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将彻底毒化，／毒液将把地基腐蚀得百孔千疮。/到头来地动山摇变成地震，／魔鬼将发出狂笑，露出龇牙咧嘴的凶相。”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大批工厂、企业倒闭，社会失业现象十分严重，即使农村青年也大量外流，出国打工。据阿尔巴尼亚官方材料披露，目前仅在意大利和希腊打工的阿尔巴尼亚侨民，就已超过50万。大量年轻力壮的男劳力流落在异国他乡，繁重的农活落在了妇女和老人的肩上。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阿果里极大的关注：“在城市远郊的村庄里，全部的井泉都缺水告急，／它们的龙头已经干枯，仿佛飘散出东西烧煳了的气息。／天上一朵云彩慢慢地化掉，／恰似海番鸭的鸽色羽毛轻轻飘移。／”“出国谋生夺走了全部的青年男劳力，／只有很少的老人劳作在河后边的田地里。／小麦和大麦等着他们去收获，／举目向那铅灰色的云彩望去。”（《乡村即景》）读着这些诗句，我们不由得想起了立在被秋风吹破的茅屋前呼天唤地的老翁。噢，难怪阿尔巴尼亚文学界的同行称阿果里是阿尔巴尼亚的杜甫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译序：我所了解的阿果里（5）
在四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到阿果里那农民一般的纯朴、兄长待小弟弟一样的亲切、老祖母待孙子孙女似的温慈。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从阿果里的言行中体会最深的一点，还是他对中国人民所怀有的那种纯真深挚、始终如一的友情。
人在青少年时代对某国、某人、某事产生的良好印象，往往会影响他一辈子。阿果里青年时代在列宁格勒上大学时，与中国留学生王崇杰结识为友。当时二人友好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四十多年来每次与我相会，讲不了三五句话，他准保要询问王崇杰的情况。话语虽然不多，但是，从他那亲切温和的声音里和慈祥含蓄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他待王崇杰就像待自己的亲兄弟似的。我想，他与王崇杰结下的友谊，大概就是他的感情世界里的中国情结之源头吧！
1967年9月至10月，阿果里作为《人民之声报》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第一次访华。回国后写下了长篇通讯《从松花江到长江》，在《人民之声报》上连载。这是一篇感情真挚动人，充盈着智慧与才气的美文。与他人秉承上级的旨意，高调地颂扬“*”的文章迥然不同，阿果里巧妙地避开了“*”，而对哈尔滨、新安江的工人和沙石峪的农民作了详尽的惟妙惟肖的描述。很显然，阿果里对我国的“*”是持保留态度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直说，只能采取躲着走的做法。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当时许多阿尔巴尼亚记者的文章，我们不能不被阿果里的聪明所征服，也不能不被他实事求是、不讲假话的宝贵精神所感动。如今，他人写的那些赞美、歌颂“*”的中国通讯，都已经随风而逝了，唯独阿果里的这篇《从松花江到长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一直被人们所珍藏、所喜爱。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中阿两国关系出现了曲折，但阿果里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始终没变。据我所知，他是阿尔巴尼亚高层人物中公正地对阿中关系，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最早予以积极评价的开明人物之一。讲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特别再提一下他于1991年在劳动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批评党中央落后的对外政策时讲的一段十分真诚而中肯的话：“……我们开始咒骂所有的国家，超级大国和强国，落得在欧美没有任何一个朋友，落得只与毛泽东在一起。1976年我们准备把毛泽东也抛弃掉。中国开始开放和面向欧洲与世界，我们便把她抛弃了。这是党的领导的一种心理，一种受苦受穷的心理，友好的国家不应该面向富裕的欧洲，因为欧洲传染我们得病。我们的领导毁坏了同面向欧洲的友邦的关系。”当时劳动党的领导和许多党员的思想还处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对我国的改革开放还很不理解，甚至持有偏见和敌对情绪。