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对……再见！”
居辽同志挂了电话，转过身来对我说道：
“Q同志是个怪人，还特别关心给我请柬的事儿，跟我说由政治局的一个人给我把请柬送来，可我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可能他们把请柬送到家里了。Q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探寻者，对我的研究工作也很关心。昨天他到我家里，我们一起谈了所有的事情，可他还是想起我，给我打电话。我很心疼Q同志，因为重大而繁多的工作把他给累瘦了。他干起事情来，简直像一匹马一样。我跟他讲过好几次要他爱护身体，可他就是不听。其实部里的事情是由Q同志主要负责，反正这事儿你清楚，知道他在什么位置上工作。部长站在他面前都毕恭毕敬的。哼！哼！就连塞姆塞丁的调动也是Q同志决定的。哼！哼！”
从走廊里传来了笑声，少许几分钟的正式休息时间结束了。居辽同志面卷愁云，意味深长地瞟了我一眼：
“你瞧瞧，这些人学会了怎样的举止行为？他们不管别人是否在工作！过错全在塞姆塞丁身上，是他把行政管理工作给搞乱了。行政管理工作是国家的脸面，损坏行政管理工作，那就是毁坏国家的脸面。”
然后，他站起来，离开桌子，急匆匆地把门打开。
“请不要干扰我们！今天我请求你们，明天我就要下命令。我请你们不要强迫我改换官气十足的新面孔……脑力劳动和研究工作要求绝对的安静。如果你们习惯在喧闹中工作，这种状况我可不允许。”居辽同志说道，关上屋门。
他手里还拿着一部多卷本著作的手稿。此事一开始我没有注意到，后来，我看到了它，还注意到了那一整部书，于是，对自己笑了笑。
居辽同志期盼一份请柬（3）
“戴木克，你笑？真叫我来气，无意中我还把这部鬼书稿弄到了手！”他淡淡一笑，把手稿扔到桌子上。
走廊里，喧闹声中断了，那些欢笑的人，看到居辽同志手上拿着那么一整部书，都惊愕失色：他真被学习、研究的事儿给吸引住了啊……
桌子上的电话又响了，居辽同志把手放到电话中间，感慨地说：
“听见了吧？在这种环境里工作？！明天我得用钥匙使用电话，钥匙就放在你的办公室里。咱们两个人使用一部电话。对无关紧要的人就说我忙于工作没空儿。”说完又对着电话说，“喂，你是谁？……喂，谁呀？……赛尔曼？……街道里有会议？……好吧……上周柬埔寨死了多少人？好一个赛尔曼！我可以向你讲解力量关系的对比，已形成的形势，形势的尖锐程度。可是，要我告诉你一天死多少人，我特别请求你……不行，不行，求你了，我说不出来。对这事儿你问问《人民之声报》国际部的工作人员萨科·巴冈吧，他全知道……”他转身对我说：“你听见了吧？这真丢丑！赛尔曼询问柬埔寨的牺牲者！……”
居辽同志的工作、活动、工程，每分钟都排得满满当当的，看他那个样子，好像除了孩子教育，对音乐天才迪奥金的指导和栽培的急难之事以外，还把国家的全部困难和急事儿也担在肩上。嗐，迪奥金！居辽同志为他伤了多少脑筋啊！居辽同志从来也不愿意让迪奥金的天才在这样稚嫩的年纪爆发出来，因为怕孩子早早就沾染上骄傲自大的毛病。一个人首先应该是个谦虚的公民，然后再做天才。居辽同志不愿意……阿蒂拉，却恰恰相反，她唆使迪奥金从事音乐事业，不过，不要去搞那种大型作品，如交响乐那样的大部头。为此，在他们家里爆发了冲突，居辽同志背着迪奥金，把总乐谱藏了起来，阿蒂拉却发出了警报：“迪奥金的交响乐总乐谱哪儿去了？”她开始大喊大叫，甚至因为神经紧张哭闹起来。于是，居辽同志采取了一种妥协办法：将总乐谱又给了迪奥金，这所有的焦躁不安，鸡犬不宁便……
“戴木克，你也要到我家去一下，我要叫你与迪奥金直接认识认识。”居辽同志说道。
我摇了摇头，然后生起气来。“他要叫我跟迪奥金认识认识！好像迪奥金跟我是一个年纪！”我暗暗地对自己说。
他在椅子上坐下来，开始在抽屉里找什么东西。他伸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纸张和文件中间翻找，终于抽出一团打字稿。
“为了这项研究课题，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几个想法已经记在纸上了。还要到档案室里埋头找一找。有些人真叫我奇怪，凭两三个材料随意一写就是五十页……当然需要喽，我自己搜集不了资料，你也要稍微搜集一些。不要怕！我要对你提出几点指导性意见，大人物们也是这么干。你想怎么的？你以为所有的事实都是他们自己搜集的吗？不过，把东西串联到一块儿那是要自己干……比如说，安得烈·茂鲁阿院士在写作《弗莱明》之前，就召唤过……”
