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有了孩子,但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疙瘩娃”并没有过得更幸福。“疙瘩娃”的孩子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有一天,爸爸正带着还很小的我们一起吃西北传统的早饭——馓饭,突然听有人喊:有人跳井了。爸爸马上带着一根绳,叫了三个小伙子从井里把这个跳井的人捞了上来,才发现这个跳井的人就是“疙瘩娃”。
很多年后有天中午,我跟妈妈聊起这事的时候,我问,是不是这女人生完孩子之后得了“产后抑郁症”?妈妈说不是,在那年代,可能“疙瘩娃”确实是没有活路了,没法活了,所以想跳井自杀。就这样,从爸爸和另外几个村里面的叔叔从井里面救了“疙瘩娃”一命开始,“疙瘩娃”跟我们家就结下了很深的关系。
之后饥荒结束的那一年,“疙瘩娃”带着一张信纸、一张邮票和一个信封找到我妈,说想找找她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家在哪里,想让妈妈帮她写一封信。但她只记得被人贩子拐上火车站的站名叫“渭水峪”,所以妈妈猜想应该是甘肃省秦安县,于是就把这封信写到秦安县渭水峪。开始接连发了两封信,那年月在我们西北逃荒要饭,失散的人太多,信发出去后,倒是有好几家人都来认她,但她看了之后都觉得不是自己的家人,不是自己的哥哥。在第三封信发出去之后,终于有了消息,她的哥哥找到了她。尽管分别了好多年,但她一看到她哥哥就认了出来,哥哥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妹妹,也非常高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妹妹。当时哥哥劝“疙瘩娃”:你已经结婚了,成家了,也有孩子了,就好好地过,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你就回到秦安来,回到自己的娘家。但当时的“疙瘩娃”非常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疙瘩娃”的丈夫叫来成,也是当年逃荒要饭的时候来到我们村子的,他怕失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劝她不要回去。“疙瘩娃”说:你自己已经找到了你自己的父母,我还没有找到,我一定要回去,而且我也不会离开你的。于是第二年刚过完年,正月里她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坐火车顺着陇海线西行到了渭水峪车站,下了车站,就一路边打听着回到了自己的村子。
小时候,我们家也是非常穷,妈妈又常年瘫痪,“疙瘩娃”认定我们家是她的救命恩人,所以在每年春天野菜长出来的时候(我们那里有一种特别好吃的野菜,叫“苦曲”),她挖到的第一篮准是送给我们家。而我带着弟弟、妹妹经过她家去给妈妈取药的时候,经常会遇见她,尽管她不怎么爱说话,但我总是能从她的眼神中看得出来那份感激之情和对我们的关爱。这几年,爸爸妈妈回老家去的时候,她也总是做最好吃的东西带着来看望他俩。
评论///
好好好
/// 2005/12/13 /// 11:17:37
像我这样生养都在北京的孩子是没有老家的,小时候住过的那片平房现在变成了家乐福,除了记忆,什么都没留下。
琼子
/// 2005/12/13 /// 13:31:54
我们一代有的是细小的精神困难,于是只有在幸福的幌子下竞相走向孤单。
感谢潘总,让我始终相信奋斗的意义和精彩。
你的故事里,人们跟生活本身贴得很近,尽管艰苦艰难,但很确定不虚幻。
祝“疙瘩娃”平安静好,现世安康。
深潜小白
/// 2005/12/13 /// 14:03:13
和您交流一个农村妇女“前进一步”的故事,也是爸爸讲给我听的。爸爸家乡是穷困的陕西农村,直到现在还在喝窖里的水,城市人喝不惯,胀肚子,很难受。
“前进一步”是从外村嫁到我爸爸那个村子的,嫁过来的时候,已经带着个孩子。可能她原来生活的村子比我爸村富裕,所以,相对于我爸村子的人来说,她是相当会打扮的。在农村,人们很少关心穿着,但是夏天的时候,她会穿上一条花布连衣裙,尽管是穿着它下地或者打扫院子。也因为这样,农村里的人很看不惯她,背后都叫她狐狸精,也不和她来往。很不巧的,她这个丈夫又在前几年怎么死了,于是村里对她的说法更多。她则一个人照看孩子、院子和几分薄地。
爸爸伯伯们回家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会看,都会送东西,也送了她。她非常非常感激,因为在村子里她几乎是绝缘的。于是她就把自己地里新的土豆,新的棒儿什么送过来给我爸他们。可以看得出来,她是高兴的也是小心翼翼的。送东西过来的时候,总要说些话,让人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她有些不好意思的说:“我的情况你们也知道,在农村自己过日子很艰难,你们看看能不能再帮我前进一步……”(这也就是她这个名字的由来)爸爸伯伯们立刻明白她想再嫁的意思,吃惊于她的勇气更吃惊于她“前进一步”巧妙的表达,也因此,我作为趣事听到了这个故事。爸爸家乡的故事我听得很多,但这个印象最深,我从心里佩服这个勇敢的妇女,她的纯朴认真和对自己幸福的执著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有力量的。