阿果里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从这番话中，我们不仅看到了阿果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而且也领略了他对中国、中国人民的深刻理解和实实在在的情谊。阿果里是一个放眼世界、知书达理的时代先行者。近十年来他又以不同的身份访华两次。当然，这期间他也去过欧美一些国家。经过多方面的观察与比较，他对今日中国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升华，达到了理性的高度，这一点在他为三十七年前的《人民之声报》驻京记者玉麦尔·敏卓吉最近出版的一本对华非常客观、友好的书《中国，世纪的挑战》所写的序言中得到了再好不过的说明：“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有价值，那是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关于现代化中国前进的丰富的信息，而且还等于向公民们、政治家们和国家领导者们发出了关于同这个巨人进行最密切合作的一封信，中国走向进步的步伐使欧洲连同美国一起感到惊奇。B。 克林顿没有白说：‘如果中国的经济按着现在的轨道继续增长，那她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是，我们的领导者不接受这一想法，因为他们比美国的总统们高大，那当然是叉着双腿骑在山上了！”
阿果里，阿尔巴尼亚人民忠诚的儿子，伟大的作家，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中阿两国人民所做的一切。他的许多精品佳作将来一定会更多、更快、更好地介绍到中国来，中国读者一定会像喜欢《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那样喜爱它们、珍藏它们……
郑恩波
2008年11月底于寒舍“山鹰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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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表
居辽·卡姆贝里：文化部图书处处长，后任文化艺术处处长，甚是风光。因种种“精彩表演”和“杰出业绩”而衰落下去，被传为笑柄。
阿蒂拉：居辽之妻。
戴木克：居辽领导下的干部，因笔杆子硬且又为人忠厚老实，勤勉肯干，成了专门为领导撰写报告、讲话稿的写手，断送了本来很有希望的文学事业。
泽奈柏：戴木克之妻。
塞姆塞丁：原文化艺术处处长，在干部轮换热潮中被打发到偏远的山乡。
阿拉尼特：居辽的下级，看不惯居辽的种种表现，与领导很对立，后被任命为文化艺术处处长，接替了居辽的工作。
亚当·阿达希：作家、剧作家。
科莱奥巴特拉：亚当·阿达希之妻，人民剧院的演员。热烈地爱上了居辽，但遭到居辽友善的拒绝。
米特洛·卡拉巴达奇：文艺评论家。
扎依姆·阿瓦吉：文艺评论家。
巴基里：居辽领导下的干部。
达奇：居辽领导下的干部。
迪奥金：居辽的长子。
巴尔德：居辽的次子。
马克苏迪：居辽的父亲，从来没有到过发罗拉，但居辽到处宣扬他是发罗拉战争中的英雄。
农业社社长
阿布杜拉赫·米拉玉梅利：乡间僧侣。
居辽同志在盛大会议上大放光彩（1）
1
从前，我写的作品在报纸上发表，我的署名总是被读者所跟踪。可是，现在我写不成了。我感觉写不了啦，有的时候，一种痛苦的忧愁，竟然攫住了我整个的心灵。为什么，难道我不在写吗？我还是从前的那个我，脑袋还是从前那个脑袋，手还是从前那双手。我对我自己感到奇怪。我忘记写作了！莫非这是年龄的过错？为什么年龄有错？我没有老，还没满四十岁。四十岁的人是精力旺盛的人。我的精力到哪儿去了？是谁给吞噬了，嗯？
我待在自家的厨房里，坐在桌子旁边喝着稍微加了糖的咖啡，想着心事。我的面前放着一摞白纸，需要我在上面去涂写。在部里，人家要求我后天交出一份报告，现在需要我从头写起。报告将由谁来作，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儿：报告需要我来写，它将在一次大型会议上宣读。
我喝着咖啡，开始写起来。我的笔在纸上耕耘，写字的手伴随着座钟滴滴答答的旋律活动着。人家喜欢报告写得长长的，写上二十页才好。我妻子坐在长条沙发上，使长针打一件毛衣，时不时地用斜视的目光望望我，感叹地喘着粗气。我很心疼她。“写这样一些报告你不累吗？”她在想。这一念头她不说出来，可是，我心里明白。
“你读过亚当·阿达希的文章吗？他写得很漂亮。”她头不扬眼不抬地说道。
亚当·阿达希是我的熟人，我文笔并不比他差。不过，他继续写作，发表作品，而我却搁笔，不写文学作品了。我在写别人要作的报告。
“我读过了。”我对妻子说。
她在叹息。她的唉声叹气我是理解的。这唉声叹气是在说：你也能写得很漂亮啊。
