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向他扑了过去。他兴奋地把几个包裹递给他们，立即解释火车原来是不在这停，为了他才特地在塞斯里桥站停的。
与此同时，这对父母已经火急火燎。桌子摆好了，排骨也摆上桌，一切都准备就绪。莫瑞尔太太戴上黑围裙，穿着自己最漂亮的那套衣服。她坐下来，装着在看书。每一分一秒的时间对她都是一种折磨。
“呣！”莫瑞尔说，“一个半小时了。”
“孩子们还在等着！”她说。
“火车不可能还没到啊。”他说。
“我告诉你，火车在圣诞夜总是会晚几个小时的。”
他们彼此有点不开心，焦急得不得了。屋外那颗白蜡树在刺骨的寒风中呻吟。
黑夜里从伦敦往家里赶，这路多么漫长啊！莫瑞尔太太痛苦地想着。时钟嘀嗒嘀嗒的响声，让她心烦意乱。时间越来越晚，也越来越让人受不了。
终于，传来了说话声，门口听见了脚步声。
“来了！”莫瑞尔喊着跳了起来。
他往后让了让，妈妈赶紧朝门口跑了几步，等着。一片嘈杂的脚步声，门突然推开了，威廉出现在那儿，他扔下旅行包，把母亲拥在怀里。
“妈妈！”他说。
“孩子！”她喊着。
就一会儿，她搂住他，亲吻着，然后退后一步，尽力用平常的语调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是啊！”他转过身去叫父亲，“爸爸！”
父子俩握握手。
“嗨，我的孩子！”
莫瑞尔眼里闪过泪花。
“我们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他说。
“哦，我回来了！”威廉叫道。
儿子又回头对着妈妈。
“你看上去很精神。”她自豪地说笑着。
“是啊！”他回答，“我想是因为——回家了！”
他是个很帅的小伙子，身材高大挺直，神情洒脱。他看了看那些冬青树和接吻树枝，又看了炉边铁格子里烤着的小馅饼。
“天哪，妈妈，一切都不变！”他深感宽慰地说。
大家楞住了，接着他突然跳过去，从炉边拿起一个馅饼，一下子就把整个馅饼吞进嘴里。
“哈，你在外面没见过这种小地方的烤炉吧？”父亲大声说。
他给他们带来许许多多的礼物。花完他所有的积蓄。满屋显示出一种豪华的氛围。他送给母亲一把伞，灰色伞，伞把上涂着金粉。她十分珍惜这把伞，一直保存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每个人都得到一件漂亮的礼物。此外，还有好几磅叫不出名字的甜食：什么拌砂软糖啊、冰糖菠萝啊，在孩子们的想象中，这些东西只有伦敦才有，保罗在他的朋友中夸耀着说道：“真正的菠萝，切成片，再做成蜜饯，好吃极了。”
家里人都欣喜若狂。家到底是家，不管经历多少苦，他们还深深地爱着家。举行几次庆贺宴会，大家都兴高彩烈，邻居都来看威廉。看他在伦敦变了多少。他们都发现他“天哪，像个绅士，好棒的小伙子！”
等他要离家时，孩子们各自躲开，不忍看伤别的泪水。莫瑞尔郁郁不乐地上床了。莫瑞尔太太觉得好象吃了麻醉药，浑身麻木，感觉迟钝。她是深深地爱着他的啊。
那时，威廉在一个律师办事处工作，和一家很大的航运商行有联系。这年仲夏，他的上司给他提供了个好机会，乘商行的船去地中海旅行，只需要花一点钱即可。
莫瑞尔太太在信中写道：“去吧，去吧，孩子。也许以后再也碰不到这种机会了。
我想到你将去地中海旅行，比你回家还高兴。“不过，威廉还是在家度过了那两个星期的假。虽然地中海是他早已神往的地方，但一旦他可以回家，那个吸引他的南方还是吸引不了他。这给了母亲极大的安慰。
第五章 走向社会
莫瑞尔天性莽撞，对危险也满不在乎。因此不断地出事故。莫瑞尔太太每当听到一辆空煤车驶向家门口，她就会跑出起居室去看。想着丈夫很有可能坐在矿车里，脸色灰白，满面灰尘，浑身无力，不是病就是伤了。如果是他，她就会跑出去帮忙。
威廉去伦敦大约一年了，保罗刚刚离开学校、还没有找到工作。有一天，莫瑞尔太太正在楼上，保罗在厨房里画画——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忽然有人敲门。他生气地放下画笔去开门，母亲也打开窗户，往下看。
矿上一个衣着肮脏的小伙子站在门口。
他问：“这是沃尔特。莫瑞尔的家吗？”
“是啊。”莫瑞尔太太说：“什么事？”
但是她已经猜到了。
“你丈夫受伤了。”他说。
