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汇源包装上的条形码，莱维特部长对“中国制造”有了重新的认识：“如果我回到美国，再次拿起一瓶橙汁来喝的时候，如果我看到这是在中国加工，在中国包装的话，我就会非常有信心。”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安德鲁·冯·埃森巴赫也对朱新礼说：“我们回到美国之后，会对美国的消费者讲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来看“中国制造”的其他美国官员与专家参观完后，也惊讶地说：“这家中国制造商非常出色。”
贫穷激发的经营“奇才”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雎国余也说，“汇源果汁的成功之路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不仅起步早，而且起点高，技术新，追求完美，加上技术创新。当然汇源果汁的成功之路还在于它可能会具有领袖企业的潜质和潜力，能够在我们国家把中国的制造业由制造大国变成一个制造强国的过程中，作出它的特殊贡献，在这方面可能会有它特殊的功能和特殊的作用。”
汇源已经成为经济学者眼中“中国制造”的经典案例，也是打造民族品牌的开路先锋之一。
在中国，不缺理论家，也不缺评论家，更不缺干部，真正缺的是实实在在干事业的人。
——朱新礼
但凡有所作为的人，无不与他童年的教育和经历有关系。
在那个饱受苦难和贫穷煎熬的年代，自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朱新礼，却没能成长为一个循规蹈矩的书生。20世纪80年代的朱新礼已经凭着村里人羡慕的大卡车和他的精明才干，成为一个闻名乡里的“20万元户”了。
然而，从小就不甘寂寞的朱新礼绝不是那种仅满足于个人“出人头地”的人，他要的是“中国果农不再为卖水果发愁”，而用他现在的话说就是“证明和体现自己的价值”。
从小就是“孩子王”（1）
1952年5月，在沂蒙山区的沂源县东里村一户普通农民家中，这个家庭的第二个男孩子出生，父母给他取名叫“新礼”。
这个家庭，也是这穷山村里少有的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个读旧私塾出身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私塾学堂走出来之后，干了一辈子的财务工作。解放军解放南京，他父亲从税务部门被抽调出来，随南下大军去任职。后来，因为朱新礼的奶奶病重，才从江苏回到山东老家，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这片故土。娶妻、生子、养家……沿着传统中国农村人的生活轨迹走了下来。朱新礼后来常常开玩笑说：“如果我父亲当年继续南下的话，可能就没有我们了。”
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山东，朱新礼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思想受益者。“道德品质以君子论。” 在言语和为人处世方面，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习礼、知礼、授礼，他的一生都只是在与君子相比拟。同样，他也以儒家思想来教育孩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希望孩子和自己一样，继承的是“儒家风范”而不是粗野匹夫。甚至在为几个孩子起名字时，父亲都是参照了儒家著作《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名句，对朱新礼的哥哥取名“新民”，其他五六个孩子也都冠以“新”字，并释其义，启迪诸子。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小朱新礼逐渐把儒家的仁义道德内化于心，并将之作为做人的基本准则，这使他在以后的人生历程中受益匪浅。
朱新礼至今对父亲的教诲心存感激。
这位私塾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明显有别于传统。他很少把自己从学堂上学到的那些四书五经空洞地灌输给孩子，更多的时候，他会给孩子们讲那些流传千古的中国典故。让孩子们在这些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中受到启迪。“孔融让梨”，让他们懂得兄弟之间要相互谦让、包容；《三国演义》中的“桃源三结义”，让他们懂得朋友之间要肝胆相照；《水浒》让他们懂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父亲这种“案例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朱新礼。从尊老爱幼到为人处世，他总能做得恰如其分、循规蹈矩、彬彬有礼。而这也奠定和成就了他事业方面的良好人缘。
除了偶尔喝酒之外，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写字，这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业余时间。
每年，到了快过春节的时候，朱新礼家是最忙的。乡里乡亲们经常到家里来请朱新礼的父亲帮忙写对联，而他们哥几个就一起帮忙研墨，晾干那刚刚写出来的对联。忙得不亦乐乎，心里却美滋滋的。农村讲究的就是这种“人气”。在潜移默化之中，父亲把乐于读书的好习惯也传给了朱新礼。