我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双手插进兜里，满厨房走来走去。我在思考亚当·阿达希，思考他的文章、短篇小说和近来开始连续不断地问世的剧本。这些戏剧作品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评论界也引起了热烈的议论，在熟悉戏剧艺术的人士当中，还掀起了议论的热潮。
“还有好多没写吗？”妻子问我。
“有。”我对她说。我的心思都跑到后天去了，那一天我需要交出报告。“嘿，后天我就一身轻了！卸掉一个担子！我再也不去下保证撰写别的报告了！让作报告的人自己去写吧！我要重新开始写作，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和短篇小说。我不爱干那种差事，我累了！报告吸干了我的精力！我变成了机器！至此结束！亚当·阿达希，你瞧着吧！”
“你累了？”妻子对我说。
我用手擦了擦额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出汗了。
“我累了。”我说。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这铃声刺着我的心，我想不去拿讲话筒，可是却机械地走到电话机前。
“哪一位？……啊，是赛尔曼同志……怎么样啊？……什么时候？……可是，赛尔曼同志，我很忙。有一个报告，我需要后天把它写完……啊，要十天完成？是什么内容？……《文化之家与生产》，要写几页？……十五页？这个报告你要在研讨会上去作？……那好吧，我一定去写。晚安！……”
我放下话筒，叹了一口气。嗐，我暗暗地在心里说，这个赛尔曼，为了一份只有几页的文字材料，还要请求别人来写！这叫什么人，什么人！
妻子内心凄怆地凝视着我。
“报告？”她问道。
“演讲稿。”我说。
“是教育和文化司司长要求写的？”
“是的，赛尔曼同志。”。 最好的txt下载网
居辽同志在盛大会议上大放光彩（2）
“我说戴木克，你为什么对他下保证？你对所有的人都下保证，你要生病的……”她一边织着毛衣，一边说道。
霎时间我对自己责骂道：“我为什么要对他下保证？我不是部里N司报告专业毕业的，又有一份担子压在我的身上，亚当·阿达希不担承这种事儿，他在写作文艺作品。我一点儿也不比亚当·阿达希的才能差，可是，我枯萎了，全完了。”一种深深的痛苦再一次攫住了我，我为自己感到很难堪……
2
我写完了报告，并将它交给了我们部的N司，是这个司要我完成的这个任务。N司负责文化艺术处的工作。在办公室里，除了领导这个处的塞姆塞丁之外，还有领导图书处的居辽同志。塞姆塞丁收下报告，将它送给了Q同志。这位Q同志是负责这两个处的监视员。这两位处长到Q同志那里去了，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我。我待在办公室里，听他们讲有关报告的事儿。这个报告将在一个大型会议上去作，许多杰出的名人雅士将出席这次会议。
Q同志把我们扔在办公室，一会儿，自己带着报告出去了。
“我来作这个报告。”塞姆塞丁同志说。
另一位薄薄的嘴唇上略带讽刺意味，在一旁听着。
“这个报告我也能作。”第二个人，即居辽同志说道。
“两个人都相信报告写得好。”我心里想，“如果他们不相信的话，那就不会争着去作这个报告，无论是第一个人，还是另外那个人，都不会作。”
“为什么你要来作？”塞姆塞丁急匆匆地问道，“命题是我给戴木克的。为了这些命题我一连苦干了十天，这事儿Q同志也知道。”
我脸上布满了愁云。塞姆塞丁同志没给过我任何一个命题，他只是同我一起交谈过报告的内容。不过，即使这次交谈也是非常概括，非常笼统的，其中没有谈到任何一个命题或命题的形式。
“报告要由我来作，这事儿我同Q同志交谈过。Q同志表示同意。”居辽同志简短而果断地说道。
塞姆塞丁同志从办公室桌旁边站了起来。
“我感到奇怪。我说居辽，你听着：我写报告，作报告的人却是你！你要在会议上大放光彩，这对你不合适！”塞姆塞丁同志说道。
“报告不只是你一个人写的，而是我们大家都帮了忙。我帮了忙，这一位也帮了……”居辽同志伸手指着我说道。
“真是怪事儿！我是帮忙的？不是我用这双手从头写起的？”我在想。
“报告是我的！”塞姆塞丁同志大声喊道，“你来要什么？你掌管的是另外一个处，尽管咱们是在一个部里，同属一个社会活动领域！”塞姆塞丁同志气冲冲地说。
居辽同志微微一笑，说：
“文化和图书是不可分割的。戴木克在你处里工作，但与我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居辽同志对我点头示意。
这时候，Q同志进来了，手里拿着报告。
“你们有什么好争吵的？”他说道。
塞姆塞丁同志望着居辽，但未说话，Q同志把报告递给了居辽同志。
“拿去看看吧！再补充点儿什么，以便显得有理有据，并且准备去讲！会议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你明白重要的意义意味着什么！”Q同志将手指抬得高高的。
居辽同志接过报告，在椅子上坐下来，向塞姆塞丁同志投去一瞥胜利的目光。
“Q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