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清晨，我兴冲冲地赶到芦山姜庆楼。这儿似乎是一座公园，文教局、文化馆都在这里。局长肖安铭，人近中年，比我年长，笑容可掬地说：“你是苗溪的王老师吧，你好！我们早已听说你的情况，决定安排你到芦阳中学去教毕业班的英语，当班主任。芦山人民欢迎你，早就等待你的到来！”
他又补充说：“按照茶场提出的要求，你作为清放对象，接收单位为芦山县革委会。我们目前作招工处理，其他问题以后解决。麻烦你到县医院作一次体检，有了结果请你再到文教局办手续。”
真是好事多磨。下午，我匆匆赶往县医院，挂号缴费领体检表，办公室来不及给我检查，就盖了公章，证明健康合格。我笑着说：“还是检查一下吧！”于是，由内科、外科、五官科、透视科依次检查。各科医生见到体检表上的名字，不仅知道我来自苗溪，还知道我因什么出事，如今要来芦山任教，对我都很热情、关切，说：“如今铁托是同志，你当然也是同志了！普通人牵涉到大事件，大气候解救了普通人，真是福大命大！”还有医生说：“受了二十年折磨，身体还不错，几乎没有什么疾病，牙齿一个也没脱落，真是上天保佑！”
我又回到文教局，填写招工表，肖局长祝贺我参加工作，成为新时期的人民教师。我忽然想到，30年前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戴上八一帽徽，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当上了新闻记者，怎么今天又重新参加工作？在当了20年囚徒之后，生活转了一个大圆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是喜剧，还是悲剧？无论如何，这标志我即将告别大墙了！
拜拜，我生活了近l5年的苗溪茶场！
可能是管教办打了招呼，第二天我到场部办清放手续，转粮食和供应关系，一路绿灯，经办的干事们一个个满面春风，发给了我有关文件和60元清放费，说：“你是第一个到芦山工作的教师，祝你工作顺利！”在茶场门口，不期遇到霍修成大队长，他穿一身呢质制服，一脸严肃地说：“听说芦山要调你去当教师了。你应当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是不是？”他大概只会讲这句话，似乎也从没有想过在新形势下自己也需要加强思想改造。
我抽空与友人辞行，第一位是住在磨房沟的李莎，他高兴地说：“我早料到有这一天，我给你准备了一套中山装，刚缝好先试试。总不能再穿劳改服去上课吧！”接着到管家窝工棚去看老乡陈福义，我把穿了多年的一件羊皮背心送给他留作纪念，他说：“世上最难得的是患难之交，岁月考验了我们的友谊。”周明智问我何时到芦山报到，我说：“星期天。”他表示一定要送我一程。
在豆豆溪生活了近l5年，熟悉这里的山梁河谷，熟悉这里的工棚茅舍，平时咀咒被奴役的生活，恨不得早日离开，如今真的要告别这里真还有些依恋。我情不自禁地走向13队高家山的改土工地，不久前我和杂务组的人还在这里参加过义务劳动，田野的面貌正在改观。这天下午，工地上仍然很热闹，恰好是黄干事带班，她主动招呼我，问我何时去学校任课，还有什么事需要队上办，我说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明天就动身，今天特地来与熟人道别，还说在场部的告示栏里看到今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红榜，她榜上有名，特向她祝贺。她淡淡地说：“滥竽充数吧！”又说，“今后，你的路会越走越宽，按你的水平和责任心，肯定会把书教好，只提醒你注意人际关系，学生比较单纯，和老师们相处要放得开，在里头时间太久了会变得拘谨，苗溪和芦山虽仅十里路，却是两种不同的环境，愿你能把握好自己。”我点头。她又问：“就业大半年了，很少看到你添置衣物，不知何故？”我说：“在服刑期间许多人帮助过我，我如今有了一点工资，总该有些回报吧！”她频频点头。
接着，我到工地上的每个作业小组与众人告别，和大家一起挖土、倒土、推车。有人说：“王记者，你好像很重感情，离别时没有忘记朋友，这是个历史的时刻。”有人说：“你好像很留恋豆豆溪，未必舍不得走吗？”我说：“人的思想往往很矛盾，对这里的处境没有一个人不愿摆脱，我在这里毕竟也得到了不少东西，有些体验是在外面无法获得的。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美丽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会铭记终身。”有人说：“你走了，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大家的眼睛都有些湿润。