“哦，天哪！”她惊叫了一声，“他不出事那才是个奇迹呢。小伙子，这回他怎么啦？”
“我不太清楚。不过可能是腿受伤了。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天哪！”她惊叫道，“哦，天哪，他就这副德性！从来没有安宁过五分钟，如果有，我宁愿去上吊！他的大拇指伤刚好，而现在——你见了他吗？”
“我在井下见过他。我看见他们把他放在矿车里送上去，他昏过去了。不过弗雷泽大夫在灯具室里给他检查的时候，他大喊大叫地咒骂着。他们要送他去医院时，他说他不去医院，要回家。”
小伙子结结巴巴地说完。
“他当然想回家，好让我来受拖累。谢谢你，小伙子，哦，天哪，我还没有受够吗？我受够了！”
她下了楼，保罗机械地继续着他的画。
“既然他们把他送到了医院，那么情况一定很糟糕。”她接着说，“他太粗心大意！别的人就没有这么多事故。是的，他想把担子压在我身上。哦，天哪，好不容易我们的生活才好了一点。把那些东西拿开，现在没有时间画画了，火车什么时候开？我得赶紧去凯斯顿了，我只好扔下卧室不管了。”
“我可以替你收拾。”保罗说。
“你不用。我想可以赶七点钟的车回来。哦，我的天，他要惹出来多少麻烦啊。
而且丁德山口那段花岗石路——还不如叫它碎石子路——简直可以把他颠死。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修修这条路。这么糟糕的路，何况坐救护车的人都是急病人。
为什么不在这儿开一家医院呢。如果那位老板买下了矿区，天哪，会有足够的事故发生，不用担心医院会倒闭。可是他们就不这样做，却一定把人放在一辆慢吞吞的救护车里，送到十英里外诺丁汉去。这太不像话了！咳，他还要找岔子！他一定会的。我知道谁陪他，巴克，我想就是他，可怜的家伙，他宁愿躲在任何地方，也不想住在医院里。可是我知道巴克会很好地照顾他。还不知道他要在医院住多久——他讨厌住在那里！不过，如果只是腿部受伤，那还不算太倒霉。“
说话的工夫她一直在准备着，匆匆取掉围腰，她蹲在烧水锅面前，把热水慢慢地灌进水壶里。
“我想把这个烧水锅扔在海底里！”她大声说着，一边不耐烦地拧着水龙头。
真是奇怪，这么矮小的女人有一双漂亮又有劲的胳膊。
保罗收拾好东西，放上茶壶，摆好桌子。
“四点二十才有火车。”他说，“你的时间很充裕。”
“哦，不，我没多少时间了。”她大声说，一面擦脸，一面从毛巾上眨着眼睛望着他。
“不，你来得及，不管怎样你得喝杯茶。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凯斯顿吗？”
“陪我一起去？我倒想问问，为什么陪我去？现在，我还应该给他拿些什么？
唉，天哪！他的干净衣服——上帝保佑，是干净的。不过最好还是烘干一些。还有袜子——他用不着袜子了——我想，还要一条毛巾吧，还有手绢，还有别的什么？“
“梳子、刀、叉和勺子。”保罗说。父亲以前住过院。
“天知道他的腿怎么样，”莫瑞尔太太接着说，一面梳着她那棕色的，细软如丝的头发，不过掺杂着几缕白发。“他特别注意洗上半身，下半身他就觉得没必要洗，不过，这样的人在医院里也是见多不怪了。”
保罗已经摆好了桌子，他给母亲切了两片薄薄的黄油面包。
“给你。”他说道，在她面前放了一杯茶。
“再别烦我！”她烦躁地喊道。
“可是，你必须吃点，东西都摆好了。”他坚持说。
于是她坐下来，轻轻抿着茶，默默地吃了点面包，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
几分钟后，她离开了，要步行两英里半才到凯斯顿车站。她把带给丈夫的东西全放在一个鼓鼓的网兜里。保罗看着她行走在树篱间的大路上——一个身材矮小、步履匆匆的背影，想到她又陷入痛苦、烦恼的深渊，他又为她而感到痛心。她内心焦急，疾步如飞，感到身后儿子的心紧紧地跟随着她，感到他在尽力为她分担重负，甚至支撑着她。她在医院时，她想到：“如果告诉孩子情况是多么的糟糕，他会很担心的。我最好还是谨慎点。”然而当她步履艰难的往家走时，她却感觉他会来分担她的重担的。
“情况糟糕么？”她一进门，保罗就问。
“不能再坏了。”她回答。
“什么？”
她叹着气坐了下来，解开帽带，儿子望着她仰起的脸，和那双辛勤劳作的小手在颌下解着那个结。
