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班里所有学生的姓都是以G为首字母的。开学第一天，我有幸见到一个和我同年龄的男生，名叫弗雷德里克·F·格林曼，从此之后成为我毕生最亲密的朋友。在我的这个姓“格”（G）的班上还有一个身材矮小的莫里·戈特沙尔克，他命中注定以后要当这个规模很大的大学的校长，可是当他入学时却是外貌平平，神色忧郁。
我忘记了大多数在汤赛德·哈里斯·霍尔教过我的老师，而我记得的一些老师又没有什么值得记叙的，但是有两位在我的记忆中很突出：一位叫爱德华多·桑佐瓦尼的可怕的人，能讲拉丁语，真正教我学会这种复杂语言的就是他。我仍记得他惯常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加登，第二个变格的特征性元音是什么？”加登作了回答。接着桑佐瓦尼教授问：“加登先生，地球是圆的吗？是圆的？那么你的成绩也是圆的——零分。”他没有虚伪的谦逊，而总是自豪地告诉班上学生，他曾用拉丁文与梵蒂冈教皇谈话。
另一位是几何学教师，外表极其文静平凡，在气质上与热情奔放的桑佐瓦尼截然不同。他的名字叫莫里斯·拉斐尔·科恩——当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但后来在哲学编年史上却声誉显赫。教几何显然不是他的长处。汤赛德·哈里斯·霍尔中学的课程表很特殊，强调学生下苦功，所以这门课要求我们在一学年内学完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全部12本书。科恩先生没有很好地安排应分配给我们的课外作业，因此到6月初，我们远未能完成任务。于是有一天他宣布了一个使全班大吃一惊的决定：“各位，明天起，我们将学第十册书。”他的通常教法是把一大群学生叫到黑板前，指定每一个人做一道不相同的题目。上面提到的加登又高又胖，天性快活，善于结交，但是学习成绩不好。所以我或戈特沙尔克迅速做完我们的习题后，时常与加登交换位置，帮他完成黑板上的作业。科恩先生正潜心阅读着詹姆斯或罗伊斯的著作，竟然没有发觉这种情况。
4中学时代：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2）
大约7年后，我在不同的环境中遇见科恩教授。我已是哥伦比亚大学相当妄自尊大的高年级学生，对哲学和法语兴趣很浓。巴黎大学的雷蒙·布特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做讲座，题目为“亨利·伯格森是实用主义者吗？”布特鲁在演讲开始时说：“先生们、女士们，伯格森当然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演讲结束时同样斩钉截铁地宣称：“因此，伯格森根本不是实用主义者。”
我茫然地走出讲演厅，认出了我以前的几何教师的卷曲短发和不吸引人的相貌。他彬彬有礼地同我打招呼，而我用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师生对与纽约市立大学有关的人所采取的有点屈尊俯就的口吻对他说：“你好，科恩先生，你对哲学也感兴趣吗？”莫里斯·拉斐尔·科恩先生自我贬低地微笑着说“有一点”，就径自走了。与我在一起的一位学生惊讶地瞪着我，大嚷道：“大笨蛋！难道你不知道莫里斯·科恩是公认的威廉·詹姆斯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著有《心理学原理》、《实用主义：旧的思维方法之新名称》及《哲学中的一些问题》等。——译者的接班人吗？”我不知道。但是这一次我的愚昧无知使我得到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永远不要傲慢地对待别人。
当我读中学时，母亲决定从莫里斯舅舅家搬出来，开始经营一个供食宿的客栈。她在哈勒姆区第128号街租了一幢褐色沙石的房屋，我不知道她是如何给这幢房屋配齐家具的。母亲的经营能力平平，以后我们发现这幢房屋面向马车行的马厩时悔之已晚。随着夏天的来临，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客栈环境的缺点不仅使我们自己，而且使房客都明显地感觉到了。
我是一个刚满12岁就雄心勃勃的孩子，所以感到必须寻找一份有收入的工作。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撒克斯顿牛乳店，贴了一张“招聘男童”的广告，吸引了我。当我去申请工作时，撒克斯顿牛乳店的经理怀疑地看着我说：“你不够强壮，做不了这份工作。”我向他保证我行，而且干活卖力可靠。法律允许在夏天雇佣任何年龄的工人，薪水不限，于是我得到了雇佣，每周2美元薪水。起初工作很顺手。我推着装商品的小车到附近各个公寓住户去，然后把商品搬到地下室，找到通知顾客的铜铃和通话管，进行联系。接着我必须做的是把装上商品的升降机拉上去，然后把它拉下来，取走钱，一般还要装上零钱再次把升降机拉上去。这项工作不很忙，虽然每个客户似乎都住在六楼那么高，使我费劲。但是后来送货车交给了别人，我不得不手提装着商品的篮子。