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1996年年底，香港和深圳的新闻媒体也轮番报道了红高粱，引起了深圳以及香港人们的关注。关注的程度是让我难以想象的。比如，我在香港就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事情。97年年初去香港出差，出租车司机问我从什么地方来？我说从北京，他马上就问我，你知道北京有个红高粱吗？当他知道我就是红高粱的乔赢时，竟然不肯收我的乘车费。可见，香港的老百姓是多么关注红高粱。当然也引起了香港的投资机构和投资人的重视。
1996年年底香港的百富勤派了一名投资经理徐新女士考察了北京红高粱，被当时的那种火爆场面深深吸引，于是决定要和我见面。当时我正在深圳考察市场准备建深圳红高粱分店。
我和徐新在深圳见面了。她说，百富勤很欣赏红高粱的这个创意，有意向给红高粱投资。希望更多的了解了我的事业理念和未来的目标。经过一段考察后，他们基本决定投资红高粱，计划占25％到30％的股份。正值向实质性合作进展时，亚州金融风暴给百富勤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导致“合资”流产。
直到1997年下半年，我都没有徐新女士的消息。有天下午，我突然又接到徐新的电话，她告诉我现在她已经是香港霸菱银行的投资经理。霸菱银行的前身是巴林银行，总部在新加坡，是英国的老牌银行，有200多年的历史。被一个叫尼克尼森的职员搞跨以后，被荷兰皇家银行收购，现改名为霸菱银行。她把红高粱这个项目带到了霸菱，给老板谈了这个项目以后，老板很感兴趣。而且这与霸菱银行当时在亚洲的投资方向是一致的。当时他们在亚洲主要有两个投资方向：一是投资服务业；二是投资IT业（如网易就是他们投资的一个项目之一）。当他知道我就在深圳时，决定当天下午就要与我见面。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一般情况下星期天晚餐生意没有平时好，我希望她星期一来比较合适。她跟老板商量以后，老板执意要跟我见面，主要是为了有个感性认识，初步了解一下红高粱和我。我们约定六点半在红高粱餐厅见面。
那天我是比较紧张的，生怕生意不好影响下一步，因为人的第一印象是特别的重要。可天又不作美，大约在五点五十分时，突然下起了瓢盆大雨，这下子我更紧张了，本来星期天晚餐就没有平时生意好，再加上大雨，生意会更糟糕。我正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办公室等待他们到来时，大约在六点十分左右，餐厅经理打来电话说：“乔总，你运气真好，今天出奇了，餐厅的生意异常火爆，不仅座无虚席，而且每台收银机前都排成了长队。”
我放下电话兴致勃勃的赶到餐厅，果然如此。我心里正在暗自高兴的时候，他们已经提前了10分钟赶到了红高粱。
她老板是美国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投资专家。到了之后，直奔餐厅，观察食品、服务、卫生、速度。
当他看到这种火爆的场面时，开玩笑似的问徐新：“你说今天红高粱的生意不好，如果好还是什么样子？”
徐新满意的笑了。
“霸菱”决定投资红高粱
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和谈判，“霸菱”决定投资红高粱，双方签定了中英文的商业合作报告书。“霸菱”向红高粱总部注入2000万美金，收购红高粱80％的股份，我占20％的股份。
其实，一个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决定给你投资后到资金到位，必须经过四大关，而且每一关都通过了，最后资金才会到位。真可谓是“过五关斩六将”。签定这个商业合作书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这四大关是：经营关——财务关——法律关——人事关。而且到了那一关哪些人出面都是有计划、按程序走的。而且，对每一环节的考察，基本上都是国际著名的中介公司来完成的。
他们共花了5个多月的时间分别考察了红高粱的各个分店。经营关过了，就开始财务审查，然后就是法律；最后就是人事。前几项他们基本通过以后，“霸菱银行”总部的总裁亲自从新加坡来到中国对我考察。“霸菱”的总裁特别欣赏我对未来全球快餐的发展走向的分析。认为我是有事业理念的人。他们已经拿出了对我下一步的任用和培训的计划。基本的打算是，由香港著名猎头公司推荐的亚洲区一位著名洋快餐的总经理出任红高粱总经理，同时也考察了北京几个有名的快餐界知名人士，准备物色地区总经理人选。他们希望我做董事会主席和CEO，先到香港花大力气解决我的英语表达问题。
最后，在财务关和法律关上出现了问题。我在给“霸菱”交往中，事实求是的把我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的盈利、我们的债务等全盘托出。当时徐新和香港“霸菱”的老板更看中我和红高粱的未来以及品牌的价值，对现状是理解的。但是，财务机构和律师楼认为有问题，他们不肯签字。如果他们不签字，资金是投不出去的，这就是国际惯例。
