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村民代表大会上，朱新礼将他想了很久的一个建议郑重地提了出来：“改革开放已经好几年，国家实行承包责任制，政策允许走发家致富之路。我觉得大力发展农副业是一个好出路……我们把所有的地再集中起来，不种粮食了，全部种上葡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不安分守己”的村主任（2）
这个破天荒的建议还没说完，村民们的反应可以想像。台下一片嘈杂，村民们七嘴八舌地嚷起来：“不种庄稼，我们吃什么？”“种葡萄？真是笑话，谁有经验啊？站出来瞧瞧……”
会场炸开了锅，质疑、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村民们情绪激动，都恨不得马上揪住朱新礼，把他问得瞠目结舌才罢休。祖祖辈辈靠种庄稼为生的村民们，怎么也无法理解这个年轻的村主任为什么会如此“不安分守己”。第一次大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第一把“火”就这么被熄灭了，朱新礼不甘心，他一定要证明给村民们看。那种勇往直前、一如既往的豪迈，犹如几百年前向教会宣战的哥白尼证明“囚禁了哥白尼，地球一样会自转”一般……
自幼在书香门第长大的朱新礼，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一个读书人特有的“政治天赋”——他深谙这样一个道理：农民是最讲实惠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打动不了人，必须弄个样板出来，让他们瞧瞧，这就叫“以点带面”。他决定“拉拢”党员干部，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不久，他专门组织召开了一次党员会议，给村里的党员、村干部提了个要求：把你们家里的地全部交出来。
交出来不等于无偿地“没收”，朱新礼承诺：村里将会按人头计算，给每户人家的每一口人，每年免费发放500斤面粉。村民们掐着指头一算：我这个4分地，粮食产量再好也收不出500斤面粉啊！值！点头答应了，把自家的地交了出来。但是对于朱新礼那个“荒诞”的想法——大面积种植葡萄，仍然觉得不靠谱。早已胸有成竹的朱新礼决定推行第二个计划：带领党员们出去看看，见见世面。
他自己开着大客车，带着这群党员、老干部，到胶东去参观考察。在当时，那里是齐鲁大地上最富庶的地方，而胶东大泽山的农民正是靠种葡萄发了家，20世纪80年代有名的电影《喜盈门》就是在此地拍摄的。
一番考察后回来，朱新礼组织大家开会。他强压着自己心头的激动，苦口婆心地劝大家说：“我们这一趟回来，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收获？我这一路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啊！同样是农村，大家都看到了，同样是地不多，同样是农民，同样是以土地为生。看看人家吃的、穿的，再看看我们吃的、穿的，咱们就甘心过穷日子吗？难道我们天生就该是穷命吗？”
此时此刻，一起出去考察的党员和乡亲们，全都沉默了……
这些深受震撼的党员干部们，是心服口服了。他们开始对朱新礼这个刚刚30出头的年轻人刮目相看了：他不是个唯利是图的暴发户，而是一个心系乡亲们的好带头人啊！
于是，这帮党员干部们开始说服自己的亲戚朋友，让他们主动把地交出来。很快，朱新礼就带领大家把地全部种上了葡萄。当然，仍有一些持怀疑、观望的人冷嘲热讽：“让朱新礼天天吃葡萄吧！”
朱新礼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毕竟乡亲们祖祖辈辈种粮食，根本没有种葡萄的经验。
他不但要不断给大家打气做思想工作，还要跑出去考察葡萄栽种管理和市场变化新情况。回来，再手把手地教村民们种葡萄。这期间，他曾在一个月内8次亲自驾驶大客车载着乡亲们外出参观学习。
其实，精明的朱新礼在提出收回土地种葡萄之前，早已认识到当地半山丘的沙质土地种粮食产量低，而当地的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种出的葡萄个大、味甜，是村民致富的好门道。
“不安分守己”的村主任（3）
果不其然，在朱新礼的发动下，有800多户人家的东里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葡萄村。一半以上的农户因种葡萄成了万元户。一时间，周边乡镇纷纷效仿。沂源葡萄打入了广州、深圳等市场，葡萄种植业带动了包装、运输、服务、种植、种苗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紧接着，朱新礼对原有的村办企业进行了整合，又陆续创办了面粉厂、轧钢厂、橡胶厂、砖瓦厂等企业。三年之内，东里村已陆续成立了27个村办企业。除了种葡萄之外，每家每户的富余劳动力都被安排到这些村办工厂去上班，祖祖辈辈的农民在家门口当上了“工人”。
东里村的乡亲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朱新礼自己也没想到。
从1985年开始，东里村不再靠国家的救济粮吃饭。
又过了一年，这个昔日远近闻名的穷村庄竟破天荒地向国家上交了上百万元的税金。
再后来，东里村的存款在全县的农村中名列榜首。
