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到纽约，与十年前我第一次来纽约看到的一样，一个字：“乱。”这十年间，我去过几次纽约，但都是在冬天去的，冬天的纽约天气很冷，街道上都是没有完全融化的黑雪，以往我只是从办公楼直接到饭店，很少在街上走。这次去正好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时间又很富裕，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街上走。当初纽约曼哈顿的规划者，用横是街道，竖是大道的方式对这个城市做了简单的分隔，当初的管理者也一定想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规则和秩序。几十年之后的曼哈顿，成了全世界最开放的地区，不同人种，不同语言，不同信仰并存。除了仅存的街道和大道的编号之外，当初的规则和秩序荡然无存。对一个有巨大生命力的城市，单靠一种头脑中想象的模式和实验室中研究出来的规则来管理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随机的、混合的、“奇迹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的”城市从表面看很乱，“乱”已成为了纽约的特征，成为了纽约人文化的一部分。张曼玉和王菲在纽约生活了一段时间，深受纽约文化的影响，据说张曼玉从来不去理发店剪头发，都是自己拿剪刀自己给自己剪。再看那些按一定的模式严格管理的城市，要种一样的树，种一样的草，树和树的间距都是统一的。这样的城市，大多死气沉沉，没有任何的活力，比如中国的珠海。表面化的规则和秩序，实质是简单和没有生机。
用封闭的方式管理城市，城市都被管死了；用开放的方式管理城市，城市生机勃勃。
中国每年都开一次“住宅产业交易会”有个英文简称CIHAF，秘书长是单大伟，就是这个会议的总头。前几年，在深圳开会，会越开越大，最后一次“住交会”的几天里，每到凌晨一点、两点单大伟就出现了，神经高度紧张，总是担心出事，总是担心照顾不好大家。我和深圳世联地产的陈劲松同他聊一会儿天，安慰他一会，他就又开始明天新的一天的紧张了。终于因为“住交会”规模太大了，深圳放不下了，会议搬到了上海。人更多了，就像一个大的自由市场，也是一个字，“乱”。但大家各取所需，想认识人的就去认识人，想谈生意的就去谈生意，想参观的就参观，爱讲演的就过讲演的瘾。据说是有五万人参加，但谁也无法统计。单大伟在上海开会的几天内也见不到人了。最后会议闭幕的一天，见到了单大伟。他说，人太多了，照顾不周。我说这就对了，你看这些房地产商谁需要你照顾，自己把自己照顾的都很好。有许多会议，会前组织者费了许多力气，要让会议完全按自己设想的模式去运行，稍有偏差，就紧张得不得了，这样的会议一定开不好，起不到开会的作用。这只是流于形式主义的会议。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人一般分两种，一种人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我们和我们所做的事是这个不确定世界的一部分，做起事情来轻松，不费力气，效果不错；另一种人认为世界是确定的，我们一定要全部掌握事物所有的规律，制定出来一整套的规则和程序，这种人干起活来，总是费力不讨好，没有效率。
十年前，比尔·盖茨的Microsoft用Explorer开放思维的方式打败了Netscape。建立了Microsoft的帝国，成了世界首富，也成了全世界年轻人学习的榜样；今天一种更开放的Google在挑战Microsoft，让比尔·盖茨坐卧不宁，他正在组织力量，全力以赴的制造“Google杀手”。Microsoft比Google大十倍，为什么Google会成为Microsoft最大的敌人呢？看一看他们软件的界面就知道了。Google软件的界面是极少主义的典型，当然“苹果”从外形上也是非常的极少主义。Google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网站连接。而Microsoft功能复杂，自成体系，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帝国。全世界所有人不可能永远写文章时都用Word，算账时都用Excel，上网时都用Explorer，讲演时全用PowerPoint，这世界需要一些变化了，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比尔·盖茨为我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中。
Microsoft和Google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谁输谁赢，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最决定性的就是有没有开放的思维，承认人是有差异的。把人这种开放式的思维，变成机器的语言，写成用户接受的软件。这对一个大公司来说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已经官僚化了。但对一个小公司要容易得多。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他们（Google的Sergey Brin和 Larry Page）就是知道穿黑衣服，扮酷！”这说明他们更年轻，思想更没有负担，就像当年的比尔·盖茨一样。