他没法讲完话，因为电话响了。然后立刻又停了。接着又响起来，停一停，再响起来……
居辽同志笑了。
“这是阿蒂拉。她打电话要连打三次。这是家庭暗号，你要注意才是呢！”
他拿起电话：
“阿蒂拉？唉，浴场休假房间？那是肯定的，我们领导干部，要给房间和厨房的……我说让给某个工作人员吧，好吧？最好我们去住宾馆吧……对，对，正在调整……什么，Q同志？他说将在隆重的晚会上见我……问一下，我是否要在主席团的位置上入座？我经常不坐在主席团的位置上，让别人也到那样的位置上坐它一次嘛……我的请柬来了？……怎么，还没来？没关系，现在他正在给我寄。谁晓得那些笨手笨脚的老头子把请柬胡乱地弄到哪儿去了。邮递员的事儿！……迪奥金在干什么？……又弄交响乐？不要叫他太累着！你给他蜂蜜吃？……他没吃？……你对他关心得挺好，他是在浪费精力，人在成长中损失的精力是最大的损失……好吧，好吧，我就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居辽同志期盼一份请柬（4）
他瞟了我一眼，小声说：
“瞧，咱们需要会见Q同志。他也在准备一个关于宗教的研究题目。他向我要几份材料，我没有别的办法。我要回家翻一翻经常在笔记本里作的记录，找到以后在盛大的晚会上见到他时交给他。听着，邮递员送请柬来的话，告诉他我在家里……”
他站起来，把他的研究课题提纲装进书包里，跟我点头示意，我们走了出去。
“戴木克，你要离开巡视员办公室，明天你将有自己的办公室。”
他腋下夹着提包，慢慢地顺着狭窄的走廊走了出去。
2
我不希望到任何一个办公室去。我挺累，坐在居辽同志对面的沙发上。除此之外，我还很想喝杯咖啡。因此，我也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我走进“地拉那”咖啡店，在窗前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我一边坐在沙发上思忖着，一边开始对自己发笑：“对于我来说，居辽同志是个非凡人物。我跟很多人一起工作过，了解很多人的心理、性格、道德、特性。可是，我所认识的人不能与居辽同志相比。如何同他一起工作呢？我觉得他自己将亲自写讲话和报告，我只给他搜集资料就行了。这样，我至少可以轻松些。”我坐在桌旁想道。到目前为止，我已经适应与塞姆塞丁同志一道工作，幻想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后来，我马上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每天我在一个笔记本上记录下来一部分同居辽同志交谈的内容，记录下来他电话中的部分讲话，记录下来他与人们的部分交谈，这将是一件稀罕事儿，我就可以重新从事文学事业了，泽奈柏就将看到什么样的作品是最棒的杰作。是亚当·阿达希写的那些描写订婚、退婚，虎背熊腰的男人和教士的作品好，还是我将写的作品是上乘之作。”我又笑了，不过，这一回我可是笑出声来了。这笑声之后，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攫住了我的心。在我的第二意识里经常有报告的回声传来。这一回声经常这样跟踪我，即使某一种模糊不清的高兴之事在我身边出现的时候，报告的回声也撞击着我那自身意识的墙壁，并将那刚刚燃烧起来的喜悦熄灭得无踪无影。“在居辽同志这里也一样。”我默默地想，“我不会从报告中得救。居辽同志需要我，所以他要求把我留在身边。比如说，他将会叫我平静一段时间，然后呢？”我向自个儿发问，“如果居辽同志不搅扰我，那Q同志也不会放过我。Q同志照样也需要报告。噢，戴木克，你的后腰上要背着从白色的档案中进进出出的全部函件！”
我再次像个精神病人似的笑了起来：“不，不，我觉得要出错儿……”
坐在桌旁，我想起了居辽同志的请柬。他的请柬没到，等也是白等。他知道请柬没寄出来，而且即使没有寄，他也要说寄来了，只是没兴趣去罢了……Q同志有放弃盛大晚会的危险，他要到居辽同志家。（居辽同志是这么想的。）
我为他感到遗憾。如果我有一份请柬，那我就送给他好了，让他去嘛……
坐在桌旁，透过窗户我看到了我的同事巴基里。他看见我，转身向我走来。
“我们说你要到我们办公室工作，可你要和当官的人在一起工作。”他说。
“我是头一次去那里。”
“他给你作指示了吗？”
“我们一起谈了谈。”我回答道。
“他从科学的角度讲述了头一批研究成果？”
他笑着说道。
“我们说别的事儿啦。”我说道，因为我不愿意嘴上念叨居辽同志。
居辽同志期盼一份请柬（5）
“迪奥金的总乐谱他跟你说了吗？”他又问道。