txt小说上传分享
霸菱的“绣球”抛给谁？
因为霸菱投资快餐的计划已被董事会通过，投资款已经确定，突然不投快餐会很被动的。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另一家中式快餐——台湾永和豆浆大王。虽然，徐新和她的老板并不认为这个中式快餐能比红高粱高到什么地方，但是他却符合了“霸菱”的投资模式。最后“霸菱”的绣球还是抛给了台湾永和豆浆大王。
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就仿佛听到医生说我患了“绝症”一样的感受，但我很快镇静了下来。我问徐新：“你们投资哪个‘永和’？”因为，“永和快餐”仅在台湾都有好几家“永和”，而且在大陆就更多“永和”了。从颜色上分类，就有“绿永和”、“红永和”和“黄永和”；至于名称的区别，就更多了。徐新给我说：“是叫‘台湾永和大王’的‘永和’。”
管他是哪家“永和”呢，都是从台湾来的，反正不是红高粱。
不过，我并没有因此对我热爱的红高粱事业失去信心，我坚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会看到红高粱走向全球的那一天！
我始终拿麦当劳为例，他的创始人克劳克55岁才开始经营麦当劳。在麦当劳刚创业的十年间，也有几次险些倒闭、破产，就是因为他坚定的个性和对麦当劳事业的无限热爱，他经过十年的奋斗成功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跳不出碗，走不出店”
我对红高粱快餐的第一次反思，是从秦全跃对红高粱的批评开始的。北京王府井分店开业以后，生意非常火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赞美的文章不计其数，正在此时，有一篇刊登在《北京青年报》上“骂”我的文章，这个“不和谐”的声音是秦全跃喊出来的。正是这个声音让我开始了反思我最喜欢的红高粱烩面：快餐到底是什么？
秦全跃，“臭嘴”，心好，我们是好朋友。但是，我们经常彼此不说话，我是忙得顾不上，他是生气不想说。商界老板们提起秦全跃，恨得多，怕得更多。他是非常另类的人。他时而像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仁人志士，时而又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有时他又斤斤计较，像个“小市侩”。在策划界他以“骂”见长，颇有美国“福布斯”之风范。在商界他有许多杰作；也有广为流传的“绝骂”之作。比如：“CI败给三片肉”（意思是马兰拉面重视CI，但是生意不如在旁边的马华拉面好，原因很简单——马华比马兰每碗面里多了“三片肉”。暗指，消费者务实的消费心理。他告诫商家要多给顾客实惠）；“非常可乐，非常冤”（非常可乐的味道，一点不亚于可口可乐，因为品牌的认知度问题，造成非常可乐的市场竞争力远不如可口可乐。商家做了一个实验，把两种可乐换一下瓶子，结果，大部分人都说“非常可乐口感不好”，而事实上，里面装得确是可口可乐的饮料。于是，就有“非常可乐非常冤”之说）；红高粱当然也少不了他的“绝骂”。当时正值红高粱最火的时候，他着实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他的文章是：红高粱有戏没戏？——跳不出碗，走不出店。
其实，这句话已经把中式快餐的弊病说得淋漓尽致了。
刚看到这个问题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不懂快餐，我找些理由批驳他一下。
说实在的，我“批”不下去，不仅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反而让我越来越感到他提出的问题精彩、深刻！几年来，我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到了今天，我越发感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势在必行。为什么呢？答案是：电子商务时代，中式快餐更需要“跳出碗，走出店”。
因为随着网络时代的深入发展，物理店铺会逐渐减少，相反，“虚拟店铺”将呈非线性的增长。走出店铺，物流配送，将成为21世纪时尚的生活方式。谁先解决好这个问题，谁就是未来的赢家。
秦全跃的一句“有戏没戏”，使我迈向中式快餐反思的第一步。现在我想说——感谢秦全跃！
“跳不出碗，走不出店”，意见深刻，远见卓识！
顺便说一句，秦全跃还有个“怪癖”性格：决不会人云亦云。当大家都说某某好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出问题来。而要是一个企业或一个企业家真的落难了，遇到挫折了，大家都骂声一片的时候，他又会挖空心思去找“亮点”，去拉兄弟们一把。
当然，由于职业关系，人们更需要他的嘴，而不是他的手。
其实，站得高一点看，多个朋友多条路。你行了，他又多个“客户”，多个“骂”的对象，又何乐而不为？
