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身体不太好,孩子。”母亲一看到他时就这么说。
她又回到了母亲身边,这使她感动得几乎要流泪了。
“是的,我这一段时间一直不太好。”他说,“上个月我感冒了,一直拖到现在还好不了。不过,我想快好了。”
十月的天气阳光灿烂,他似乎欣喜若狂,像个逃学的学生。但,随后他就更加变得沉默了。他比以前更清瘦了,眼里流露一种燃淬的神情。
“你工作太辛苦了。”母亲对他说。
说是为了挣钱结婚,他加班加点地工作。他只在星期六晚上跟母亲谈到过一次未婚妻,言谈之中充满伤感和怜惜。
“但是,你知道吗,妈妈,虽然我们现在这样,可是如果我死了,她最多只会伤心两个月,之后,她就会忘了我的。你会看到,她决不会回家来看看我的坟墓,连一次都不会。”
“哦,威廉,”母亲说,“你又不会死去,为什么要说这个?”
“但不管怎样……”他回答。
“她也没有办法,她就是那种人,既然你选择了她——那么,你就不能抱怨。”
母亲说。
星期天早晨,他要戴上硬领时:“看,”他对他妈妈说,翘着下巴,“我的领子把下巴磨成什么样子了!”
就在下巴和喉咙之间有一大块红肿块。
“不应该这样啊,”母亲说,“来,擦上点止痛膏吧。你应该换别的领子了。”
他在星期天的半夜走了,在家呆了两天,他看上去好了些,也好象坚强了些。
星期二早晨,一封从伦敦来的电报说他病了。当时莫瑞尔太太正跪在那儿擦地板,读完电报后,她跟邻居打了个招呼,找房东太太借了一个金镑,穿戴好后就走了。她急匆匆地赶到凯顿车站,在诺丁汉等了近一个小时,搭了一辆特快列车去了伦敦。她戴着她黑色的帽子,矮矮的身材焦急地走来走去,问搬运工怎样到艾尔默斯区。这次旅程的三个小时,她神色迷茫地坐在车厢角落里,一动不动。到了皇家岔口,还是没人知道怎么去艾尔默斯区。她提着装着她的睡衣、梳子、刷子的网兜,逢人便打听,终于,有人告诉她乘地铁到坎农街。
当她赶到威廉的住处时已经六点了,百叶窗还没拉下来。
“他怎么样了?”她问道。
“不太好。”房东太太说。
她跟着那个女人上了楼。威廉躺在床上,眼里充满血丝,面无血色,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屋里也没生火。一杯牛奶放在床边,没有一个人陪他。
“啊,我的孩子!”母亲鼓起勇气说。
他没有回答,只是望着她,可是好象并没有看到她一样。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说话了,声音模糊不清,好象是在口授一封信:“由于该船货舱漏报,糖因受潮结块,急需凿碎……”
他已经没有知觉了。在伦敦港检验船上装的糖是属于他份内的工作。
“他这样已多久了?”母亲问房东太太。
“星期一早晨他是六点钟回来的,他好象睡了一整天。然后到了晚上我们听到他说胡话了。今天早晨他要找你来,因此我拍了电报,我们还请了一个医生。”
“能帮忙生个火吗?”
莫瑞尔太大努力地安慰儿子,想让他平静下来。
医生来了,他说这是肺炎,而且还中了很特殊的丹毒,丹毒从硬领磨烂的下巴开始,已经扩散到脸部,他希望不要扩大到脑子里。
莫瑞尔太太住下来照顾他。她为威廉祈祷,祈祷他能再认出她来。但是这个年轻人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晚上,她和他一起同病魔斗争着。他颠三倒四地乱说一气,始终没有恢复知觉。到半夜两点时,病情突然恶化了,他死了。
莫瑞尔太太在这间租来的房子里像石头一样静静地坐了将近一小时,然后,她唤醒左右邻居。
清早六点,在打杂女工的帮助下,她安置好威廉的尸体。然后,她穿行在阴郁的伦敦村去找户籍官和医生。
九点钟,斯卡吉尔街的这间小屋里又接到了一封电报。
“威廉夜亡,父带钱来。”
安妮、保罗、亚瑟都在家,莫瑞尔上班去了。三个孩子一句话也没说,安妮害怕地呜咽起来,保罗去找父亲。
那一天,天气晴朗明媚,布林斯利矿井的白色蒸汽在柔和的蓝天阳光下慢慢地融化了,吊车的轮子在高处闪光,筛子正往货车上送着煤,弄出一片嘈杂声。
“我找我爸爸,他得去伦敦。”孩子在井口碰见第一个人后就说。
“你找沃尔斯特。莫瑞尔吧?去那边告诉乔。沃德。”
保罗走到顶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
“我找我爸爸,他得去伦敦。”
“你爸爸?他在井下吗?他叫什么?”