东里村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村，还成了令人羡慕的电话村，一个800户人家的小山村，竟然安装了400部电话，而且还是程控电话，并接上了总机。那时候电话很少，在农村更是稀罕，有趣的是，一位公社武装部长紧张地质疑：“在农民家里装电话，与台湾联系怎么办？”
1986年，朱新礼当选为山东省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他被各级政府邀请去做经验报告，足迹遍及整个临沂地区13个县（当时的沂源县在行政区
划上属临沂地区）。
然而不久之后，有人把朱新礼告了。
有人把朱新礼在东里村施行的“新政”，包括如何收回土地，如何放弃种粮食，如何种植葡萄等，整理成材料，用8分钱的邮票寄到了北京。后来，上级派了一个调查组来了解情况问他为什么要告状。理由是：农民以粮为天，朱新礼不务正业，让农民把地都种上葡萄了！
于是，在1986年的全县农村工作大会上，竟然发生了这样出人意料的一幕：
县领导发话了：“我们有些人，有的省级劳动模范，在农村搞什么土地改革，居然不让农民种粮食……”矛头所指，大家都心知肚明。
尽管没有点自己的名字，朱新礼心中有数，县领导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由于举报信和批评，朱新礼丢掉了全国劳模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资格。
对此，朱新礼总是淡然一笑。“个人的名利是次要的，提高农民收入才是重要的。” 朱新礼后来说，“那阵子，我没有吃到大家的一颗葡萄，我吃到的是上级的批评和村民们的议论。不过，这些都无所谓……”
许多年以后，朱新礼回到山东老家时，又见到了当年那位县领导，他亲口告诉朱新礼，“其实当时（1986年）那次大会上我是想批评你的。”彼时孰是孰非、谁对谁错的问题已经不言而喻了。但朱新礼对那个已退下来的老领导依然特别尊重。
事实也证明，朱新礼的做法是很有先见的。
就在朱新礼1984年当村长号召农民们种葡萄的十几年以后，沂源县委、县政府正式发布红头文件，号召全县人民种植葡萄，做大做强这个产业。现在的沂源县以及周边的沂水县、临朐县、蒙阴县都大面积地发展了葡萄，几十万亩葡萄带动了一个大产业。每到收摘季节，从广东、福建来的汽车排成了长龙，成了沂蒙山区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但有谁还能想到20年前种植葡萄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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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说敢干敢变的总经理
1987年，东里村数十个村办企业整合起来，组成山东省沂源县东里工业集团，朱新礼兼任总经理。
不巧的是，就在朱新礼走马上任时，正碰上商品短缺、原料紧张，东里工业集团前景暗淡。“屋漏偏逢连阴雨”，原料价格一路攀升，管理瓶颈、资金短缺、产品更新，寻找新的出路，是朱新礼急需解决的问题。
朱新礼是个敢想、敢说、敢变、敢干的人，面对如此困境，他决定背水一战，带领公司转型，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历险”。
在全体职工代表大会上，他明确提出了创新的观念，制定年度计划，并提出部门负责制。
在具体做法上，他实行了“三步曲”，首先针对一些人“官本位”思想重、整天讲空话不务实的现象，朱新礼提出，转变观念是最重要的，管理人员思想要转变，要识大体，顾大局，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
其次，落实责任制，对各部门进行具体分工，下达各部门的指标，围绕目标开展工作。各单位行政主管要向经理办公会汇报本单位的计划和任务执行情况。
第三，关停并转包多项改革措施并举，一切以利润说了算。
朱新礼以身作则，带头做工作总结，也要求所有职工认真总结经验，各项工作有了一个新突破。
他亲自带队对所完成目标进行严格的考核，并根据考核的情况来选拔干部，打破终身制。
这次大胆的“历险”成绩斐然，东里工业集团迅速扭亏为盈，改革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有人认为朱新礼命好，还有人认为他赶上了好时机。
其实，天上不会掉馅饼，“自助者天助之”，朱新礼的成功靠的是自己的远见卓识、自信和胆大。
在东里工业集团的那段经历，为朱新礼以后创业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也为他成就大事打下牢固的基础。
他在这些经历中，积累了创业的资本，在这块“实习”基地上，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这为他以后创立汇源，大胆革新，开拓进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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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的大学生