小事情要做到整齐，例如，自己钱包、自己电脑的文件夹、自己的办公室，只有整齐才有效率，小事情就像做圆周运动一样，是第一宇宙速度的模式，有一个中心，自我封闭起来。做大事情，系统更复杂，能量更大，所以做大事情的指导思想要开放，容许“乱”，更像做抛物线、双曲线，第二和第三宇宙速度的运动方式。
一座城市、一次会议和一家公司要办好，这些都是复杂的系统，需要大的能量，指导思想一定要对头，要开放、你所做的只是万千世界的一小部分。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井底之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自己的思想圈在一个小圆中。表面现象的“乱”就是不要太人为了，不要把自己的喜好和价值观强加在别人和别的事物的身上。这样将更接近自然，更接近客观的规律。
评论///
深潜小白
/// 2005/12/14 /// 14：39：11
乱这个主题让我想起一本有趣的书《混沌》（Chaos），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永不重复的乱的有序，有理论说宇宙初期就是如此，而且自然界的很多事物都符合这个规律……乱，有史以来就十分有理……
一碗呱呱
/// 2005/12/16 /// 22：27：54
老潘说的还是毛主席老人家的那句：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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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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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欧洲了，不知道什么样的电源插头才能用，就让秘书在市场上买了好几种类型的。到了欧洲才发现，这几个类型的都不对，离开了电，才感到电源的重要。刮胡刀没有电了，胡子不能刮；手机电池用光了，电话不能打；电脑没有电了，电子邮件不能收发，也不能上网。从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到罗马尼亚，访问日程安排得很满，我有空就往商店跑，去买电源插头。这些国家的商店也就是中国80年代初的水平，除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插头，根本没有其他任何类似的插头。
一路上因为这个插头又狼狈、又浪费时间。真想用刀子撬开插座，当一回电工，但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别惹出麻烦来，忍一忍就算了吧。
回到北京，又去买了一些类型的插头。接着出差到法国和意大利。在法国时，饭店里上网的速度仅有28K，用惯了现代城宽带，再用这种窄带，就如同开惯汽车的人，再回去赶老牛车一样的不可忍受。好容易上了的BBS，给我的朋友发了一条抱怨法国饭店的帖子。到了意大利，一看插座，又犯傻了，这种类型的插座我从来没有见过。别说用电脑上网了，连电源都接不上了。
好在意大利风景好、建筑好，吃的、喝的更好，尽情地玩了几天。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连每年最爱看的总理答记者问也没有看到。
标准化如此重要，就是因为电压不同，插座类型不同，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耽误了多少事情。此事虽小，联合国、WTO也该过问一下，北约也别老想着打仗，应该把统一插座类型列到议事日程上来。
去嘎纳参加MIPIM会议，因为参加会议的人太多，世界上大的房地产商基本全到了，一万多人，把这个小城市给挤爆了，饭店、餐馆、咖啡厅全是人，我们被挤出嘎纳住在尼斯。法国蓝色海岸出租车却贵得惊人，因为劳动力成本太贵。我自己就是一个好劳力，干脆租一辆车自己开吧。夫人去租了一辆最先进的奔驰。功能太多，屏幕也太多，既可自动，也可手动，一个按钮就搞定了。上了高速，汽车就发出怪叫，车后一位同行的人讲好像是在二挡上，开了100迈的速度。仔细一看，真是按到了手动二挡的位置。在法国，既不懂路，又不会法语，也没有国际驾照，口袋里的一本中国驾照在封面上连一个英语字母都没有。从蒙特卡罗到嘎纳时，我只知道MIPIM大会在海岸线上，可沿着海岸线走还是常常迷路，一个路口最多时转了四次。语言也如同插座一样，类型不对，干着急。同样既耽误事情，又浪费时间。下了多少次决心要学英语，刚刚入门，又冒出来法语、意大利语，一个小国家一门语言，语言这东西可不像去街上买一个插头那样简单。国际化，全球化，最大的障碍看来是语言了。