收工了，这天似乎没有整队集合，三三两两地往回走。走过豆豆溪边的小山坡，许多人又停了下来，鲁延福说：“你给大家讲几句话，或唱支歌吧！”望着一张张朝夕相处的熟悉面影，我唱了一首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悠扬的旋律和掌声震荡河谷，夕阳的余晖射到亲切、惜别的面颊。
晚上，场部的坝子放映一部新片，我和周纪新没有去看，坐在灯下谈心。他说：“你这次以这样的身份到芦山任教，充分显示了县委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敢于从监狱中招揽人才，这也可以视为一个新动向，我真为你获得这个机遇而高兴，老天有眼呀！另一方面，你也要看到这里蕴含的危机，他们花了这样大的力气把你调去，今后决不肯轻易放你，想离开这山沟也就难了。”
我深有同感，说：“我有这个思想准备，随遇而安吧，天下哪里不活人！此生在山乡安家当个教姑姑，命运的小舟把我漂到这里，也只有任命运摆布了。”
他笑起来，说：“这可不是你的性格。”
我说：“走一步看一步吧，如果大气候变得更加有利，我可以争取通过新闻或文学的渠道回到原来的生活圈。”
他说：“这正是我的期盼，事在人为嘛！‘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以后常来常往吧！”
这一晚，我很久不能入睡，夜半窗外落起了淅淅沥沥的春雨。
翌日天刚见亮，周明智就在门外唤我。我将仅有的衣物、棉被和几本书装进一个背篓．总共只有一二十斤。我曾多次给武装部送过菜，一背达七八十斤，并不觉得太重。今天老周却一定要为我背这个轻轻的背篓，我只挎着一个绿挂包，二人并肩而行，徐徐上路。
这是个晴好的天气，昨夜下了一场小雨，天上的白云慢慢消散，公路淌着积水。并不泥泞难行。金色的朝霞辉映山岗、树梢和田野，四周静悄悄，袅袅炊烟从农家的屋顶升起，大地显得生气勃勃。早春二月，我和老周都脱去了棉衣，兴冲冲地走向小城。我记得曾在一本书上读到，英国航舶博物馆收藏过一艘船，它从下水以来有138次遭遇冰山，116次触礁，27次被风暴折断桅杆，13次起火，弄得遍体伤痕，但它始终没有沉没。世上大概没有不受伤的船，也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我正像那只创痕累累的船，今天正向一个新的港湾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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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3）第九章 大转折（下）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3）
第九章 大转折（下）
87奋笔力千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大气候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像影片《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悄悄从苗溪走到芦阳中学，小城以特有的古道热肠接纳了我。老师们对我很友好，女校长黄水易送我几十斤粮票嘱我保养身体，炊事员魏道云是苗溪干部魏家齐的父亲，待我特热情。我很快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他们觉得我见多识广，经历丰富，关心他们的成长。家长们纷纷邀我去家访，于是，在山乡的小路上布满了我的足印。大战红五月，我手执镰刀与学生们一起支农，公社党委却邀我去编辑《双枪战报》，主持赛诗会，县广播站还约我撰稿。这样，我很快融入小城的生活，在教师、干部、社员和文艺爱好者中交了不少朋友。家长们还为我物色对象，渴望我在山乡安家落户。
刚从苗溪出来，像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每天都睡得很晚。我订了《人民文学》、《诗刊》、《小说月报》等期刊，感受时代脉搏，也写了些作品。l979年9月30日，我收到四川大学党委关于我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的文件和成都市中级法院的*通知，恢复了我1956年的工资级别。同一天，我与沫东公社赤脚医生喻家慧结为伉俪，在竹林环绕的农家小院里，我有了自己的家。
一个晴朗的日子，川报女记者陈存瑞来芦山采访，特地到芦阳中学看望我，带来了川报总编辑许川和西南服务团许多老战友的问候，说：“你当年是才子，虽历经坎坷，却没有磋砣岁月，你一定能把书教好，还可以提笔写作。”他回报社后寄给我不少参考材料和稿笺纸，于是，我重新试笔，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豆姑娘》、《摘茅梨》、《放木排》、《芦山的绿菜》和《我是农民》等散文和诗，歌颂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大地以复苏的景象。刚创办不久的地区文艺刊物《青衣江》邀我参加笔会，使我萌发了回到文化界的愿望。