“莫瑞尔先生。”
“什么,莫瑞尔,出什么事啦?”
“他得去伦敦。”
那人走到电话旁,摇通了井底办公室。
“找沃尔斯特。莫瑞尔,42号,哈特坑道。家里出什么事了,他的孩子在这儿。”
然后他转身对着保罗。
“他马上就上来。”他说。
保罗漫步走到井口顶上,看着罐座托着运煤车升了上来。那只巨大的罐笼停稳后,满满一车煤被拖了出来,另一节空煤车被推上罐座,不知什么地方响起了铃声,罐座猛地动了一下,像石头一样飞速跌落下去。
保罗无法接受威廉已经死了,这是不可能的,这儿不是依然热热闹闹的吗?装卸工把小货车搬到了转台上,另外一个工人推着货车沿着弯弯曲曲的井口铁轨向前跑去。
“威廉死了,妈妈去了伦敦,她在那儿干什么呢?”孩子问着自己,仿佛这是一个猜不透的谜。
他看着一只接一只的罐笼升了起来,可就是没有父亲。终于,在运煤车旁,他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罐笼停稳后,莫瑞尔走来了。由于上次事故,他的腿稍微有点瘸。
“是你,保罗?他更严重了吗?”
“你得去趟伦敦。”
两人离开矿井,好多人好奇地看着他们。他们走出矿区,沿着铁路向前走去。
一边是沐浴秋天阳光的田野,一边是像墙一样的长列货车。莫瑞尔有些惊恐地问:“他没死吧,孩子?”
“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
“昨天晚上,我们接到妈妈的电报。”
莫瑞尔走了几步,斜靠在一辆卡车旁,双手蒙着眼睛,他没有哭。保罗站在那里,张望着四周等他。一架过磅机上,一辆货车慢慢开过。保罗望着周围的一切,就是回避不看似乎累了斜靠在煤车上的父亲。
莫瑞尔以前去过一次伦敦。他动身去帮妻子,心里害怕,神情憔悴。那一天是星期二,孩子们留在家里。保罗去上班,亚瑟去上学,安妮有一位朋友陪着她。
星期六晚上,保罗从休斯顿回家,刚拐过弯,他就看到从塞斯利桥车站回来的父母。他们在黑暗中无言地走着,精疲力尽,两人拉开一大截距离,保罗等着。
“妈妈!”他在黑暗中喊了一声。
莫瑞尔太太瘦小的身躯似乎没有反应。他又叫一声。
“保罗!”她应道,仍是十分漠然的样子。
她让他吻了一下,但她似乎对他没有感觉。
回到家里,她依旧是那副神情——愈发矮小,面色苍白,一声不响。她对什么都不在意,对什么都不过问,只是说:“棺材今天晚上就运到这儿了,沃尔特,你最好找人帮帮忙。”然后,转过身来对孩子说,“我们把他运回来了。”
说完她又恢复了那种一言不发的状态,两眼茫然地看着屋里的空间,两手交叠放在大腿上。保罗看着她,觉得自己气都喘不过来了,屋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上班了,妈妈。”他痛楚地说。
“是吗?”她回答,神情阴郁。
半小时后,莫瑞尔烦恼不安,手足无措地又进来了。
“他来了,我们应该把他放在哪儿?”他问妻子。
“放在前屋里。”
“那我还得搬掉桌子吧?”
“嗯”
“把他放在椅子上?”
“你知道放在那儿——对,我也这样想。”
莫瑞尔和保罗拿了支蜡烛,走进了客厅,里面没有煤气灯。父亲把那张桃花木的大圆桌的桌面拧了下来,空出屋子中间,又找来六把椅子面对面地排着,准备放棺材。
“从来没见过他这么高的人!”这个矿工说,边干活边焦急地张望着。
保罗走到凸窗前,向外望着,夜色朦胧,那株白蜡树怪模怪样地站在黑暗之中。
保罗回到母亲身边。
十点钟,莫瑞尔喊道:“他来了!”