朱新礼小时候，正值20世纪60年代，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大跃进”、“浮夸风”、自然灾害……这些自然、人为因素引起的灾难，让这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那个时代，活生生饿死人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整个中国的农村“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过。”在东里村，家家都很贫苦，半夜里常常听到女人、孩子的哭声和男人的叹气声。一年四季见不到绿色，因为一切能吃的树叶早就被人们采光了……
这些耳闻目睹的疾苦，在朱新礼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他明白了穷苦带给人们的磨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从小就是“孩子王”（2）
不过，相比周围大多数家庭，朱新礼家的生活却要好得多。父母很勤劳，母亲是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式的吃苦耐劳的农村妇女，淳朴善良。她每年都要在平整后的房前屋后种上很多南瓜，秋天屋里便堆满了金黄色成熟的大南瓜。虽然家里人口多，却可以填饱肚皮，并且有余粮来接济乡亲们。
有一件事情，朱新礼到现在依然记忆深刻。
有一天晚上，夜出奇的黑，一个乡亲摸黑到朱新礼家里去取朱新礼父亲送给他的接济粮。因为天太黑，根本看不清楚路，也没有手电筒之类的照明工具，一不小心就碰到了院外槐树枝发黑的刺上，他的脸一下子就被扎破了。在煤油灯下看到那张因饥饿发黄却涌出血来的脸，朱新礼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埋下了改变贫穷命运的种子。
看惯了生活的艰辛，朱新礼从小就很懂事，主动为父母分忧。父母外出工作时，他就帮忙打扫房间、拾掇家务、照顾弟弟。朱新礼上学后，就开始勤工俭学。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没有再跟家里要过一分钱。贫困也许是福，它潜藏着无穷的爆发力，使人的脊梁更硬。
“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觉得以后要为农民做点什么，来改变中国农民的面貌，立志为天下百姓造福。”回忆起那个艰难的时代，穷苦带给人的磨难，给朱新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在心底憋了一股劲儿：“一定要改变农民的生活状态！”
与朱新礼邻居的老王家，有个年龄相仿的小伙伴——王延胜（时隔30多年之后成为汇源集团党委副书记），平时经常跑到朱家，与朱新礼一起玩耍。尽管比朱新礼大两岁，他却习惯于把朱新礼当“大哥”。朱新礼从小就是“孩子王”，大家都喜欢听他的。“大哥”平时有好玩的、好吃的从来不吝惜分给大家。
据他回忆，那时朱家有许多书，王延胜每次来找朱新礼玩时，经常看到朱新礼一个人躲在屋里看书。王延胜也常常被那些精美的“小人书”深深地吸引住。“小人书”就是那个时代在孩子中间非常流行的连环画册。他常常跟朱新礼一起藏在屋子的角落里看书。有时候在朱家没看完，爱不释手的他便跟朱新礼借，朱新礼从来也没拒绝过。但都要叮嘱一句：“什么时候看完都行，一定不能弄丢哦。”
除了“小人书”之外，朱新礼的那些玩具也让王延胜好生羡慕。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9岁那年，朱新礼有了一把“枪”（玩具手枪）。那时候，在农村，这样的玩具是极其罕见的。不要说玩，有的孩子连见都没见过。朱新礼佩带“手枪”所到之处，总有一大群的伙伴跟在他后面，眼巴巴地盯着那把枪。不由让人想起小兵张嘎的那股得意劲。
由于是自己最心爱之物，朱新礼也很少拿给别人看，唯独让王延胜悄悄地摸过一回。在王延胜的记忆中，朱新礼虽然是“孩子王”，但是从来都不欺负别的小孩子，几乎没跟小伙伴们发生过什么冲突，也没跟人打过架。用王延胜的话说，“他跟谁都能玩到一块去，和他在一起会觉得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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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故乡”
朱新礼出名了，江西修水人也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他们说：“这里是朱新礼的第二故乡。”
说起这“第二故乡”的来历，还有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11岁那年，朱新礼去了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为膝下无子女的伯父做继子。他就不能再跟老家的小伙伴们玩了。
去修水县伯父家，朱新礼是不愿意的：为什么兄弟六个人，偏偏选了我送给伯父呢？他认为是父亲不喜欢自己。
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新礼啊！你们兄弟六个，就你最机灵。你去，我跟你娘才能放心点啊！”似懂非懂的朱新礼只好乖乖地去了。
在修水县，朱新礼备受想家的煎熬：想父母、想兄弟、想小伙伴，想家里的那只狗——那是朱新礼从小带在身边的。
朱新礼至今仍爱狗，他喜欢狗的那股忠诚劲儿。那时候还没有电话，跟家里唯一的联系是写信。因为识字不多，不会写的字就画一个框。不会写“狗”字，他就索性画一只小狗在纸上。父亲看到信的时候，常常哭笑不得。