现在大家都说国际化、全球化，似乎这也是我们民族发展的唯一选择，“改革开放”、“走出去”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也成了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与国际对接，同样面临一个插头和插座匹配的问题。
意大利的古老建筑真美。我把在意大利拍的照片放在了上，一位网友给我回帖子说：“看了这些建筑，想想北京，我真想哭！”
记得90年代初，我去西安，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有许多外国游客对这个城市很喜欢，经常呼吁西安市政府保护这些古老建筑。我见到一位市政府干部，非常气愤地跟我说：“这是帝国主义想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想让这些古人留下来的东西挡住我们的发展，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慢一点，千万不能上帝国主义的当。”现在看来，当时呼吁保护古老建筑的这些“帝国主义”也没有错，并非有意给我们设圈套，让我们上当。只是在思考问题角度上也存在“插头”和“插座”不匹配罢了。
到了法国，尤其是蓝色海岸这一带，与我们国家无论从气候，还是财富，都有明显差异。初到蓝色海岸的人，这种差异上的感觉更强烈。在我们同行的人的语言中，常常出现“腐朽的资本主义”这个词，如腐朽的资本主义饭店、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树、腐朽的资本主义海滩、腐朽的资本主义汽车等等。这些意识形态的定语，也会影响我们与国际接轨，树木、花草、沙滩没有主义之分。如果这样，插头会永远接不上国际化的插座。小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表扬好人好事时，常常说当时在脑海里出现毛主席语录。此时，我脑海里出现的是《邓小平文选》中关于姓资姓社的论述，但原话记不清了。
MIPIM会上我最感兴趣的地方，一是亚洲，二是柏林。柏林是因为占大会的位置大，由市长带队，展台既有香槟，还有美女教你如何赌博。而亚洲是一个最被看好的房地产市场。有两个论坛与亚洲有关，但论坛上看到的面孔，却全是欧美人。唯一的一位亚洲面孔，就是我们合作伙伴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地产总裁SEEK先生。但他也是一位香蕉人，外黄里白。只会讲英文，不会讲中文。另一位来自英国的地产投资执行董事讲，公司派他去亚洲寻找投资机会，他找了四年没有找到好的合作伙伴，而在澳大利亚找了一个小项目。在中国找不到插座，就把插座给插到澳洲去了，那不就是100年前他们流放犯人的地方吗？
看到他们在中国找插座如此困难，我真想振臂一呼：“插座就在这里！”但会议从头到尾，只有英、法、德、日语做同声传译，没有中国人的声音。我要上台大喊一声，大会一定觉得准是来了一个疯子，我就没有胆量喊出来。回到中国，跟“插座”与我一样的中国人说吧。
在MIPIM，几乎所有会议上的人，都对我说“JAPANESE”（日本人）？我说：“NO，CHINESE”（不，中国人）。
真想过几年，再开MIPIM会议时，人们对日本人讲“CHINESE”（中国人）？让日本人说：“NO， JAPANESE”（不，日本人）。
评论///
石潭
/// 2005/12/17 /// 12：00：43
标准化如此重要——所以，越来越佩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统一全国的文字了，超级伟大！房地产业是不是也需要有一种统一性、标准化的东西出台呢？现在面向全国房地产市场看，仍然是良莠不齐的现状，不知何时改变。
不要陶醉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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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张欣在威尼斯突然获了国际建筑大奖，当时我有些手忙脚乱。获奖时好在有上海的一批朋友突然出现帮我们照顾行李，还好有建筑评论家方振宁在场，手里拿着一部最新款式的数码照相机，对着张欣拍了许多照片，我这才放心。可是没想到，晚上回到饭店，方振宁连夜把照片拷贝到了光盘上，照相机卡里的就删除了。第二天方振宁非常着急地告诉我，存照片的光盘找不见了，所有的照片全丢了，方振宁怀疑是别人有意偷走的。我看他又写文章又照相，忙忙乱乱的，带的一个助手又帮不上忙，净给他添乱。我想肯定不是别人偷走的，一定是他自己给搞丢的。我告诉他，现在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不要怀疑自己人，不要在我们内部搞阶级斗争，赶紧想补救的办法。
从那一刻起我下定决心要买一部好的照相机，我要自己学会照相，在关键的时候求别人不如求自己。方振宁向我介绍尼康D100的照相机是最好的，用普通的镜头可以配在数码照相机的机身上。回到北京打听，没有这款照相机。后来，我和我们公司最懂照相机的，也最会讨价还价的程立澜博士一起出差到了香港，办完事后，逛遍了港岛所有的商店，他们说，曾有过这款相机，但现在脱销。我和程立澜又坐地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