1998年时，红高粱已经处在十分危机的状态了，当时国家内贸局正要召开全国快餐发展研讨会，会议要求我作发言，为此，我准备了一篇题为《我的十大反思》发言稿。这个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凡响，会后有不少媒体发表了这篇文章，当时中央二台《经济半小时》就我的反思进行了采访，作了半小时的专题。后来，全国不少企业和老百姓也关注着这个话题。今天，我在狱中又进行了更深刻的反思。
反省中式快餐的问题，红高粱的问题，我想这些教训是深刻的，对读者、对同行以及对正在创业或打算创业的人，会有参考价值的。
反思一
#反思一、政策与法律是企业的最大风险（死穴之一）
企业的经营管理与中医治病很相似。中医治病的基本原理就是使身体周身的经络畅通达到阴阳平衡，用现在的话说叫做从“无序”到“有序”。企业也是这样，通过企业的各个系统的协调、和信息畅通达到企业各个方面的有序化。然而中医认为，人身上有几个生死幽关的穴位，如果这些穴位不通的话，就有生命危险。这叫作“死穴”。
事实上，企业跟人身体一样，也存在着“死穴”。我认为，企业至少有两大“死穴”。第一个死穴就是政策与法律的风险；第二个死穴是投资的风险。在这里，我先谈谈第一个死穴：政策和法律的风险。下一个反思中，我再谈第二个死穴：投资风险。
这是我进入商界以来，体会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把它列为第一个经验教训。也许有些读者会不以为然，或许认为，跟我们的企业没什么关系。对不起，你错了，这跟我当初的思想一样。我记得搞企业以来，不知道写过多少份商业报告或可行性分析。几乎每当写到风险分析时，对企业面临的政策和法律风险是一笔带过。绝对相信“本人、本企业”是“根红苗正”，遵纪守法，一心一意为社会奉献，不可能出现法律问题。恰恰就在这个地方我出了事，公司出了问题。原来自认为最放心的地方，却成了“阿客琉斯的脚后跟”。现在明白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应该高度重视法律问题。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为什么不高度重视法律问题呢？不仅要学好法、遵纪守法，而且还要用法律这个武器保护自己。
我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坐到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刑法的判决。我的经历、我的价值观不能不说是“根红苗正”。12岁开始读马克思的书，13岁以后，心中最崇拜的人就是马克思了。15岁当兵，19岁就读解放军坦克指挥学院，成为一名军事指挥官。后又获得南京政治学院的哲学学士学位。又在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当了4年教官。在红高粱净赚几百万的时候，仍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买双袜子都心疼，可是一说是社会公益事业，赞助几十万元，一点都不会心疼。我做红高粱快餐的全部动力，就是决心创建一个国人自己的餐饮名牌。我始终认为，我国的电脑业、汽车业落后了，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国最发达的餐饮业应该有全球名牌吧？不应该与西方有那么大的差距吧？可是它也有那么大的差距。我的奋斗目标就是缩短这个差距。
在红高粱遇到最危机的时刻，我想的不是保住自己的钱财，而是保住红高粱的品牌，因为我知道，红高粱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事情了，而是中式快餐业的一个代表性企业。我当时想，宁愿损失企业自己的利润，也不愿给民族企业脸上抹黑。我的思路没有错吧？
然而，企业还是进入了“死穴”。刚开始我是想不通的，后来我一下子明白了，而且还有一个很高尚的体会：我为我们国家走向法制化而高兴。当时，我心想，尽管我们国家法制化建设方面可能还存在着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我已经体会到了“依法治国”这个国策的威力，体会到了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他的意义是，不管你的出发点有多好，不管你过去有多少贡献，你触犯了刑法，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法律的制裁。
我想通了以后，不仅不感到委屈，而且还自觉的研究了我国的法律。我读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商法、行政处罚法，婚姻法等。其实，我到希望所有经商的老板和企业家们，再忙也要多学一些法律。不能光学一些民法和公司法的知识，还要懂一些刑法的知识。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