“没说。”
“奇怪！他把总乐谱放在提包里……”巴基里笑着说道。
“要来一杯咖啡？”我问他。
“任何东西都不要。”他说，“以前您很了解居辽同志吗？”他补充说。
“了解一点儿。”
“我很了解他。从前我跟他有相当深厚的友谊。他以为我是嘲笑他，于是他离开了。”巴基里说。
“从前你们还一起干过什么工作吗？”
“在学校里我们是同班同学，后来他提升了，做负责工作。尽管这样，我们的友谊还继续存在着，即使现在我们也依然有点儿交情。”
我们的交谈停了片刻，从窗外吹来一丝温暖的风，薄薄的窗纱摆动着，风不时地吹到我的脸上。
“居辽同志的理想是被任命为驻欧洲某国家的大使。”巴基里说。
“这个我有所耳闻。”我说。
巴基里笑了。
“有一天，他告诉我们，说人家请求任命他到一个国家当大使，可是，他拒绝了这件事儿，因为他不喜欢单调乏味的工作。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没那么容易……他说：‘对习惯于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生活的人来说，出国是寂寞的事情。’”
我也觉得好笑。巴基里非常逼真地模仿起居辽同志讲话的音调来，每个字的腔调都和居辽同志的很相像。做着跟居辽同志一样的手势，一样的动作。也许这就是居辽同志对巴基里冷淡的原因。没有比把一个人置于出丑可笑的境地更可怕的了。笑可以叫人垮掉。阿里斯托芬用笑声解除了上帝的武装。巴基里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当他讲一句幽默的话的时候，便放声大笑，双手拍打膝盖，然后抓住你的肩膀，以便引起别人的注意力。
“你到过他的家吗？”他向我问道，抓住我的肩膀。
“没去过。”
“你要去，去了会很满意的。”巴基里说道，闭上了一只眼睛。
“为什么？”
“我什么也不告诉你，以便不让你失去稀奇感。只不过你去他家时，把我也带上。”巴基里说完站了起来。
“再待一会儿！还早呢。”
“我走了，戴木克。”
我独自一人待在那里，我的思绪又重新回到我应当从居辽同志的生活里保存下来的记录中。顷刻间，我为之感到很难过，心都碎了。我想起了阿尔封斯·都德的《达拉斯贡的戴达伦》，心里琢磨我的记录将跟那本聪明的书中所描写的内容很相像。“人们会以为我模仿了《达拉斯贡的戴达伦》。”我对自己说。后来，我又平静下来。《达拉斯贡的戴达伦》的写作，要比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果戈理的《死魂灵》和太凯里的《无用的展览》晚得多，但是，人们并没有诬陷都德模仿了这三部著名的长篇小说。
想过这些事情之后，我站了起来，这时候中午已经过去，我妻子应该下班了，所以我便慢慢向家里走去。
进到屋里时，我看到桌子上有个信封，信封上写着“泽奈柏同志收”。
我打开信封取出一张厚厚的磨得光光的纸，原来是一张请柬。
我手拿请柬走进厨房，妻子正在往盘子里盛菜。
“是出席盛大晚会的请柬？”我问道。
“你干吗大惊小怪的？怎么只有你写报告的人才有权利出席盛大晚会吗？”她说道，狡黠地一笑。
“奇怪得很，这样的一份请柬怎么就没到居辽同志的手上。”我说。
泽奈柏手里擎着盘子，惊奇地看着我。
“什么？居辽同志竟然没收到请柬？”
居辽同志期盼一份请柬（6）
“真是不幸。”我回答说。
“这不可能！”她说。
“就是没收到！”
我们彼此又交谈了两三句话，然后开始吃午饭。
午休以后，我妻子穿上深色西装和白上衣，我们一起出去了。她去出席盛大晚会，我去会晤亚当·阿达希，交流对文学的某种想法，向他介绍我未来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情节。自然了，我不会告诉他我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个情节的，因为他了解居辽同志。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可不要叫他看穿了我的心计。
我和妻子肩并肩地朝前走着，在经过文化宫前面的广场之前，迎面碰上了居辽同志。他穿了一件黑色西装，扎着一条细碎白点的领带，满脸正气。他看见我，朝我走来，脸上露出微笑，伸手拍拍我的肩膀，说道：
“去出席盛大的晚会？”
“不去，陪陪老婆，她有请柬。”我说。
他把头转向泽奈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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