地排在一起，靠近海水边。在涨潮时，它们被摆在沙滩高处，仍靠近海水边。几匹马把它们拉上拉下，马都被套在各辆车的车辕之间。这么做的目的是使洗澡者可以在海水附近脱衣穿衣，免得在布满卵石的海滩走上很长一段不舒适的路。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好看的场面。那是在一次狂风暴雨之后。波浪突然滚滚而来，已经来不及把货车拉到安全的地方，大多数货车被退潮带入海中，它们在海水中漂浮的情景，我们岸上的这些好奇观众看得一清二楚。水手们乘上小艇，划入海里，用绳子把货车一辆一辆地套住，然后费力地把它们拖回到岸上来。我和利昂多么希望重新刮一次大风暴，可以再看到这种情景。
1在纽约度过的童年生活（7）
数年后，作为业余孜孜不倦地阅读拉丁文的学者，我读到了卢克莱修的著名诗句：
大海浩浩荡荡，无比宽广，
风儿吹皱了波浪，多么美妙。
在岸上安然地观看，
一望无际的海水又一次跋涉。
这些诗句并没有使人想到被暴风雨掀起的、苦苦挣扎的船舶，而总是使人记起两个男孩在海滩上观看划艇上的水手们拼命地拖曳一纵队洗澡车。
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循规蹈矩，行为良好，很少陷入窘境，除非被我的哥哥引入歧途。维克多是我家的皮大王。在10多岁时，他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问题儿童——这个名称和失足少年的意思差不多——但是在专门机构经过一段时期的纪律约束，他变得好了一些。老大利昂在我们三个人中性格最文静。他是一个健康、淘气、脚踏实地的青年，常常热情洋溢，但决不盛气凌人。9岁时利昂就热爱捕鱼，虽然偶尔才抓到一两条银色小鱼，但是他锲而不舍。有一天他抓到了一条鳗鱼。他想，要这种令人反感的、对犹太人完全无用的鱼干什么呢？事实上，如果不把这种鱼切成许多小段，一段段放到餐巾布下，装在各个祈祷盘里，出现在安息日餐桌上，还有什么用？当一大群教徒（包括一些贵宾在内）揭起餐巾时，出现了一场小小的骚乱。大家凭直觉感到他或她（主要是女教徒）正盯着摩西教义所严禁的这些不可思议的祭品。这些昂贵的祭盘是否得扔掉，或者通过无数次驱邪仪式使它们得到拯救，成了一触即发的问题。利昂由于犯了错误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我们到英国度假之前的一些日子，我们已从迈尔斯家借住的房子迁居到我们自己近第七大道122号街的一幢4层楼私人住宅里。在那里，我很喜欢摆弄通话管。你用力把气吹入通话管，你的嘴唇前就会发出尖厉的哨子声，然后按一个小杠杆，把口哨声放出来，倾听女厨师回答。她带爱尔兰腔调的洪亮声音十分清晰地传了过来：“嗳，夫人，有什么吩咐，夫人？”我兴高采烈地回答：“是我本尼喊你。”然后她讨厌地说：“你自己去玩吧，别再来烦我！”
一架送菜升降机在地下室的厨房和一楼餐厅之间轻轻松松地上上下下。对一个小男孩来说，有趣的是想像自己变成一个又大又深的汤碗，塞到送菜升降机的下格，一会儿费力地升上去，一会儿又费力地降下来。那天，我们三个男孩一起走进送菜升降机，结果把升降绳都弄断了。我已搞不清这是记住的事实，还是想像。
我记得跟着父亲和母亲走进我家的每一个房间，包括顶楼的一两间——当然是仆人住的地方——给我留下了那是一块“陌生天地”的印象。父亲拿了一把很大的羽毛掸帚和一只普通的畚箕。这些都是逾越节前夕我们称之为“寻找发酵的面包”这个传统仪式中使用的象征性工具。整座房屋被彻底清扫了一遍，把平常饮食留下的污迹全都抹掉；留作神圣节日时使用的两整套盘碟锅壶暂时拿出来使用。仿佛为了对付围困，我们贮存了大量特制的食品——装在椭圆形大盒中的几十磅重未发酵的面包，装在蓝色纸锥筒里、必须用锤子敲成一小块一小块不规则形状才能吃的特级硬糖，以及牛奶、果酱、香料等专门食品。那么“寻找发酵的面包”活动的结果如何呢？我们房子里任何违背逾越节规矩的痕迹都没有，这使我们很满意，也许也使十分兴奋的上帝感到满意。当然我们在搜索中从未找到发酵的面包，但是搜索活动是令人激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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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纽约度过的童年生活（8）
在我五六岁时，我们迁居到靠近第125号街的第五大道2019号褐色沙石造的私人住宅里。二楼有一扇厚玻璃窗，窗后面的大客厅用作陈列瓷器的展览室。我们男孩是不准进入这个区域的，倘若违反规定，就可能受到狠狠的惩罚，因为允许3条小公牛闯进家庭瓷器铺绝对是一件蠢事。但是我们可以在大人小心陪伴下去看这些瓷器。我想起了诗歌自成一派的奥玛尔·海亚姆奥玛尔·海亚姆（OmarKhayym；1048—1122）：阿拉伯诗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译者，他曾在陶工家里发现：“多种形状和大小的瓷器在地板上沿着墙排列着。”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些大花瓶。其中有的像山一般高，但当时我不只没有经验，而且年龄也小。我记不确切最大的一只花瓶是什么样子，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听到它价值1000美元时肃然起敬的心情。在当时1000美金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啊！