不过，父亲还是能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每次都把他的信解释给朱新礼的母亲和兄弟们听，并耐心地回信给他。
那时候，朱新礼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收到家里寄来的信，他每天都在期盼家里的信。
其间，朱新礼也回过家一次。
但是，15岁的那年，朱新礼又被“赶”回了伯父身旁。在伯父家，从小善于称“王”的他，又结识了一帮好伙伴。
这时候的朱新礼，个头比同龄的男孩子都高。在家读书的时候，朱新礼是班长、少先队大队长。
他最大的爱好还是读书。县城的图书馆离伯父家不远，朱新礼一有时间就去泡图书馆。那段时间，他读了不少书。
17岁的时候，朱新礼又回到了山东老家。
而这时候，家乡的小伙伴们都已经长大了。朱新礼想当兵，但未能如愿。
业余时间，善吹拉弹唱的朱新礼在村里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自任队长。而王延胜却去当了兵，离开了家乡，两个人自此很少见面。谁能想到，30年后，王延胜也加入了汇源，两个幼年的好伙伴又成了汇源“战壕”里的兄弟。
“不安分守己”的村主任（1）
朱新礼20多岁的时候，决心学一门“手艺”。农村是需要“手艺”人的，一招鲜吃遍天。他报名参加了临沂的一所机械技校，学习开车、修车。自小喜欢钻研的他，发挥了特长，对车摆弄得很是娴熟。日后他常常自豪地说：“我当时可以把整个拖拉机拆卸开，然后再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安装起来。”
1982年，朱新礼承包了汽车。不经意间，他又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所开的那辆汽车，是整个沂源县农村的第一辆“解放”牌。
凭着高超的驾驶技术和吃苦耐劳的毅力，朱新礼把汽车运输搞得有声有色。承包之后的第一年，他赚了5万多元！到了第二年，他足足赚了20多万元！
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万元户”是整整一代农民的“终极目标”。而此时朱新礼的“身价”，足以顶得上20多个“万元户”！
那可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啊，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能有如此雄厚的家业，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抱着小富即安的心态，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关起门来“偷着乐”的生活，绝非朱新礼的追求。他有更大的抱负，有着更宽广的胸怀：“一个人富起来不算什么本事，让周围的乡亲们都跟着沾光，那才叫有能耐！”
1984年，通过车辆承包初露锋芒的朱新礼，在村民们和上级领导的一致举荐下，当选了东里东村村委会主任。不管是自己的家人，还是亲戚朋友，都不赞成他接手这个穷山村的烂摊子：“放着大汽车不开，在这个穷山沟当个村主任能有什么前途呢？”但朱新礼却不这么看。在他看来，恰恰是这个有着800多户人家、3 000多人口、人均不到4分地的小山村，能给他更大的舞台，让他实现那个伟大而极具魄力的“共同富裕”之梦。同时，他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能耐。
愿望总是美好的，但现实毕竟是现实。在这个四县接壤的东里村，祖祖辈辈都在这片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乡亲们，除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之外，几乎想不出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变穷困的现状，吃得饱、穿得暖就是好日子。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接受命运的安排。
放眼整个中国农村，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六个年头。
6年前的那个冬天，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群被穷困日子吓怕了的农民，铤而走险地进行了“包产到户”的伟大创举。冒着杀头之罪，订立“攻守同盟”，开始向贫穷、饥饿宣战。一个名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生事物迅速蔓延神州大地，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但是，这种在某些地方“一包就灵”的崭新机制，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于是，以南方的华西村与北方的大邱庄为代表的另外一个群体，开始探索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路线，用一种产业化的眼光去审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变革。
了解到整个时代的基本背景之后，镜头再回到朱新礼和他领导的东里村中来。像当年充满一腔豪情的热血青年一样，这位新上任的村长，开始了他的“三把火”。
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村民代表大会上，朱新礼将他想了很久的一个建议郑重地提了出来：“改革开放已经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