到1989年的时候，36岁的朱新礼已经做了6年多的村官。真金不怕火炼。朱新礼以他过人的才能，很快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被他们当做一棵好苗子。但此时的朱新礼却觉得自己还需要继续“充电”，好好“修炼”几年。尽管在当时，“知识经济”一词还没有像今天这么流行，但他相信，未来的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知识的时代。
终于有一天，按捺不住的朱新礼走进县长的办公室，试探性地问道：“我想出去学习深造，组织上能不能予以考虑？”没想到县长居然爽快地答应：“没问题，等我消息。”
县长很快安排县委组织部的鲁部长，让他跟上级组织部门联系，准备把朱新礼作为沂源县后备干部培养对象，送去学习。不久得到批复，朱新礼被安排到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习。
于是，朱新礼离开东里的乡亲，开始了三年的大学进修生涯。
“十年###”时期，大学曾经一度停办，许多人不敢也无法接受高等教育。1979年恢复高考后，许多“大龄青年”纷纷进入大学校园。在朱新礼的同学当中，他算是比较“老”的一个，被同学们称为大哥。朱新礼被分配到7楼一个8人间的大宿舍，住的是架子床的顶铺。尽管条件简陋，但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使得“###”期间错过了学习的朱新礼第一次正式走入大学的课堂，充溢在他心中的是一种特别的###与激动。万分欣喜之余，朱新礼也感到了一些压力，毕竟自己的基础并不是很好。
“三十而立”，此时的朱新礼依然是年轻而朝气蓬勃，比年轻的“学弟”们多了几分成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朱新礼也感觉到自己年轻了不少。在和大家一起学习的过程中，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年轻人的活力和闯劲。
在学校的日子里，朱新礼每天提前预习当天要学的功课。每次上完课后，他都及时复习、整理笔记。晚饭后，他习惯性地散散步，然后继续到图书馆上晚自习。就这样如饥似渴地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学习管理、政治、文学、金融等。
至于生活、待遇，老朱根本顾不上计较。在进修了一年多之后，山东省冶金厅的一位朋友专程去学校看望他。这位领导一走进朱新礼的住处，立马懵了：8人间，还是顶铺，堂堂的省级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优秀企业家，竟然住在这地方？
朋友立刻找学校的有关领导了解情况。原来，朱新礼来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就简单地办了个手续，填上自己的名字。一贯低调的朱新礼从来不愿炫耀自己，更没有亮出过省级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优秀企业家这些耀眼的“王牌”。
如果不是朋友出面过问，校方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位“名人”大学生的底细。了解了朱新礼的“真面目”后，校方赶紧安排给他改善待遇——让他“更下四层楼”，从7楼搬到3楼，住两人间的房子，而且为其配备了电视、电话，待遇“大大改善”。
现在回忆起来，朱新礼的确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深造的时间。谈到当初“躲”进象牙塔“闭关修炼”的原因，他曾经这样解释道，“我是觉得自己要把握好时间——应该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去学习，在经济繁荣发展的时候出去创业。而我学习那两年正是经济最低迷的时候，所以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这里，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惊叹朱新礼的选择。选择在1989年去进修学习，对朱新礼来说，也许时间点的选择带有偶然性，但现在回顾起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他所选择的时间正当其时。
朱新礼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学习机会。同时他也的确把握住了这“最好的学习机会”。对于这段学习经历，朱新礼曾感慨地说道：“如果没有在管理干部学院学习的话，我可能会在村里一直干下去，或者是在地方政府混个一官半职，也就不会走上创业这条道路了。我觉得人生需要不断地学习，这对培养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很重要，也可以开阔眼界，甚至影响今后的道路。”所以，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三年是朱新礼最难忘的三年，也是收获较大的三年。朱新礼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从2000年开始，他专门拿出30万元作为学院的奖学金，持续十年，每年都要邀请学院的老师同学来汇源做客交流。
在经济干部管理学院进修的这段时间，朱新礼不仅从书本上学到了许多有用的知识，同时也学到了诸多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