1980年暑假，我回到阔别15年的成都度假，住在川报招待所，看望原来的老领导、老同事和老同学。时任省科委副主任的李力众邀我到《科学文艺》当编辑（后因芦山县委不放我而未能实现），他说：“你还不满五十，还可以大有作为。”一天，我和已回成都工作的陈德外一起去访川大的熟人谭洛非、周浩然、赵迎生和李峰铭，他们都乐意帮忙把我调回成都，并说：“你是先知先觉，你对铁托的评价如今得到世人普遍认同，说出真理付出了这样高的代价。”这使我感到安慰。拜访省电台副台长、川大中文系老同学秦育聪时，他态度诚恳地说：“你当年虽遭到了冤枉和批判，真理毕竟在你这一边，如今继续努力吧！”当他送我们到门口时，省台正在播放《四季歌》和《天涯歌女》，陈德外不由得朝我一笑：“历史真会捉弄人，当年秦兄写文章批判这两支歌，说它们不健康，反映了庸俗的小市民情调，今天他主持的文艺部重放鲜花．谁是谁非，历史大概是最好的证人！”
1981年，我由芦阳中学调到芦山中学，教语文和英语。l982年暑假，《青衣江》决定调我当编辑，好友胡良柱、钟坚、骆良琮、周日琏、孟贤洲、杨栋臣等送别，希望我永远记住芦山这片土地，大家都十分珍惜在这里建立的友谊。
雅安是一座绿荫覆盖、碧波环绕的雨城。l982年9月我刚来时，又成了陌生人，一个人在办公室安张小床，夜里听飒飒的秋风、淅淅沥沥的秋雨。但我总算实现了业务归队，先任编辑，后任副主编、主编。其间还到*当过半年地委工作队员，甚至还当过编剧，为地区拍摄的电视片编写脚本。
环境虽然有些艰苦，但比起囚徒生活，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除了编好刊物，还要大力培养本地区的业余作者，到七县一市开作者座谈会，讲课，个别谈心，组稿，润色作品。我和几十位文学爱好者交朋友，态度都很真诚。当我看到他们的佳作在大型期刊上发表或有专著付梓，像自己的儿子出生一样高兴。
1983年6月，我把家从山乡迁到雅安，只有两床、两桌、一椅，几个小凳和一堆书，一辆1吨半的工具车都装不满。苗溪老朋友李树人来寒舍作客，说：“你家环境萧然，徒立四壁，但你有丰富的精神财富，可称改革开放的翻身户。”
为了提高业余作者的写作水平，《青衣江》多次举办诗会、笔会、改稿会，请省内名家陈之光、李友欣、流沙河、白航、刘滨、尹在勤、何开四等讲学或辅导。我也多次到外地考察，参加笔会，扩展视野，星期天也坚持上班，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读书或写作。这就苦了妻子，她一个人在家里忙家务，还要陪儿子读书。她总是说：“你忙你的，家里事不用你操心。”这样，我在雅安补了不少课，还在雅安市举办了文学讲座，讲《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轨迹》。有一晚在影院看电影，影片放映中，忽然有个戴眼镜的人按住我的肩膀，说：“你还认识我吗？我是你在省看守所的同窗，原省法院的赵家齐，你把雅安的文学搞得热火朝天，怎么讲座票也不送一张给我？”难友重逢，实为缘分，此时他任雅安地区律师事务所主任，与苗溪一位女性战建华结了婚，以后我们两家常有过从。
1984年7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和文艺评论家协会。筹建雅安地区作协时当选为副主席，还被地委聘为特约政研员。四川大学补发了我本科毕业证书。好笑的是，毕业日期写的是l961年7月，而校长却是如今的校长，我忍不住又写了一篇散文《迟到的毕业证》。
这时，电大和省干部函授学院，先后聘我为辅导教师，辅导《写作》课和《现当代文学》课，反映还好。接着又聘我作毕业论文的辅导兼答辩教师。我和社会各层面建立了联系，在文化、教育、新闻、文学各界有一定影响。我教过的学生和经常过从的挚友后来成了各方面的骨干。
1987年为拍摄一部反映山区经济发展的录相片，地委委托我和陈维明、张发贵等几次赴各县采访和拍摄，得以和许多朋友重逢，并了解到城乡的实际情况。我觉得一个人有无底层生活的体验，是否了解民众疾苦，对了解和把握实际非常重要；衡量社会有无进步，这是一个底线。因此，我非常珍惜二十年的底层生活，苦难也是一笔财富。
《青衣江》是地区文艺季刊，由于诚实奉献，产生了影响，l984年参加了四川省举办的建国35周年文化成就展，因其坚持纯文学的方向，受到*四川省委宣传部的表彰。时任宣传部长的许川到雅安时，曾到寒舍造访；老领导李力众到雅安视察时，也因他的老战友和老部下都干得不错而感到高兴。
我在雅安的五年多过得紧张、充实，开始回到主流社会，在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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