大家都吃了一惊。前门传来一阵开锁取门闩的声音。门开处,夜色涌进屋内。
“再拿一支蜡烛来。”莫瑞尔喊道。
安妮和亚瑟去了。保罗陪着母亲,一手扶着母亲的腰站在里屋门口。在这间干干净净的屋子里,六张椅子面对面的已经摆好了。窗边,亚瑟靠着花边窗帘,举着一支蜡烛。在敞开的门口,安妮背对着黑夜,向前探身。站在那里,手里的铜烛台发着光。
一阵车轮声。保罗看见外面黑漆漆的街上几匹马拉着一辆黑色的灵车,上面是一盏灯,两侧是几张惨白的脸。接着,几个男人,都是只穿着衬衫的矿工,好象在拼命用力。一会儿,两个男人出现了,他们抬着沉重的棺材,腰都压弯了。这是莫瑞尔和一个邻居。
“抬稳了!”莫瑞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他和同伴们踏上园子里很陡的台阶,微微发光的棺材头在烛光下起起伏伏。其他人的胳膊在后面使着劲。前面的莫瑞尔和本茨踉跄了一下,这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就晃动起来。
“稳住!稳住!”莫瑞尔喊道,声音中似乎饱含着痛楚。
六个人抬棺材的人高高地抬着棺材,走进了小园子。再有三步台阶就到门口了。
灵车上那盏黄色的灯孤零零地在黑沉沉的马路上闪烁着。
“小心!”莫瑞尔说。
棺材晃动着。人们爬上这三级台阶。第一个人刚出现,安妮手里的蜡烛就忽闪了一下,她禁不住呜咽起来。六个男人垂着脑袋挣扎着进了屋,棺材压着六个人,仿佛压在每个人的心上似的沉重而悲哀。
“噢,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这些人因为上台阶步伐不一致而引起棺材晃动,每晃一次,莫瑞尔太太就低声地哭号一阵。
“噢,我的儿子——……——……——………,”
“妈妈!”保罗一手扶着她的腰,呜咽地喊道。
她没听见。
“哦,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她一遍一遍地念叨着。
保罗看见汗珠从父亲额头上滚落下来。六个男人都进了屋里——六个都没穿外套,弯着胳膊,使着劲,磕碰着家具,把屋里挤得满满的。棺材掉了个头,轻轻地放在了椅子上,汗从莫瑞尔脸上滴落在棺木上。
“哎呀,他可真沉!”一个男人说,其它五个矿工叹着气,躬着腰,哆哆嗦嗦地挣扎着走下台阶,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现在客厅里只剩下全家人和这个巨大的上了漆的木匣子。威廉入殓时,身长有六英尺四英寸,像一块纪念碑似的躺在那个浅棕色笨重的棺材里。保罗觉得棺材将永远留在房间里了。母亲在抚摸着那上了漆的棺木。
星期一,在山坡上的小公墓地他们葬了他。在这片小公墓里可以俯瞰田野上的大教堂和房屋。那天天气晴朗,白色的菊花在阳光下皱起花瓣。
葬礼后,莫瑞尔太太不再像过去一样谈论生活,对生活充满希望,谁劝她也没用,她不和任何人交谈。在回家的火车上,她就自言自语:“如果死的是我就好了!”
保罗晚上回家时,母亲总是坐在那儿,双手叉着放在膝上那条粗围裙上。所有的家务事都干完了。过去她总是换掉衣服,带上一条黑围裙。现在是安妮给她端饭菜,而妈妈则茫然地看着前方,紧紧地闭着嘴。这时他就绞尽脑汁想起点事来说给她听。
“妈妈,乔丹小姐今天来了,她说我那张素描《忙碌的矿山》画得很棒。”
但是莫瑞尔太太漠然对之。虽然她不听,可他还是每天强迫自己给她讲些什么。
她这副麻木的神情几乎要让他发疯了。终于,“你怎么了,妈妈?”他问。
她没有听到。
“怎么了?”他坚持问,“妈妈,你怎么了?”
“你知道我怎么了。”她烦躁地说着,转过身去。
这个孩子——16岁的孩子——郁郁不乐地上床去了。他就这样愁苦地度过了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整整三个月。母亲也试着改变一下,可她怎么也振奋不起来。
她只是默默思念着死去的儿子,他死得可真惨。
后来,十二月二十三日那天,保罗口袋里装着五先令的圣诞赏钱,晕晕乎乎地走进了屋,母亲看着他,愣了一下。
“你怎么了?”她问。
“我难受得很,妈妈。”他回答,“乔丹先生给了我五先令圣诞赏钱。”
他颤抖着把钱递给她,她把钱放在桌上,“你不高兴?”他有些责怪她,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
“你哪儿不舒服吗?”她说着解开他大衣的钮扣。
她常这么问。
“我觉得很难受,妈妈。”
她给他脱了衣服,扶他上了床。医生说,他得了很严重的肺炎。
“如果我让他呆在家里,不去诺丁汉,也许他不会得这种病吧?”她首先问道。
“可能不会这么严重。”医生说。
莫瑞尔太太不禁责备自己。
“我应该照顾活人,而不该一心想着死去的。”她对自己说。
保罗病得很厉害,可他们雇不起护士,每天晚上母亲就躺在床上陪他。病情开始恶化,发展到病危期。一天晚上,他被一种就要死的那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折磨着,全身的细胞好象都处在就要崩溃的过敏状态,知觉疯狂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