后来我回爸爸老家,总是吵着要亲眼见见这个“前进一步”,但是阴错阳差没有见到,后来总算见到一张爸爸他们带回来的照片,哪有什么狐狸精的味道,只是一个穿连衣裙还算整洁的中年妇女站在那里纯朴地微笑。
饥饿的记忆
//blog。sina。/u/4679dbbf010000wb
那一年,在外地工作的远房叔叔,来到了村里,给我们每个小孩发了一块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头舔过白砂糖,从没有吃过块糖,我们山村里的供销社也没有供应过这稀罕的东西。不小心,也是没有经验,我把这块糖吃到了气管里去了。据后来大人说当时我憋得全身发紫,再后来不知大人用什么办法取出了这块糖。这一年对我很重要,如果这块糖不能及时地取出来,我今后的哪一年就都没有了。糖果对乡下的孩子是很诱人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今年之前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今年,也就是我四十岁的年份,两个儿子要吃棒棒糖,我买了三个,给自己也买了一个,四十岁第一次吃棒棒糖,真甜。
那一年的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队年轻人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喊叫。我的父母急忙从屋里跑出去听,回来说是“九大胜利闭幕了”,妈妈对爸爸说,主席还是毛主席。爸爸没有表情地说,那当然。我在纳闷这样大的会,没有召开,怎么就闭幕了。没过多长时间,我们村里有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声。但大喇叭里讲的话我听不懂。父亲告诉我,我们讲的是土话,大喇叭里讲的是普通话。听的多了,慢慢就听懂了。村里有了大喇叭是件很新鲜的事,他们天天在放。这一年很重要,我从此有机会听普通话了,也是转折性的一年,如果这村里的大喇叭要晚安几年,我的普通话会更差。我工作后积累的第一笔钱,就是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妈妈长年瘫痪在床,电视对她太重要了。三大件中的电冰箱和洗衣机是很后来的事了,没有多少食物要保存,也没有多少衣服要洗。从那以后,我的过年标志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热炕上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年都没有落下。
到了1990年,那一年,我在海口,没有路费回家。海岛上很凄凉,内地人基本上都回大陆了。腊月三十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街上的餐馆都早早关门回家准备自家的年夜饭去了。我与当时我的同事和朋友祝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大排档,我们俩一边吃着河粉,一边盘算着这年怎么过。祝军问我有钱没有,我说,没有钱了。问他,他说,自从放出来后就从来都没有过钱。祝军建议说,干脆我们俩扒火车,不花一分钱,看能不能到我们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没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气太冷了,这没把握的事要搞不好,会冻死在货车厢里。祝军最后说要去儋县的热带作物学院去看他的女朋友,因为她晕车不能来海口。晚上祝军骑上自行车走了,从海口到儋县的距离是170多里,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
送走了祝军,我想要把自己的除夕夜安排好,最重要的是晚上能看到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时家里的人也一定都在看这个节目,如果能看到这个节目,就像和自己家人在一起过年一样。我与我住的招待所二层的女服务员谈好,晚上在她的值班室看那台黑白电视。但看节目看到晚上9点多,服务员说她要睡觉,不让我看了。我只好出来,自己一个人过了一个最孤独的除夕夜。
过了这孤独的除夕夜,时间到了1991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海南省的建设热潮过去了,经济停摆了,凑热闹的那拨人基本都返回大陆了。我当时管理着一个砖厂,砖是一块也卖不出去。砖厂的民工走得不到100人了,他们都是拿计件工资,没有活干,他们也就没有任何收入。过完春节,我去了砖厂,留下的近100人中大部分是四川人,也有一部分山东人,都没有饭吃。四川人饿得受不了就捉老鼠吃,山东人说,老鼠有毒不能吃。看到这种情景,我回想起半年前,我们还情绪激昂地要辩个是非出来,而如今眼前一切都变得平静,变得死一样的平静,可怕的平静。我走到民工的工棚里,问他们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有人说是昨天,有人说是前天。饿着肚子的民工,也是一样的平静,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是我度过的最低潮的一年,在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机。