我们曾在莫里斯山公园游玩，这座公园离我家不远。我们还常与母亲一起到第125号街买东西，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受上流社会欢迎的商业中心。我们在韦斯贝克大市场买肉和日用杂货。其他大部分商品我们到一家规模很大的百货商店——科克公司去买。但是要采购重要物品或希望有更多的选择时，我们到布卢明代尔去，这家商店当时坐落在第59号街上。因为地铁还没有建造，乘高架铁道不方便，乘汽车又是罕见的，所以便乘有轨电车到那里去。市内有轨电车系统发展得很完善，因为有好几条相互竞争而又合作的线路，还有想方设法提供的转车服务。这种服务是由一些穿制服的男子提供的，他们坐在各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的太阳伞下。每把阳伞上印着两三条相同的大标语：“可以转乘任何电车到达布卢明代尔。”这是我童年时代家喻户晓的广告语。
许多年里，我们都穿第125号街赖特商店的鞋。该店在广告上把“式样合适的鞋”巧妙地写成“赖特式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句简洁的双关语英语中，“合适的”（right）与该店名赖特（Wright）发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赖特式鞋”（WrightformShoes）是一语双关。——译者留下了很深印象。不久我也开始成为长期爱用双关语的人。在我生日——也许是6岁生日时，我得到一辆我梦寐以求的快速运货车。春末或夏初的一天，母亲同意我带上运货车跟她一起去买东西。我们把包裹堆在车上，然后母亲在街上摊贩那里买了几束香豌豆，把它们摆在车的周围。我们一定十分引人注目——一个美丽年轻的主妇和一个穿水手服、头发又黑又卷的男孩拖着一辆装饰华丽的运货车——因为我记得，当我注意到过路人驻足观看、十分羡慕时，我的心里是多么飘飘然！
1在纽约度过的童年生活（9）
5岁时，我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可是开始得并不光彩。我被送到附近的一所公立幼儿园，该幼儿园设在某幢大楼的二楼。我记得自己出神地坐在一个装沙的盒子和一个大贝壳面前玩耍，十分自得其乐。但是不久我就从阿卡迪亚幼儿园开除出来。因为我还没有掌握解开和系上短裤纽扣的本领，而其他所有小学生已通过了这个教育中的难关。于是，我上厕所总需要正在忙着做事的教师的帮助。在好几天碰上这种蠢事之后，我被送回了家，从此再也没有返回过。这样，我无奈地一直等到1900年9月快要6岁半时，才恢复上一年级。我的哥哥都在上学了，而我仍旧是个小毛孩，他们摆出一副叫人受不了的架势，使我急不可耐地希望重新开始上学。有一天，我听到利昂抱怨他因排队时讲话而受到一些惩罚。“排队”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即使会带来惩罚，能在学校里排队该多好！
当我终于进入一年级后，我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积极勤奋、年少有为的学生。我们既学单个字母，也学一些容易的单词，如必然要学到的bat（蝙蝠）、cat（猫）等等。单词都印在卡片上，教师向全班学生展示这些卡片，以便他们辨认。我学习单词十分出色，所以很快通过1A进入1B（当时每个年级分成两半，分别从9月和2月开始）。我的第一所学校是位于圣尼古拉大道和第123号街之间的第157小学。由于我们每天回家吃午餐，所以从学校到家庭一天来回走4次。圣尼古拉大道上已有了两匹马拉的有轨车，使我的步行不感到呆板冷清。其他城市来的人常常到纽约游玩，因为纽约是最后一个保留马拉交通工具的地方（当然还有许多有轨电车）。圣尼古拉大道的马拉有轨车实际上是最后保存的古老车辆。最终这种马拉有轨车服务一天只有一次（通常没有乘客），仅仅是“保留马拉车辆特许权”的一种姿态而已。
很早我就明白自己被排除在好孩子和优秀学生的行列之外，但是其他方面我没有受到什么重要影响。我身体健康，但是从年龄上看长得矮小，在体育运动方面远远落后于一般人。当时，好学生并非应当擅长体育运动。然而我得充分参加各项运动。我的运动量和别人一样多，只不过都做得不太好。因此我的自尊心不断受到伤害。由于我的动作不协调、不敏捷，我常常处境窘迫。我不是把东西掉下打碎，便是撞到东西上，把它们弄坏，有时候还撞伤自己。此外，我不可救药地心不在焉，不断陷入沉思或想入非非。因此我经常听到别人愤怒的喊声：“难道你没注意自己在做什么吗？”或者“为什么你不看看自己在往哪儿走！”
对这些诘问是不必回答的。如果我曾努力解释小孩子的头脑里总有许多新奇有趣的想法，这些想法妨碍他关注周围的现实世界，那么肯定人们会像年轻的约瑟夫的兄弟对待一位空想家那样对待我，而且也许我也理应得到那样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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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纽约度过的童年生活（10）
在家庭女教师休假的日子里，我们三个男孩可以自行其事。有一次我们决定到中央公园内去看小火车头，它牵引着小孩乘坐的车厢往返于第65号街和第五大道之间（后来铁轨拆除了，原址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