我发觉提篮子累得我精疲力竭，特别是在8月初灼热的阳光下工作。有一次我放下沉重的篮子擦汗，让酸痛的手臂休息一会。隔壁有两个男孩正在玩类似打棒球的游戏。当我拿起篮子，艰难地走开时，其中的一个在我背后大喊：“干活去，你这头牛！”我气得快要掉眼泪。不久后，维克多——一个非常健壮的小伙子——接替了我的工作，他的工作情况比我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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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学时代：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3）
在夏季结束时，我们放弃了第128号街上那幢“芬芳”的房屋，把我们的客栈搬到第114号街附近曼哈顿大道350号一幢类似的褐色沙石房屋。在那里罗曼史第一次触动了我的心。我把漂亮妇女分成两类：一类是母亲那样，另一类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居民。这种有害的态度是我的教育环境造成的。除了在幼儿园的两周以失败告终的生活外，我再也没有在男女生同校的课堂上呆过。某种不友善的力量实际上剥夺了我与同年龄女孩正常接触的权利。唯一的例外是，我仅与表妹海伦有交往，可是她对我的思想或感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令我迷恋的是一位楚楚动人、才华横溢和活泼愉快的姑娘，我敬慕她，她也非常喜爱我。可惜，她是风华正茂的18岁，而我仍是青春期前的12岁。康斯坦斯·弗莱希跟着妈妈到我们这里来借房子住，以便靠近伯纳德学院。没有谁对一个怕羞的孩子像康斯坦斯对我那样和蔼可亲。她主动教我法语，尽管我有其他许多功课，可是这门课我是全身心投入的。不久以后，我的藏书中有了普罗斯帕·梅里美普罗斯帕·梅里美（ProsperMerrimée，1803—1870）：法国作家和历史学家，知识渊博，并通多种语言。艺术风格热情粗犷，主要作品有小说《高龙巴》、《嘉尔曼》，历史剧《雅克备》，历史著作《论罗马历史》、《论社会战争》等。——译者的小说《高龙巴》的教材版，这本书有词汇、注解以及扉页上康斯坦斯用她那美丽的手写出来的下列题词：“我爱小不点。”
我们还一起朗读法语诗。有一首维克多·雨果写的诗，题为《坟墓和玫瑰》，她说这是她喜欢的诗，叫我背熟。我不仅非常积极地背诵了——所以至今还记得——而且把它译成英语。这标志着我的精神生活大转折的开始。像许多浪漫而又富有思想的男人一样，我写过相当多关于我自己的诗，但自我评判的感觉告诉我这些诗缺乏天才的火花。而翻译别人的杰作则可使我借助他们的灵感。翻译需要花功夫，加上一点技巧，我想我能做到这一些。在把无数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德文译成英文——加上把A·A·豪斯曼A·A·豪斯曼（Housman，1859—1936）：英国学者和著名诗人。著有诗集《计罗普郡一少年》、《最后的诗》，曾任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拉丁文教授，耗费30多年的精力校勘马尼利乌斯的拉丁文诗集。——译者的一首诗从英文译成法文——的过程中，我个人获得很大的满足。
这里我禁不住要把自己翻译的一首雨果的小诗抄录在下面：
坟墓和玫瑰
坟墓对玫瑰说：
“用黎明惠赐的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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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学时代：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4）
可爱的花儿啊，你能搞出什么名堂？”
玫瑰对坟墓说：
“上苍把死亡送到了你的内房
你可帮过逝世者什么忙？”
玫瑰回答说：“逝世者的家啊，
我用微风流出的泪珠，
制造出醉人的芬芳。”
坟墓回答说：“多愁的花儿啊，
我要把了解我的力量的每一个灵魂，
超度到天上。”
现在我快13岁了，所以大人及时训练我如何参加犹太儿童成年仪式。关于这件事，我只能说，由于我顽固拒绝按惯例发表感谢父母的演讲，并且庄严宣誓遵守犹太教戒律和礼仪，使得教堂长十分失望。我在犹太教堂安息日晨祷上听过无数次这种演讲，对其千篇一律、单调乏味、易动情感以及明显的虚伪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我迅速地抛弃了信仰。我发觉以前毫无疑问地接受的过分繁琐和古老的宗教仪式与理性和舒适格格不入。宗教信仰的训诫教化对一个敏感的人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和魅力被一大堆反复不断的隐语弄得透不过气来。主日学校和教堂成了讨厌的地方。但是在一段短时期里，在我少年仍受影响的初期，我曾被犹太教的伦理观念所激动。星期五晚上，我动情地倾听年轻的唱诗班的吟诵，如果犹太教教士的传道劝诫没有把感情表达出来，我的内心甚至会作出渴望的反应。但是这种兴趣为时不长。随着年月的推移，我越来越不遵循曾牢牢恪守的犹太教礼仪和惯例，最后它们完全在我思想中消失了。