也是这一年,经易小迪的推荐,我当上了海南省佛学会的秘书长,在一个无聊的年份,清谈一些有聊的话题和闲事。一次开清谈会,我叫上祝军和我一起去。因为自从认识祝军后,我们俩就经常一起切磋《易经》,他的头脑里有许多形而上的想法。开会时,祝军说,我不懂佛的事,但我想我的老祖宗是干这事的,你们看我的姓就知道了。会后大家埋怨我叫了这外行来胡说八道。这一年,就这样无聊地度过,像一粒种子在冬天等待春天一样的安静。
接下来的几年,就是伟人的南巡、房地产的泡沫等等,我在匆忙和热闹中度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想起祝军,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他已出家了。随后的几年中,我常常想起与祝军在海岛上共同度过那困难的岁月,也想正是因为有一批像祝军这样的朋友,精神上才感到很充实。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接到祝军的电话,说要来看我,我很高兴。见面后,祝军告诉我,不出家了,现在在搞IT。并告诉我他的孩子已经和我的办公桌一样高了。
评论///
清谈
/// 2005 /12 /12 /// 15:04:41
看到你说清谈,想来那段日子应该十分悠闲。毕达哥拉斯学派曾经说过人是小宇宙,如果超越一点看,人类其实也是一种物质,各种物质都有精华,而人类也有尤其聪明的头脑,他们是否以其自身更接近宇宙的本质?
潘石屹
/// 2005 /12 /16 /// 15:44:01
人首先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靠我们不断的努力、学习、冥想,在不断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会接近真理。
蓝色鲨鱼
/// 2005 /12 /12 /// 19:43:14
潘先生,你小时候受得苦是否为你今天的成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呢?你照片中的家乡是现在拍的吗,看起来还很落后的样子,潘先生,你有没有改变你家乡落后面貌的打算呢?投资或者捐款?
潘石屹
蓝色鲨鱼: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能够为家乡做点事情,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是两点:第一点是教育,帮助那里的孩子们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见到外面更多的世面。第二是绿化,我的老家一直是荒山秃岭,我希望这里也能够山清水秀。
锦上添话
/// 2005 /12 /12 /// 15:33:12
改革开放后听到不少成功人士说他们年少的时候很苦,由于那时候年龄小,当时也没有觉得自己苦,由于信息不通畅,所以没有感觉当时别人苦。“文革”时期的教育是以苦为乐,还要忆(解放前的)苦思(解放后的)甜,“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学校还组织吃忆苦思甜饭。现在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可是也还是有不少苦涩的感觉。看来,心态是决定心中苦不苦的最佳标准。
自由之根
//blog。sina。/u/4679dbbf0100015f
爷爷年轻时,一直跟随于右任老先生搞革命。因为爷爷去世得太早,唯一可以证明此事的就是于右任先生写给他的一个条幅。奶奶活着的时候曾给我讲过:爷爷留下的其他东西,前些年都毁了。有些是毁于别人之手,大部分是毁在自家人的手里……因为在历次运动中,怕这些东西给家里带来麻烦。记得奶奶每次跟我提起这件事都耿耿于怀,包括对我父亲和叔伯们的意见。
奶奶是外地人,解放后跟随爷爷一起到了我们老家甘肃天水。爷爷五十年代就去世了,“地主婆”奶奶一个人在最艰难的时期,在最艰苦的地方,把父亲、姑姑、叔叔们带大,并让他们都上了学。
在我的印象中,每次去开批斗会,奶奶总是穿好衣服,梳好头发,像现在去参加PARTY一样。平静地去,平静地回来。她回来后,妈妈总是不让我闹,好让奶奶安静一会。但奶奶见到我,仍是一样的慈祥,一样的开心,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村里的人讲,奶奶有许多金条和银元,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了。我去问奶奶:你是不是有许多金条和银元?她告诉我:“那东西没有用,奶奶也没有埋。这世上还有比那东西更珍贵的东西,你长大就知道了!”我当时并不懂奶奶说的话的意思,但相信奶奶对我讲的是真的。我也一直在寻找比金条和银元更珍贵的东西。一九九七年农历乙亥年九月初二,已经患病不能讲话的奶奶去世了,二叔给奶奶写了一幅挽联,上联是“既辛亥革命呱呱诞生于中州大地”,下联是“