“不过，”她回答道，“并不是很危险，可是护士说，是粉碎性骨折。你看，一大块石头砸在他腿上——这儿——是有创骨折，有些折骨把肉都戳穿了。”
“啊——太可怕了！”孩子们惊呼道。
“而且，”她继续说，“他自然嚷嚷着他快死了——他要不叫才怪呢。‘我不行了，亲爱的！’他看着我说：”别傻了！‘我说，’不管砸得多厉害，你也不会因为一条断腿要命的。‘’我不会活着出院的，除非进了棺材。‘他嘟囔着。’得了‘我说，’等你好点，你让他们把你放在棺材里抬到花园里开开心，我想他们也会的！‘’只要我们觉得那对他有好处。‘护士长说。她是一个很好的护士长，就是相当严格。“
莫瑞尔太太摘掉帽子，孩子们在静静地等着她说下去。
“他的情况糟糕，”她继续说：“一时好不了，这一下砸得很重，失了好多血，当然，这次也很危险。根本说不准能不能完全复原。而且，还会发烧和引起坏疽病——如果情况坏下去，他会很快不行的。但是，他体质不错，皮肉也极容易长好。
所以我觉得不会一直这么坏下去。当然，有一块伤——“
她脸色苍白，情绪激动，三个孩子意识到父亲的情况是多么糟糕，屋子里一片沉默、焦虑。
“他总会好的。”过一会儿保罗说：“我也是这么给他说的。”母亲说。
每个人都沉默不作声做自己的事。
“他看上去也真像不得了的样子。”她说，“但护士长说那是因为伤痛。”
安妮拿走了母亲的外衣和帽子。
“我走的时候他看着我！我说：”我得回去了，沃尔特，因为火车——还有孩子们。‘他一直看着我。这让人难受。“
保罗又拿起画笔开始画画。亚瑟走出去拿煤。安妮凄然地坐在那儿，莫瑞尔太太坐在她怀第一个孩子时她丈夫为她做的摇椅上，一动不动，想着心事。她很伤心，为这个重伤的男人感到难过。但是，在她心灵最深处，在应该燃起爱情火焰的地方，却仍旧是一片空白。此刻，她那种女人的怜悯心完全被激起了，不顾一切地照顾他，挽救他，她宁愿自己承受这些痛苦（如果能够的话）。然而，在她心灵深处，她对他和他的痛苦仍然是漠不关心。令她感伤的是，即使在他激起她强烈的爱欲的时候，她仍然不会爱他。她沉思了一会儿。
“而且，”她突然说，“当我走到凯斯顿半路时，才发现自己穿着干活时穿的鞋——你们看。”原来是保罗的一双棕色旧鞋，鞋尖已经磨破了，露出脚趾。“我窘迫地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又加了一句。
第二天早晨，安妮和亚瑟上学去了，莫瑞尔太太又跟帮她做家务的儿子聊了起来。
“我在医院里碰到了巴克，他精神很不好，可怜的家伙。‘喂！’我对他说，‘你这一路陪看他，怎么样啊？’‘别问了，太太。’他说。‘唉，’我说，‘我知道他会怎么样！’‘不过，他的情况是很糟糕，莫瑞尔太太，是的。’他说：‘我知道。’我说。‘车子颠一下，我的心就像会从嘴里冲出来似的，’他说：‘而且他常常大喊大叫，太太，即使给我一大笔钱让我再干一次，我也不干了。’‘我可以理解，’我说：”这是一个让人恶心的工作，‘他说：“但是，要等路修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我说：”我觉得可能是。‘我喜欢巴克先生——我确实喜欢他。他有一种男子汉气概。“
保罗沉默地继续画画。
“当然。”莫瑞尔太太继续说，“像你爸爸这样的人，住在医院里可真困难。
他不懂制度和惯例，而且不到他不能忍受的时候，他是不会让任何人碰他的。这次砸伤了大腿，一天换四次药，除了我和他妈妈，他会让别人换吗？他不会的。所以，和护士们在一起，他就得受折腾。我也不想离开他，我很清楚。当我吻了他一下回来时，我自己都觉得不够意思。“
就这样，她跟儿子聊着，几乎想把所有的心事都倾诉给他，而他也全神贯注地听着，尽他所能地分担减轻她的困难。最后，她不知不觉跟他谈了所有的心曲。
莫瑞尔的情况这段时间一直不妙。整个星期，他处在危急状态中。后来开始好转。知道他开始好转，全家才松了一口气，又开始了快乐的生活。
莫瑞尔住院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例并不是非常困难。矿上每星期给他们十四先令，疾病协会给十先令，残疾人基金会给五先令，还有莫瑞尔的朋友们每星期也给莫瑞尔太太一些钱——从五到七先令不等——因此她就相当宽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