但正如我的许多其他熟人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我失去了对宗教的全部兴趣。相反，总的来说，长期以来宗教是我主要探索和思考的目标。各种宗教教义、信仰和经验向我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研究课题。人对宗教的切实需要和他所信仰的宗教的含糊性之间的对照是鲜明的。很难否定宇宙中神的存在；但同样难以接受据说是神向人暗示的无数相互矛盾的教义。甚至一神教——犹太教赐给世界的——也使多疑的人半信半疑。供奉一个神这种主意从简单明了这一点上说具有吸引力，但是它是否和冥冥世界的实际符合则是另一个问题。在大学时代，我读了威廉·詹姆斯的《多元的宇宙》（1909年），对作者明晰的推测印象很深，因为它们和我心中一直在酝酿的想法很合拍。
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好奇多问的公民，我从基督教教义和历史中发现了许多吸引人的地方。耶稣在我生活中的很早时候就以相当幽默的方式变成我的英雄。我在犹太儿童成年仪式上收到的大多数礼物是图书。其中有一本是年轻的犹太教教士送的，他是我家的一个相当亲密的朋友，那本书的名字叫《大卫家的王子》。几个月后我读这本书时，惊讶地发现它由一系列描述耶稣的生平和殉难的书信体故事构成。我没有因为犹太教士的礼物而皈依基督教，但是那本书向我介绍了一个从未停止吸引我的人物。
4中学时代：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5）
自然，我纳闷何以犹太教士送给我那么奇特的礼物。几年后我遇见他——他已成为闻名遐迩的鲁道夫·科菲博士。他告诉了我无意间造成这次巨大的难堪和内疚的原因。他曾请我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为我挑选一本合适的书。那位太太匆匆到书店去选购，看到那本薄薄的书，没有费心读一读，就推断是一本关于犹太英雄的著作。她把那本书名讲给科菲博士听，当时科菲也未觉得有何不妥。幸好后来他知道了那本书的内容，但纠正这个大错误为时已晚，作出解释也太尴尬了。
在《卢森堡之夜》中，雷米·德古尔蒙谈到犹太人时评论道：“一个民族的奇异命运——他们拒绝接受他们带给世界的一个神。”历史上的许多结果与预期相反的事情没有一件与这两大宗教的关系相同：不引人注目的东方世界竟然把它的宗教思想强加给整个西方世界，以及在渊源和性格上与他们如此不同的民族上。而且，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的伟大创造基督教，而是因为他们不顾基督教，而存续了许多世纪。
当人们阅读《新约》时，人们对它的道德伦理和神学之间的对比感到惊讶。基督的道德教义比《旧约》前进了一大步——倒不是思想的新颖，而是在于想象力丰富的表达。但是在他预测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时，在他对邪恶和天堂的物质方面表示关注时，基督似乎思考了一种天真的甚至迷信的环境，在智力上比犹太教预言中精确的概念稍逊一筹。对于非宗教信徒来说，在基督死后详细阐述的基督教教义事实上突出地说明信仰超过了理智。
想到西方世界一部分人在一生中宗教信仰会发生变化，这是令人感到吃惊的。而有的人从容自在地放弃宗教信仰甚至放弃对宗教的兴趣，这与宗教曾对许多人的思想所施加的强有力控制相比较，也是令人惊讶的。我常常对年轻人说：“你必须对上帝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有权不相信他。”然而宗教与这些人的关系好像地球磁场同宇航员的关系一样。已经与家庭传统的宗教教义一刀两断的人毫无困难地建立起一种完全忽视宗教的生活方式。想到我们地球上几百万相信上帝、天堂和地狱存在的人和其他几百万从来没有这些观念的人共同生活。一起相处，这未免也令人觉得稀奇。
在一生深入思考了宗教这个大问题后，我未能得出应当接受宗教信仰的结论。但是我对维持宗教信仰，并以宗教信仰作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正确行动的指南，应付逆境的坚强后盾以及寄托救苦救难、生命永恒的希望的人一直非常尊敬和羡慕。如果拥有信仰是如此美好，如果任何人都可自由信奉，我何不乐意接受呢？但是每一个思想健全的人都不会仅仅因为信仰使他快乐就去信教的。帕斯卡帕斯卡（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译者的著名保证也许说服了许多擅长数学的读者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